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因忙于欧洲战事，减少了对华资本输出，加上国际上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大，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在1912年至1919年的八年中，民族资本兴办的工厂有470余家，资本近一亿银元，超过了以往40年的总和。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民族工商业生产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仍然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如当时的中国棉纺织业的产值虽已高达5000万银元，但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仍在一亿银元以上。况且外国商品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与2.5%的子口税，即可行销全国；中国商品却要受到层层盘剥，部分商品所纳税额竟在其成本一倍以上（彭明《五四运动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帝国主义低税率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加上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与横征暴敛，中国民族工商业繁荣期旋即结束，民族资本陷于长期萧条的境地，一般工厂都难逃亏累、负债、倒闭或被外商兼并的命运。从1921年到1927年，仅“纱厂之破产换主者”，即达“二十余厂”（《国闻周报·主要工业之哀鸣》）。“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既是当年某位实业家破产后的绝望悲叹，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工商业生产凋零残破、走投无路的生动写照。
    “九·一八”事变后，在抵制日货、设厂自救的爱国主义浪潮推动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生产曾一度复兴，到1936年臻于鼎盛。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币制混乱，专营垄断，以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又阻遏了这一发展势头。直到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产值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经11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才仅仅积累起17%的近代工业经济，83%的经济成份仍然是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而在这17%的近代工业经济中，又有89%隶属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
    综观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肇始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需要，这种救亡图存、多难兴邦的经济实践，与近代西方单纯追逐个人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生产符合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发展需要，因此尽管其经营者的阶级属性与政治派别各异，但都具有爱国主义倾向和时代进步意义。
    其二、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吸取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勇于摆脱“夷夏之辨”的陈腐说教与盲目排外的封闭心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与穷则思变、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基调。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从无到有、屡仆屡起的力量所在。
    其三、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理论和实践，从林则徐、魏源的发展军事工业，到洪仁玕的发展民用工业，到洋务派、维新派的富国强兵口号，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尽管认识高下不一，但大都觉察到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综合国力在抵御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中华民族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并终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基础和一定的物质基础。
    其四、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国之梦。这些梦想家们不乏信心，不乏勇气，不乏开放的胸襟，不乏埋头苦干的精神，有的还不乏远大的目光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但结果却一一遭到失败。究其原因，除了梦想家们本身的失误之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能提供振兴国民经济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生产步履维艰，无法获得长足发展。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生产的停滞和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即一个国家若想发展民族经济，求得自身的富强，首先就必须创造有利于振兴国民经济的社会政治条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近代的实业家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依存关系缺乏理性认识，他们试图在不改变社会制度、或者略略改良社会制度、或者虽然改变社会制度但却并不彻底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强调并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结果，他们依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所创办的近代企业，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动乱、民生凋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层层夹击的整体环境中，只能落下菟丝附麻或淮北种桔之类的悲剧命运！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想要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破灭，乃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20世纪初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曾热情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国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孙中山先生的美好愿望，正在我们伟大祖国逐渐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