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是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普遍性行为之一。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集体之间的交往（如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对于促进不同的地区的人民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往往比个人之间的交往具有更大的作用。从国家交往的意义上讲，古代中国因受地理环境和航海能力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外国交往的主要走向是从陆路到"西方"或"西域"。从汉武帝建元中（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今天，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正式交往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汉代的"西方"与现代的"西方"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妨障我们把"西方"作为一个笼统的文化地理概念来使用，中国与西方各国及其各民族是怎样开始交往的？能揭示这一问题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便是《史记·大宛列传》。
    在着手分析中西交往行为如何开端之前，我想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大宛列传》的作者、性质以及它为何置入《史记》类传之中。
    一般学者都认为《大宛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但《史记会注考证》所引《索隐》却提出："《大宛列传》宜在《朝鲜》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斯盖司马公之残缺，褚先生补之失也"①。显然，《索隐》认为《大宛列传》的性质类似于《朝鲜列传》，不应置入类传之中，因此得出《大宛列传》，系诸少孙补写的结论。这种看法没有深察《史记》义例以及《大宛列传》的性质和司马迁的用心。
    首先我们要指出，根据《史记》全书的体例，《大宛列传》不能放在《朝鲜列传》的后面，因为"大宛"和"朝鲜"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点《太吏公自序》已交代得很清楚："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在司马迁看来，"朝鲜"是邻近中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臣民国，而"大宛"则是远离中国，不了解中国的西方大国、也就是说，汉代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属于大一统中国内部之间的交往，中国与大宛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则完全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往，中国在国家交往中内外有别的观点，决定了《大宛列传》与《朝鲜列传》不能放在一起，那么，哪些"列传"与《朝鲜列传》放在一起呢？
    《史记》在《朝鲜列传》前面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等。一共是五篇少数民族史传。张大可《史记研究》认为：这五篇少数民族史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东西南北各个少数民族均为天子的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②。至于《大宛列传》则与这五篇史传有着内外性质上的区别。"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十分引人注目。《大宛列传》记叙外国史事远至中亚。故特别分出，编入类传之中。""司马迁对中外的界限是区分显然的"。"以大宛为分界，大宛以东，敦煌以西，司马迁视为匈奴右地，是国内民族。故在《大宛列传》中略而不叙，大宛以西，即葱岭以西之中亚，西亚列国，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等国，是外国民族，故附入《大宛列传》之中"③。这一分析，应该说是深得《史记》义例和司马迁之用心。
    然而，这还不够，我们随后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大宛列传》本身是不是一篇类传？或者说，它何以能够置入类传之中？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不仅能回答《索隐》所谓《大宛》"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的疑问，而且还能加深我们对《史记》类传的认识。
    关于《史记》中的类传，学界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大致相近，一般是指"循吏"、"酷吏"、"儒林"等传。近有人大大地推广了类传的范围，把"合传"（即两人合在一起的传记如《管晏列传》等）也看作"类传"④。我不大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类传有一定的限制，衡量类传的标准是类型化和群体化。类型是对传主特性的要求，如"龟策"或"日者"就是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是对传主数量上的要求，所谓群体，通常是指三人以上的人物和事物。这两点要求缺一不可。它实际上是古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思想的体现。因此，两人的合传不能称类传。根据这一认识，我认为《史记》中的类传主要是指除《太史公自序》外的最后十一篇，即：从《循吏》到《货殖》等列传，另外加上《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以及《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共十五篇类传。
    这十五篇类传中，比较容易引起歧义的是《汲郑列传》，从标题上看，此篇当属合传，但从内容上看，《汲郑列传》实质上是"黄老列传"⑤。严格地说，《汲郑列传》还不能算是一篇完整的类传，它虽具"黄老"和"循吏"的特性，但传主主要是汲黯、郑当时两个人，没构成群体。
    至于《大宛列传》的类传性质，虽然《索隐》有所质疑， 但现代《史记》专家一般都把它看作是一篇类传⑦。我个人也以为确认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宛列传》可以称作类传，而《匈奴》、《朝鲜》等列传则不属于类传呢？在我看来，这是由类传的群体所决定的。《匈奴》、《朝鲜》等都只有单一性，不具备群体性，而《大宛列传》则是记西方外国群体。因此，司马迁把它置入《酷吏》和《游侠》这两个类传之间是合情合理的。
