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传》凡十四人，"诸君子虽未必尽轨于大道，要其立志较然不滓于俗，有足风者"（39）。如"（朱）煦、（姚）玭急亲之危，（朱）環（高）瑾有犯无较，（李）疑、（徐）聪心仁心为质，（孙）帷中、（洪）祥、（归）钺以孝著闻，虞灌、杨诚格鸟兽。至夫杨胤之知几引去、郑之益振家声、刘闵之特蒙荐举，方之于古，则汉穆生、唐张公艺之流亚欤！（40）"光笃先行还不够，他还要宣扬"笃行中之殊异绝俗者"（41），于是别立《殊行传》，凡十一人。"祥怀亲于绝域，王原索父于穷荒，刘谨年十四而三走滇缴，（姚）伯华担二骸而夜奔桐江，崔童（鉴）为母杀娼，（瞿）嗣兴祝刃自跃，刘和筑庐虎窟，何伦褥语化贼，王芳萍水殉友，张氏以身殉姑，施女抚弟不字，其事似痴，似戆、似污、似怪、似迂阔而不近人情。然张氏终不辱身，谨父竟得释戊，伯华祥发后裔。至夫夷王义而归其臣，山僧义而归其徒，族党义而恤其孤，虎义而远舍不伤，贼义而置釜叹息，司寇义而曲法伸情，股羹再啖，母疾旋疗，絮酒泣祖，丧车始进，诚能动物，于斯益验。（42）"
    吴士奇认为，"明兴，无论逢掖诸儒，斌斌称盛"，即下至医卜、烈女、义子、娼妓"亦不乏闻道，可列于士人之林"（43）。《医卜传》凡10人。"医卜，贱方，君子不为，而亦或有述，宁独其业工乎？盖亦有烈士之行，而后可以表于世，故术不附儒不重。（44）"如仝寅、万祺"能以片言止横，不逢彼怒"，"张中谈祸于先见，袁珙识真主于尘肆，周文寓讽谏于清时，冷谦、邵道人，术虽似幻，意在普济，吴杰资适逢世，亦能不阿，（程）玠精医术之死致生，（杨）埙乃漆工，既忠且智，抑又奇矣。（45）"他认为"其术入室，其人朴忠，有足多者焉。余故并次其事，而不欲以小道弃之。"《义子传》之设，是因"彼之所为，即拖绅而峨冠者，愧未能也。（47）"《取节传》表扬娼妓之优者。"倡，辱人贱行，无足齿，乃其矢心所事，九死不回，是柔颜而侠骨也。夫慷慨赴义之行，即男子不能自裁，而独于红粉青楼中见之，取节焉可也。取节而使不善者鼓，于是从善而不以暴戾终，则余为传意也。（48）"他立《艺苑传》，是为了"使贤者不为艺掩，而不贤者不得徒以艺取重。如是，而艺苑中其无遗行乎！（49）"
    属"惩"范畴的，还有名法、宠臣、中官、三庶人、七大寇诸类传。
    吴士奇反对酷吏政治，其传后之论有："开济、陈宁之死，当时惜其才而病其苛，许聪虽暴，顾怨侣比谋，权幸授指，死不当罪，士庶怜之，卒也牟戌而黄瘐，亦足以征天道好还矣。（商）大节遇事，风生侃侃，不肯让人，疏发鸾权，遂中彼螫，顾诛贼而及其祖父，至于掘枯冢，戮死人，亦何惨也！（张）振之为守，雅称廉平，而反为上下所构。奉法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抑何吉水令之浅也！（50）"笔法、语气，颇类太史公。吴士奇之訾议酷吏，还和他个人的情感有一定关联。"余以四子皆受惨祸，而其治大都严而酷，故次之。（51）"这亦正是《名法传》能步《史记·酷吏传》后尘之根源所在。
    吴士奇认为，皇帝有亲信之臣是必然的。"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岂人主而无亲信之臣！（52）"关键是人主要掌握好分寸，以礼还是以情去对待亲信。"顾所亲当于所尊，而所信无于所狎，盖尊亲生于礼宠，狎昵于情。以礼洽则为重臣，以情比则为谐臣。故指臂相维，缓急相共者，报礼之效也；外藉频笑，阴寓威福者，不孙之流也。（53）"有明一代，太祖时因"严宫府，慎内外，以至御执事之臣，靡不曲为之防"（54），所以没有产生重臣专政现象，但其后却出现了纪纲、钱宁等重臣，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宦官的情形亦相似。
    《七大寇传》载邓茂七、叶宗留、满四、刘千斤、刘六、蓝廷瑞、"江西诸盗之乱"，"青羊山、柘城县之寇"。其作传之旨曰："汉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渐也。履霜坚冰至，可畏哉！……我国家中外相维，最称久安。然二百年间，边庭肘腋，盗数窃发。……殷鉴不远。故传其事，以备衣之戒云。（55）"吴士奇在传后还总结了七套对付人民起义的办法，如"山贼保巢，虽彼逸我劳，然我饱彼饥，绝其抢掠，乘其食尽，而用间离之，可捣也。然不可冲其锐气，恐负隅突下，锋不可当。（56）""流贼漫衍，我劳彼亦劳，况我合而彼散，宜疲其奔逸，乘其气惰，而设伏待之，可掩也。最不可听其久驻，恐乱民煽人，党与益多。（57）"
    吴士奇《副书》之所以有这么浓厚的劝惩思想，这和晚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万历中后叶以后，明帝国进入了一个滑坡时期。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王朝末期的腐朽性，此时暴露无遗。"甚矣，夫世之日偷也！（58）"因此，吴士奇特别注意"正人伦，叙纲常"，纠正士人之习，企图通过立名教和垂殷鉴，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吴之禄称《副书》"是是非非复不谬于圣人"（59），这是正确的。《副书》的作史指归确符合正统的封建礼教思想。
