二
    百日维新是在新旧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维新派与帝党结合，通过一个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得以实现的。因此，如何处置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和旧大臣，就成为维新派十分棘手的问题，若处置策略稍有不当，必然遭致变法的失败。
    对此，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的主张是撤闲衙、汰冗员，这在康有为的多次上书中都有论及，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还提出了详尽的撤汰方案。（14）总理衙门传见问话时，他还明确表示，变法应以官制改革为先，六部等法律官制应尽予撤裁，“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仍可推行。”（15）但当变法进入到实践阶段，康有为鉴于封建官僚机构的庞大而复杂，维新派与守旧大臣力量对比的悬殊而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康有为的策略首先是“分别官差”，即暂时不触动原有官僚机构，让旧臣官保原位，但要增设新局差，由“通达之才”领导新政。“诏定国是”后第6天，光绪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他说：守旧大臣“盈廷皆是”，他限于权力，不能去之，怎么办？康有为答道：“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设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16）首次明确提出了“官差并用”策略。稍后，他在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按语中又对光绪说：“若以旧官一时难裁，则惟立新政各局，以任内外之政，差与官别，宋太祖曾行之，以官优勋旧，以差待才能，则两不误矣。”（17）百日维新进入中后期，臣民纷纷上奏撤并机构、裁汰冗员，一时“朝议纷纭，多有厘定官制并裁冗署者”，光绪也有意采纳。康有为急忙上折，指出官制必须厘定，但“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而今为之非其时也”，若稍革一二，不但无补于时局，反而会有害于变法，要求光绪从长计议，统筹全局。他因而又向光绪提出了“分别官差”的详尽方案，保留原有衙门，“令各政皆别设局差，如军机、译署之例，选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资格任之，去卿贰大臣，方任专差之例，若以积习相沿，骤难变易，则凡此专差人员，皆赏给京卿、御史职衔，准其专折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办理新政，体制也同。若不设新局，则每衙门皆派人行走。”“凡官不得兼差，其有枢桓、译署、管学等差者，亦无庸到本衙门办事。”（18）
    由上可知，“官差并用”是康有为鉴于当时国情对官制改革采取的一种过渡措施，是一种策略。必须承认，康有为的这一策略是英明的，他想用虚官高位和一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置旧臣，由“通才”即维新派来充任从中央到地方各衙门的“专差”，执掌变法的实际权力，以避免在维新派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过早撤闲衙、汰冗员而激化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社会的动荡，徒然增加变法的阻力。
    但是，光绪并没有采纳康有为这一具有重大策略意义的建议，反而在康氏此折呈上的第二天即8月30日，采纳岑春煊的建议，颁谕裁汰从中央到地方的闲衙冗员，激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加速了政变的到来。
    康有为的策略之二是优待老臣与大行赏罚相结合。康有为十分注意优待老臣，强调“以高秩优耆旧。”他说：“《论语》谓，‘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昔光武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勋，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故开国功臣皆予特进奉朝请。……宋太祖也用此道，故当时功臣，皆不挂吏议，保全始终，既有劳于前，亦当思礼于后。”主张“其年较耆老者，不必劳以任事，赏给全俸，令奉朝请，如此则耆旧得所。”（19）康有为的目的是想用优厚的待遇来安抚位高权重的耆臣，以尽可能争取他们对变法的同情与支持，因为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如何对变法的成败关系重大。
    如果说康有为的“以高秩优耆旧”是想用优厚的待遇来安抚耆旧重臣以减少变法阻力的话，那么，他的“大行赏罚”则是要通过奖惩来分化、震慑群臣，以达到同样的目，使新政“令下如流水”。“百日”期间，尤其是“百日”初期，康有为曾多次建议光绪大行赏罚。“诏定国是”后第四天，他就为宋伯鲁、李盛铎拟折，“请明赏罚”。6月17日，他又代宋伯鲁拟折，要求“痛斥守旧拘墟之愚惑，严定违旨不更新改变之重罚”，“其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即使其才可用，亦必暂加褫斥，徐与开复，以正国是而耸众听，然后天下皆晓然于皇上之天锡勇知，毅然变法之意，当无不洗心回面，改视易听，而奉宣新法矣。”（20）6月19日，他又在谢恩折中提出“著阻挠新政既不奉行，或造谣惑众攻底新政者之罪”（21），次日，他又代杨深秀等拟《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请力赐降斥折》，建议将明目张胆反对变法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并令其退出总理衙门行走。（22）
    应当指出，康有为大行赏罚以行新政的策略是适当的。既然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必然要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不对阳奉阴违阻挠新政、明目张胆反对新政的人予以惩处，新政就会付诸东流，这已为古今中外的改革史所证明。再从康有为的上述奏议看，他是惩之有理、罚之适当的，他只主张对极少数违旨阻挠新政、造谣扰乱新政的人给予惩罚，十分注意打击面；对这些人即使是人才，也要“暂加褫斥，徐与开复，”目的是为了“警天下”，“以正国是而耸众听”。即使象许应骙这样明目张胆阻挠新政的，他也只主张以三、四品京堂降调。但光绪并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策略地行使赏罚大权，他意气用事作出的一概革黜礼部六堂官，由于罚之失当，不但完全失去了康有为“大行赏罚”的策略意义，而且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总的来看，“百日”期间，康有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变法策略基本上是适当的。“百日”期间，光绪的许多不策略举动，是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所致，而不是象孔祥吉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康有为鼓动的结果”。（23）我们在研究戊戌变法的策略时，应当把康有为的变法策略与其它维新派成员、特别是与光绪的变法策略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注释：
    ①如董方奎在《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一文中即持此说，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③④⑥⑦⑩（18）（19）（21）《杰士上书汇录》，见《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85、266、267、286、321、323、324～325、324、286页。
    ⑤（11）（1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按语、跋，同上书“附录”，见该书第160、219、133页。
    ⑧⑨（14）（20）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52、286、133、262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12）如董方奎在《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一文中即持此说，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3）“百日”期间上谕及臣民上书总数均据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5）《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神州国光社，第140页。
    （16）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一），神州国光社，第251页。
    （22）转引自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0页。
    （23）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中华书局，1988年5月版，第1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