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论是本世纪历史哲学领域探讨的中心课题。每一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史学流派都有自己认识历史的方式或模式，对于这些方式或模式的概括与抽象，就成为特定的历史认识理论。历史认识论的实质与核心，是解决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当代史学发展影响最广泛的历史认识论，主要有兰克史学的认识论，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史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有没有客观内容？历史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何认识史料和历史事实？重构历史与史料是怎样的关系？历史有没有真理？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等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考察与反省，同时就如何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提出一些思考与看法，以便与同仁切磋。
    一、历史认识的特殊性、选择性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历史认识与一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认识相比较，有其共性、一般性，更有其自己的特殊性。所谓共性，是指无论历史认识抑或自然科学认识，都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但是，不同的科学所面临的客体是各不相同的。一般人文科学认识的对象是人与人类社会的现实；自然科学认识的对象一般是相对静止状态的自然界或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认识者可以直接面对自然界或者通过实验直接对它进行观察、分析。而历史认识的对象则主要是已经发生过的、动态的人的自身活动与人类社会的过去，它具有暂时性、隐秘性、一去不复返性特征。认识者只能通过史料，首先对它进行重构或复原，然后才便于对它的存在与演变进行间接的考察、分析。这就给历史认识者罩上了层层迷雾，使人们难以一次完成对它的真相和内在本质的认识。因此，也就有人对于历史真相能否被认识、历史真理能否被掌握发生了怀疑。也有人因为看到历史认识往往是以历史学家主体重构的形态表现，而误认为历史认识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想象、主体描述或主体对历史的任意解释。
    英国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ond Popper）对历史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不可能有"象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对历史的解释又不可能有最后的定论。所以他又认为："既然你永远不可能认识客观历史，所以肯定客观历史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①波普尔虽然正确地提出了"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这一值得重视的历史哲学判断，但是，由于他没有能力科学地分析与说明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复杂性，不承认历史认识过程中"史料中介"的决定作用，因而对"历史解释"做出了主观主义的偏见。他认为历史解释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历史因果关系的陈述。历史学家使用某一种理论方法究竟是要去解释历史，还是预告或检验历史，这主要看他的兴趣。这些说明，一般看来还不能说是偏见。因为历史学家的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他的主体选择与兴趣在内的，问题是对主体选择与兴趣怎样理解。他认为：历史解释是十分困难的，而"摆脱这一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一个人的历史学中自觉地引入一种事先构想的选择性的观点，那就是说，要写那种使我们感兴趣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一切与我们观点并无关系因而并不使我们感兴趣的事实与方面，我们就不必去关心了。"②他把这样一种选择性的观点或感兴趣的观点就称之为"历史的解释"。他自己在评价"历史解释"的特点时，也认为这种"历史解释"具有多元性、提示性和任意性，而不提"史料"中介的作用。很明显，波普尔所强调的历史解释与历史选择是过分地夸大了主观性、任意性，而忽视了"史料"中介的决定作用。唯物史观也承认历史解释与历史选择，承认历史解释中包含历史选择与主体任意的某些成分与趋向。这是由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由于历史认识首先必须经历主体重构或还原历史的复杂过程，因而难免带上了历史学家的任意性与选择性，这也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创造性因素。但是，唯物史观又是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创造性、选择性建立在史料中介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史学家在重构历史与解释历史的时候，不论其带有怎样的任意性、选择性，然而必须依据史料的中介，必须依据史料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去还原历史的面目，说明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家评判重构历史、解释历史的真实性或真实程度时，也主要以是否符合现存真实史料为依据。这就是重构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性。波普尔关于历史认识的基本错误是以主观主义的历史解释代替了历史认识的客观内容，从而否定了"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的可认识性，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可能性。这是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要指。
    另一个在当代西方史坛颇具影响的历史哲学家美国人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年）则提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头脑所创造的一个"象征"的概念。他说："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实际上，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③兰克史学把历史事实视为纯粹客观的历史事件，而贝克尔则完全相反，认为历史事实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事件的"象征"。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前者不认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从而排除了历史事实中所包含的社会性、主体性因素，把历史事实看成是与历史学家的认识毫不相干的一种独立存在。后者夸大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从而把历史学家的任意性夸大并代替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把历史事实误认为是历史学家头脑中再创造的一种历史的"象征"。我们认为，"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不只是"头脑"中的。"客观的过去"，确实如贝克尔所说的那样"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的某些历史遗物，某种形态的历史信息却可能或多或少的被保存下来。这就是历史学家借以陈述历史事实、解释历史因果关系的实实在在的客观根据，也就是历史学家借以复原历史原型的素材或质料。我们科学地分析文献中表述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既可说明那种把历史事实看作是纯客观的历史过程的片面性、表面性，又能指出把历史事实视为一种象征、一种被历史学家头脑再创造的一种形象的主观性、荒谬性，从而为科学地论证历史认识理论提供了最根本的认识前提与认识基础。
    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介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后者是客观实际的事实。波兰历史学家鲍宾斯卡娅和托波尔斯基还曾把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称作"史学事实"，认为"它是科学的重构，或者说是研究者对事实进行创造性的科学改造结果"④。这些概括与区分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认为"史学事实"具有"科学的重构"性质。这种提法确实包含着对"历史事实"概念的深刻理解。国内史学界近年来也发表不少支持这种意见或者类似这种观点的文章，几成定论。但是细心推敲，这种观点存在如下两个矛盾：第一，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历史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第二，把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认识的客体称作是"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创造性的科学改造"，虽然包含一定的合理思想，但是也有问题。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作为历史认识论范畴的"历史事实"，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具体内涵是指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这便是"历史事实"与"历史考证"存在亲缘关系的原因所在。把这样的"历史事实"称作是"科学的历史事实"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只有通过搞清"历史事实"与历史原型之间关联的途径，才能进一步明确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与客观性。