    下面在从这篇传记的本文来探讨中西方早期交往是怎样开始的，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以大宛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交往？
    第一点，中西交往是出于战争和国防的需要，具体地说，是为了防范，打击匈奴。汉武帝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想联合对匈奴有怨仇的月氏来一起消灭匈奴。《大宛列传》开篇便点明这一原委："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后来，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与乌孙等国结盟，"断匈奴右臂。"总之，两次出使西域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对匈奴战争的需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开始交往的目的虽是为了战争，但交往的方式却是外交，即通使。
    第二点，中国同西方开始并扩大交往是因为中国想得到西方各国的好马。张骞第一次出使回来曾向汉武帝报告了大宛好马的情况。"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死后，汉王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由于大宛好马的吸引力以及汉武帝本人对宛马的喜好，因此使者往来频繁，形成了中国与大宛等西方各国交往的盛况。
    然而，好景不长，为了宛马，中国与大宛打了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太初元年至四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战争的起因是"好宛马"的汉武帝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就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但大宛不肯把贰师善马给汉使，并且还"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汉武帝大怒，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伐宛。第一次征伐失败。第二次伐宛，汉武帝不顾大臣中的反对意见，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依靠人多势众，李广利率师终于打败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与大宛结盟而还。
    关于这次伐宛之役以及司马迁叙述过程中的微文讥刺，古今学者议论纷纷，在司马迁和汉代的一些人看来，伐宛之役。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结果只不过是为了几匹好马，真是得不偿失。如《盐铁论·西域》篇就是这个看法。近人如余嘉锡先生经过仔细考证提出，汉武帝伐大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改良马政，求善马之种⑧。现在有人在余氏考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汉武帝伐大宛，"不是为了几匹马，而是出于对匈奴战争全局的考虑"。"大宛之役是汉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的战略组成部分"⑨。有人甚至还充分肯定："李广利伐大宛绝非为'仅获骏马几十匹'而下的军事赌注，其确有抗击匈奴保卫中西交通的战略意义"（11）。其实，上述不同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上文已述，汉武帝与西方各国开始交往的首要目的就是防范、打击匈奴。得宛马是直接服从这一首要目的的。因为没有很多好马，就不可能与善用骑兵的游牧民族匈奴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早已讲明这个道理："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竞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
    第三点，就汉武帝而言，他是在好奇心的支配下，利用汉王朝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西方外国，甚至想征服它们。就西方外国而言，它们也对中国的财富、货物和文化充满兴趣，愿意和中国交往。
    请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后汉武帝的心态："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这里洋溢着强烈的经济、文化的优越感，以及价值观念上的自我中心倾向。"以义属之"和"威德遍四海"，集中表达了汉王朝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深层文化-心理动机，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动机驱使下，汉武帝向外国人炫耀中国的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以便征服外国人："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司马迁这里描写外国人的佩服、倾倒也许有所夸张，但无论如何，汉武帝好大喜功式的交往方式肯定会引起一定文化宣传上的效果。
    中国同西方各国的交往，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文化优越、君临世界的烙印，带着这种烙印的中国国家之间的交往传统从汉代一直影响到满清政府。
    下面简要地谈谈中西方早期交往的范围，内容、难度和效果等问题。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亲身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个大国，他在这四个大国里又听说了五、六个邻国。张骞回来后向汉武帝介绍了他耳闻目睹的八个国家的情况，除上面提到的大宛等四大国，还有乌孙、奄蔡、安息、条支。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还派了许多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杆罕及诸旁国"。这两次出使西方各国所涉及的地区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有今前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各国，阿富汗北部，伊朗、阿拉伯半岛、印度等。
