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在旧中国居留十三年，一贯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长期致力于向美国及世界公众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尤其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的中国局部抗战期间，斯诺作为美国几家主要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深入前线采访中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并在《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等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对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文根据现有材料，具体考察斯诺对中国局部抗战的支持和帮助。
    （一）谴责日军在华暴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却对日本侵华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九·一八”事变刚一发生，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公然宣称：“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①。法国赤裸裸地说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②，美国则奉行貌似公允，实则纵容日本的“不承认主义”。因此，揭露日军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对于制止日本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九·一八”事变起，斯诺就密切注视着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1931年10月，他同鲍威尔、基恩、弗雷德里克等六名美国记者赶赴东北采访战争实况。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冒着日军侵略的炮火，走遍上海、热河等战事发生地点，目睹了大片中国国土横遭日军铁蹄践踏，成千上万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城镇夷为平地，房屋烧成灰烬，残缺不全的尸体，凄厉哭号的弧儿……在斯诺眼前组成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使他常常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1933年斯诺在其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以无限悲愤的心情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他写到：“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动一空，毁坏殆尽”。③在上海，海军陆战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狼籍躺卧着平民的尸体；胆小的日本新兵被命令着以中国人为靶子练习刺杀，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无论走到哪里，烧焦了的木头和人肉的刺鼻气味都会迎面扑来。面对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眼神里充满战争悲剧”的百姓，斯诺痛心疾首。他说，整日里“我的脑海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什么都不知道。”④他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早在几个世纪前东北就是中国的领土，“日军在东北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军事入侵，是一种战争行为，它对中日两国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⑤在“一·二八”战争中日本海军上将盐泽发出的最后通牒虽已被中国方面全盘接受，但日军仍炮轰市区，造成大批中国老百姓的死亡。期诺严厉指责盐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违背了国际惯例”、“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中立地位”，“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⑥，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尤为可贵的是，斯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较早地认清了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得寸进尺，企图吞并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斯诺就清醒地认识到，“‘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日本侵华行动的序幕，日本从它的冒险行为中得到鼓励，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事态”。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早些时候，日本人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界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此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回该瞧日本的了”。⑧1934年2月，斯诺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东北是怎样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的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向东北渗透、扩张，以至把东北变为殖民地的侵略政略进行了详细、深刻的剖析，痛斥日本瓜分中国领土的强盗行为。
    斯诺对日军在华暴行和侵略阴谋的揭露，有力地驳斥了英美等国为日军辩护的伎俩，从舆论上道义上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远东前线》一书，被后人誉为“是对日本在满洲和上海‘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最好报道。”⑨
    （二）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行径，赞扬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因此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是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采访中斯诺目睹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退、屈膝求和的行径，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舆论纷纷指责张学良丢失东北，斯诺一方面认为张学良对东北沦陷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则着重谴责了蒋介石“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对日策略。他说：“丢失东北的责任并不全在张学良一人”，⑩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就曾急电张学良不要轻易行动”。（11）事变发生后，“他又根本不派一兵一卒去援助盟友”，（12）“当时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来取信于民，但他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13）斯诺还指出，“一·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是强烈反对在上海继续抵抗的”，“要是他派出需要的炮兵和步后增援19路军，中国本来可能长期守住防线”。（14）1933年他又撰文谴责南京政府不帮助华北军队抗日，不拿出一支枪一架飞机来投入拯救热河的战斗。1935年当斯诺得知国民党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的消息后，深刻指出：“很显然，这一协定表明中国政府将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管辖和统治”。（15）蒋介石应对中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政策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