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以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构成开端，整个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苦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与探索史。综观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历史，多少爱国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共识下，有感于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以各自的理论主张及其躬身实践，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强国之梦；但这些美梦却旋起旋灭，无一能得到实现，在中华民族经济历尽坎坷、终于全面腾飞的今天，简略回顾这一历史道路，无疑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贫穷孱弱，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工商业发达的西方列强形成巨大反差。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对海外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剥削和奴役的过程。因此，当亚洲、非洲、美洲、澳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沦为西方殖民地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中国，便成为他们虎视鹰瞵、竞相争夺的对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而利用鸦片贸易劫掠中国财富，继而通过发动鸦片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咎在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而且还在于中英军事技术力量对比悬殊。英国侵略者以区区48艘兵舰和10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队横扫东南沿海、直逼大沽海口这一严峻事实，促使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抵抗派人士，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军事工业的设想，以期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如林则徐在广东备战时，曾组织人员大量翻译海外书报，了解西方情况以及有关欧式大炮的制造和应用知识，并购置了一批洋炮加以研究；他多次向道光皇帝上书，建议效法西方，建立一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新式水军，以抵御英国兵舰的侵略。魏源则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命题，建议在广东设立造船厂和火药局，聘请法、美两国技师来华指导制造工艺和传授使用方法，并积极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免因仰仗洋人而受其牵制。
    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主要停留在改变中西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考虑问题，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但在清代中叶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中国社会，这种学习西方的政治主张，则不失为一种开阔的胸襟和理智的思考。倘能付诸实践，尽管难以导致国家的真正强盛，也绝不至于在后来的御侮战争中屡受欺凌。然而，清朝统治阶级雨过忘雷，不思进取，“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海疆之事，转喉触讳”（无名氏《软尘私议》）。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不仅未被清政府采纳，他们反而因触怒主和派而遭到贬谪。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因军费开支和战后赔款陷入财政危机，加重了对国内人民的榨取。外敌入侵下内政苛虐，终于引爆了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主的全国性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并未摆脱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农民军所要求建立的只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冲击下，太平天国后期领袖集团曾采纳洪仁玕建议，颁发过《资政新篇》革新政纲，在经济上提出效法西洋，兴办工厂、矿山、铁路、银行、火船、汽船，鼓励私人投资和创造发明，以及与西方国家自由通商，平等交往，但不许外人干预内政等方案，旨在将中国变成一个工商业发达，能战能守，“与番人并雄”的富强国家。
    《资政新篇》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它在注意军事建设的同时，侧重强调发展民用工业，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中国变成“富智之邦”。这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的强国方案，较之单纯在军事方面“师夷制夷”的主张显然高出一筹，它反映了太平天国有识之士的政治远见与开拓进取精神。《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理想虽然超越了农民军夺取土地的要求及其平均主义愿望，但从洪秀全等人对《资政新篇》的赞同来看，倘若有和平环境加以试验推广，亦有可能被人们逐渐接受。然而因当时战争环境严酷，《资政新篇》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始终未曾实行，随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洪仁玕等人的强国设想也就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烽火尚未熄灭，英法侵略者又寻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促使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人士图强自救，他们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采西学，制洋器”，开始了以制器练兵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早期洋务运动以“求强”相标榜，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官办军事工业；后来，由于大批军事工业的兴建带来了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洋务派又基于“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这一认识，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变“师夷制夷”思潮的坐而论道为起而躬行，首次充当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载体，它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为后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洋务派的“富国强兵”口号融合了林则徐、魏源发展军事工业与洪仁玕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并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接受，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近代西方的强盛，得助于社会制度、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洋务派在政治上抱残守缺，企图通过孤立的、亦步亦趋地仿效西方的“声光化电”求强求富，藉以维护和巩固清王朝“修齐治平”的封建统治。这种离开整体环境的皮毛改革，内耗于吏治腐败、管理混乱，外受洋人技术力量牵制，弊端丛生，收效甚微。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一役，洋务运动外强中干的本质初露端倪；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神话最终破灭。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也就偃旗息鼓，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暗淡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