    我们可以把中亚、西亚、西南亚、阿拉伯半岛看作是远东（中国）和远西（欧洲）的中间地带，在汉武帝时代（即公元前二世纪到前一世纪），这个中间地带才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指出："大宛实为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安息即西史之泊提亚，大夏则巴克特利亚，皆亚历山大死后东方分裂所生之新国。安息犹率其游牧之俗，大夏文化，则酷类希腊焉，故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12）。确切地说，现代地理概念上的东西方文化开始交通，是经过中亚，西亚等中间地带来进行的。汉代人与西方各国交往，其意义主要不在于这种交往与欧洲文明挂上钩，而是在于"西方"或"西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外来文化的参照系。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参照，张骞等人给中国传达了这样一些西方外国的信息：某一外国与中国的距离，如"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性质是农耕还是游牧，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乌孙"行国，随畜"；这个国家的物产，如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地理环境、人口、风俗习惯等，如大宛"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又如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干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
    司马迁还概括了西方外国的一些共同特点："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K1D803.JPG}，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已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外国信息，无疑引起了中国君臣和百姓的极大兴趣。
    张骞等人的出使，不仅促进了中国对西方各国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如"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正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杆罕、苏薤之属，皆随汉献见天子。"这种相互了解的增进，正是国家之间交往最根本的目的之一，它带有平等互利的性质，必然给交往双方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大宛等国给中国传来苜宿、葡萄种就是很突出的一个例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宛列传》如实记载了中国与西方各国早期交往的积极成果，同时又批评了中国人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的不良表现或"不正之风"。本来，由于高山沙漠、路途遥远、缺水少食，中西交往，非常艰难，常常要以生命为代价，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汉伐大宛，死在路上的人更多，但是，由于汉武帝好大喜功，以及张骞出使归来后封侯显荣，大大刺激了当时人的出国热潮，汉武帝也不管想出国人员的条件，素质如何，都听凭他们以国家使者的身份出使外国，对那些不能完成任务的使者又重加治罪，那些为谋私利蜂涌而至的中国使者，传达错误信息，变卖国家财物，引起外国的讨厌，导致攻杀战争，严重干扰了中西交往的正常进程。
    本文试图从国家交往的角度来重新检讨《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列传》是一篇反映中国与西方各国早期交往的重要文献，从《史记》体例上讲，它是一篇类传，类传与合传有所不同，类传应符合类型化和群体化的要求。在与汉王朝的关系上，《大宛列传》与《匈奴》、《朝鲜》、《东越》等列传有内外之别。《大宛列传》记述了中国与西方各国是怎样开始交往的，中国之所以开始并逐步扩大同西方各国的交往至少有上述的三个动机或目的。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在开始阶段所涉及的地区和国家就已十分广泛，这种大范围的国家交往为人类集体性的世界史的形成提供基础。同汉代交往的西方各国位于中亚、西亚、西南亚、阿拉伯半岛等广大地区，这一广大地区作为中国与欧洲的中间地带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中西方交往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外来文化的参照，增进了中西方的相互了解，中国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获得了一些积极性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良的交往方式和交往作风。
    注释：
    ①《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所引这段《索隐》文， 通行本《史记》无。又《史记会注考证》引董份曰："此《传》决非褚先生所能撰次"。此说可从。
    ②③⑤见《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20页。第421页-422页。第222页。
    ④见周一平《中国传统类传方法的发展与瞻望》，载《华东师大学学报》1990年1期。
    ⑥《史记会注考证》引叶梦得语云："《循吏传》后即次以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而以郑当时附之。黯尚无为之化，当时尚黄老言，亦无为云"。又引冯班语云："《汲黯传》多叙公孙弘、张汤之过失"。
    ⑦如张大可指出："《大宛列传》是叙外国史事的类传，西域各国附载于该传中"。见《史记研究》第224页。
    ⑧见《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参看《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1月版）上册，第175-180页。
    ⑨见苏诚鉴《谈〈史记·大宛列传〉叙大宛之役》载《历史研究》1979年12期。
    ⑩见赵汝清《浅评李广用伐宛在中西交史上的作用--读〈史记·大宛列传〉》，载《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2期。
    （11）见《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