    二、历史认识既是认识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历史客体的能动反映，又是历史重构、历史解释
    无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中国传统史学，自古都有重视"史料"的优良传统。但是，如何看待史料，如何看待史料与理论概括的关系，一直是当代史学长期争论的问题。西方史学发展到19世纪德国的兰克学派，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过分片面地强调史料的地位，而忽视和淡化了史学家主体与理论概括在历史认识中的应有作用。他们主张史学家必须在史学活动中"排除自我"，排除任何理论的概括，只能以"纯客观"的态度去批判史料，设身处地的或"移情式"的领悟历史行为者的目的动机，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史坛曾称誉这种史学为"科学史学"，中国史学也长期奉这种史学为"正宗"，甚至影响至今。兰克派史学、乾嘉考证史学重视史料，提倡严格地批判史料，并且通过真实的史料去追求历史客体的真实，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片面轻视史学主体，反对并否认对历史进行解释与概括，这就难以揭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正秘密，难以认识历史的因果关系与内在本质。19世纪中期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开始了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随着批判的深入，同时也开辟了系统研究历史认识论的领域，吸引着历史哲学家们以自己睿智的目光注视着主体史学的发展，探索与揭示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之间的关系。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以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 Windelb and, 1848-1915年）及其继承者亨利希·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年）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兰克史学展开了批判。文德尔班明确地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认为"自然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在事实这个名词的同一个意义上的事实。自然的事实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在自己的眼前所能知觉或产生出来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却根本不在这里；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他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中重行构造出事实来"。此外，他还看出"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⑤。所以，兰克史学把历史看成是"纯客观"的东西是不符合实际的。李凯尔特具体地指出：经验直观是不能为任何科学所表述的，不可能纳入任何概念。他针对兰克史学说："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当然随时可以做出，却不配称为历史概念。"他更明确地强调："理论上的价值联系对历史科学具有决定的意义，若没有它，就不能将对历史有用的材料同那些对历史无关紧要的现实的东西区分开来。"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强调价值判断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文德尔班在其《哲学概论》中强调历史学家是以某种方式来直观它的价值，这种活动大体上有似于一个艺术家的活动。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当代西方史学认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稍后，以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年）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进一步深化和发挥了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主体史学思想，以强调与论证史学主体地位的系统理论在西方史坛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克罗齐的历史哲学自始至终贯穿着唯心史观与反映现实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历史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沿着这个思路，他进一步提出了代表他的史学思想特色和核心的历史哲学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的"当代史"当然不应当理解为单纯的时间意义的当代史，而主要应理解为具有当代性的内涵。正如克罗齐所解释的："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⑦克罗齐的这个命题包含着深刻地揭示史学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思想，肯定了史学主体的地位与作用，批判了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倾向，但在表述上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在他看来，那些编年史都不是他所说的"真历史"，只有那些被历史学家从当代生活体验与感受中所重构出来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历史"。这就把历史重构完全置于历史学家的主观感受与兴趣欲望支配之下的观念的产物。柯林武德在自己的著作中解释这个历史命题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因为历史并不是包含在书本或文献之中；当历史学家批评和解释这些文献时，历史仅仅是作为一种现在的兴趣和研究而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⑧柯林武德比克罗齐走的还远还彻底，他干脆把历史解释成为历史学家"活着的心灵的自我意识"，用柯林武德自己的语言表述，这种"自我意识"不是别的，不过是历史学家假借历史文献、历史遗迹对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做出的"主观的精神构造"，即"纯属主观的写照"。他明确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按照这个思路，他提出了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震撼当代史坛的著名历史哲学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个命题对当代西方史学认识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中国当代史坛也风靡一时，至今对它没有做出过系统反省。
    这两个命题，以重视史学家主体活动的全新思路冲破了把历史看成是史料堆砌的陈旧观念，系统论证了历史是史学家"主体重构"的史学新意识，从而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路向。这对于推动世界史学向现代化、科学化转变，为建立现代的史学认识论起了关键作用。但是，按照这两个命题，在重构历史过程中，淡化甚至排除了"史料中介"的地位，把历史完全归结为可以摆脱史料中介而由历史学家的思想、兴趣任意摆布、自由构造的产物，从而也就否定了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从一个思想片面走向另一个思想片面。
    以上不论是单纯片面强调批判史料的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抑或过分夸大主体作用的以克罗齐、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史学，都在处理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的问题上遇到了困惑，都不能全面、科学地说明历史认识的形成及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所以，我们必须在批判地吸取兰克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史学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