    其三，《副书》不以全为宗旨。其作史宗旨不是为了写成一部明代正史，而是一部备正史裁择的私史。这亦正是我们研究明人私史所首先要搞清的。否则，用完备的正史体例来衡量，明人私史将一无是处。
    《副书》"不全"这一特点，在志、表、列传的设置上表现尤为明显，从总体上看，它惟六表十志，按一般正史衡量，是简略了些。但吴士奇的看法是，表、志不必详载，只需择要记载即可。如六部尚书，他只存《铨尚书表》。"六尚书姓名不能悉载"，"特存王司寇之《总序》，而别为《铨尚书表》"（60）。又如《庶征志》纪休咎之征，灾异多，祯祥少，"即书灾异，亦以愚陋多阙遗。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书日食者仅三十六，而先儒或以为史官失之。然要以示儆戒，备修省，而不必举其详。（61）"列传类目的设置，从总体上看，尚属详备，但在具体传目内容详略的安排上，同样贯串了人详我略原则。如《山海外夷传》的设置，"其西徼限山，东南负海，按之图说诸国，不啻星罗。已载他书，不复详纪。而第采来宾于魏阙，昭文德于幽遐，取其尝入贡称臣者，作《山海外夷传》，以明一统之盛，修太平之壮观云尔。（62）"朱彝尊称《副书》"第稍略耳"，有一定道理。
    五
    《副书》的价值，主要在两方面：首先是在明代史学史上它占有一席之地。明人作纪传体明史，始于郑晓《吾学编》。其后，王世贞成半部，邓元锡成《皇明书》，童时明成《昭代明良录》，但或未成稿，或惟纪、传。相对说来，惟《副书》是一部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尤其是列传类目的设置，更值得人们注意。《征士》、《取节》、《义子》、《三庶人》、《七大寇》、《土夷》、《山海外夷》七目，都是前史所没有的。其《七大寇》、《土夷》、《山海外夷》三传，实开《明史》之《流贼传》、《土司传》、《外国传》先河。这点正是后人研究《明史》体例时所忽视的。
    其次是《副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副书》所征史料不算丰富，如《明实录》即似乎没有参照过。它主是依据已有明史著作写成的，便毕竟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它不以详载上层为宗旨，而是能象《史记》那样注意到下层各行各业的人物的记载。诸如征士、笃行、殊行、医卜、货殖、取节、义子，都是班固以后之正史所忽视的，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如果作者不是长期生活于地方，就不可能注意到。尽管他为这些人物作传的出发点有别于司马迁（不是为了反映各行各业的情况，而是为了说明各行各业中亦不乏闻道之人，可列于士林之人），但在客观上无疑为后人全面了解明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长期以来，《副书》只有钞本，没有刻本，流传绝稀。《副书》成稿后，惟朱国祯撰《史概》参考过。象钱牧斋、万斯同诸名家，并不曾寓目。可以说，《副书》的价值根本没有发挥出来。但愿此书能早日镂刻于世，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①③康熙《歙县志》卷9。
    ②（29）《史概》之《逊国臣传》卷2。
    ④吴士奇：《绿滋馆稿》卷9，北图善本。
    ⑤（14）（24）（25）（27）（32）（33）（59）吴之禄：《征信编·考信编合刻序》，北图善本。
    ⑥⑦⑨民国《歙县志》卷15，卷17。
    ⑧（17）《四库全书总目》卷179，卷65。
    ⑩（35）《副书》卷63、卷18。
    （11）（12）（13）《副书》卷85《名理传》。
    （15）（16）（18）（20）（19）（21）（22）《史裁》吴勉学"序"、"自序"、陈邦瞻"序"。
    （23）（30（34）朱彝尊：《静居志诗话》卷16。
    （26）尹守衡：《史窃》附录张璐《尹守衡传》。
    （28）邓元锡：《皇明书》邹德溥《序》，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31）《增订晚明史籍考》第27页。
    （36）（61）（37）《副书》卷19《庶征志》、卷21《方域志》。
    （38）《史通·直书》。
    （39）（40）（58）（41）（42）《副书》卷87《笃行传》、《殊行传》。
    （43）（44）（46）（45）（49）《副书》卷88《医卜传》、《艺苑传》。
    （48）（62）《副书》卷89《取节传》、卷99《山海外夷传》。
    （50）（51）《副书》卷85《名法传》。
    （52）（53）（54）《副书》卷90《宠臣传》。
    （55）（56）（57）《副书》卷93《七大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