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1931年，国民党政府颂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1935年6月又正式发布“敦睦邻邦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和发表反对日军侵略的爱国言论，《敦睦邻邦令》规定“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935年7月期诺在《中国书报检查官的处世之道》一文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指出国民党在查禁、毁坏大批书刊的同时，“日本人写的书（其中有最带侮辱性的谩骂中国人民的书）以及颂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不在查禁之列”，“在北平和天津，日本人甚至也插手书报检查”。（16）他抗议法西斯特务随意绑架、逮捕青年学生，指出“这些逮捕根本起不到恫吓作用，恰恰相反，这只会促使学生思想向左转”，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17）他进一步剖析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互相勾结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原因，认为：“在中国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同时扮演民族主义者和亲日派这样相互矛盾的双重角色”，法西期主义者“必须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要求去镇压反对日本的抵抗运动，因为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同意和控制，国民党和新兴的法西斯运动都不可能存在”。（18）
    斯诺在大胆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赞扬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当时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使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军民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一些美国人据此认为，四万万中国人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法国人也说中国除了在精神上是一个国家，其他什么也不是。斯诺却认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于外来侵略的，他坚信日本的侵略一定会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抵抗运动。“一·二八”战争期间，斯诺首先发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第一篇报道，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他称赞“19路军是最勇敢的军队，具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们的表现向持怀疑态度的外界表明，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现代战争”。（19）他评论这场战争时说，中国人是最后失败了，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中国终于被某种力量震醒了”。（20）斯诺这则快讯引起报界重视，世界几家主要报纸都相继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篇报道。1935年当“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斯诺积极支持这场运动，在运动爆发之前，当他得知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全主席张兆麟，并建议学生采取行动。他和妻子海伦·斯诺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21）12月9日，在斯诺的动员下，《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记者吉米·怀特、合众国际社记者麦克·菲希尔国斯诺夫妇一起参加了学生组织的游行，当晚斯诺还帮助学生打印了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并向《纽约太阳报》发出了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独家新闻报道，称赞“一二·九”运动是又一次“五四”运动。12月16日，斯诺冒着严寒，拍下了“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许多珍贵镜头，再一次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
    为推动知识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给广大抗日群众提供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1937年1月，斯诺同海伦以及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梁士纯等创办了英文杂志《民主》。该刊以“活跃中国的民主生活”、“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自由地表达思想”为宗旨，从1937年1月创刊到同年8月停刊，刊发了大量文章和照片，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剖析日本对外政策的实质，报道世界人民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消息。这些文章不仅深受抗日民众的欢迎，而且还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方面的关注，如南京立法院院长孙科多次购买此刊，南满铁路总督松冈也曾购买400本第一期《民主》杂志并把它寄回日本。（22）梁士纯在回忆这家刊物时指出，《民主》杂志的创办“一举成功，名躁一时，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在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3）
    中国的局部抗战是在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不断为其开辟道路的。斯诺的上述活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但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难为外界所了解。已公布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材料堪称凤毛麟角，而且大部分报告往往是道听途说，国民党报刊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记述满是咒骂污蔑，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世人，1936年7月，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次访问苏区。同年10月他返回北平后，连续在《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生活》、《民主》等英文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来自苏区的报道和大量图片，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历史，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表了第一部比较确凿的毛泽东的传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上述报道以及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他采取引用中共权威人士讲话的方式，及时、客观、准确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路线和政策。
    斯诺首先明确指出红军具有抗战的决心。他在《西行漫记》中写到，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共产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24）其次，斯诺第一次向人们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愿望。1936年11月14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指出，共产党人愿意在名称方面作些修改以利于同国民党达成协议，而且“毛泽东保证共产党将同意不组织违反民族救亡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运动，不推动阶级斗争”。（25）斯诺特意提到了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友好态度，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同苏联而且还要同美国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帝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三个月的苏区之行，斯诺通过细致的观察，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深入的交谈，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他十分赞成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钦佩毛泽东对战争的“神奇远见”，称赞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26）周恩来是一个“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27）的革命家。同一般中国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直率、坦白、纯朴、正直和具有科学头脑”，“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28）斯诺还赞扬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坚信他们领导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