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口述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立，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惊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口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绝非偶然。众所周知，口述史起源于口头传说，而口头传说则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口头传说，在古代，许多历史史实就是通过口头传说的形式得以流传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就口述史学本身而言，有些传统是由来已久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口述史学是大有裨益的。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对口述史的研究作出过精辟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除此之外，他们也亲身参加社会实践，积极参与口述研究，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对口述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关于口述史的性质问题，历史学家G.埃文斯曾经作过较为明确的解释。埃文斯指出，口述史是一种进行历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它以口述凭证为基础，以访谈和现代录音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口述史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在现代历史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均可以采用口述研究的方法，而且效果甚佳。例如，在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医学史、法律史、社会团体史等领域，口述研究就十分活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显而易见的是，在今天，口述研究已成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国历史学家J.米歇尔生活在19世纪中叶，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口述史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1847-1853年，他完成了《法国革命史》一书，这是一部历史著作。米歇尔认为，文字史料并不是历史资料的唯一来源，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和整理史料。许多历史史实源自口头传说，而口头传说实际上就是民间传说。农夫、城镇居民、老人、妇女甚至儿童都可能是这种民间传说的传播者。如果你步出书屋，走上社会，在许多公共场合都可以听到民间传说。
    毋庸置疑，民间传说的广泛流传为口述史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口述史料。米歇尔本人为了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曾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搜集口述史料。在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等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位专家。米歇尔始终如一地坚持认为，口述史料搜集得越多，其可信度也就越高，因而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也就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米歇尔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亲身参加口述凭证的调查研究，实属不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从事口述研究的历史学家绝不仅限于他一个人。
    米歇尔对口述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口述研究与传统的历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向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发起了挑战。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史料，因而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口述研究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事实证明，在历史科学的许多领域开展口述研究，不仅可以开拓视野，而且还为历史学家主动地研究历史开辟了道路。
    J.范西那是一位研究非洲史的历史学家，曾发表过《口头传说：历史方法论研究》一书。在这部口述史专著中，范西那将在非洲广为流传的口头传说划分为5类：（1）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2）地名及人名的由来；（3）民间流传的诗歌，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包括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4）宗教教义、文学艺术；（5）社会群体。范西那认为，在整个非洲大陆， 历史学家通过社会调查可以获得为数众多的口述凭证，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广泛的研究。然而，并不是所有社会的口头传说都具有上述5个方面的内容，其原因在于， 每个社会的口头传说都各自具有不尽相同的特点。范西那还指出，在非洲，许多口头传说通过口述的形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然而其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是非洲的口头传说最为明显的特征。毫无疑问，非洲的口述史研究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历史学家A.哈利则从另一个角度详尽阐释了口述史的有关理论。哈利认为，就口头传说而言，非洲和美洲确有共同之处。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社会的口头传说往往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古希腊、古罗马等传统社会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哈利还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文字资料，历史学家应当面向社会，到民间去搜集口述史料。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逐渐成为历史，而由官方整理的文献资料又是十分有限的。较之官方的文献史料，来自人民大众的口述史料则显得更为完整和翔实。许多人仍然能够回忆起宗教仪式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某些地名和人名的由来，除此之外，他们对许多古老的歌曲和历史故事的内容也一清二楚。从根本上说，这些口头传说是由上辈人传下来的，将来也会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发现，专门记载个人回忆和家族史等内容的文献资料廖廖无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哈利指出，时至今日，家族史和个人回忆等等已成为口述史料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下层社会群体中，历史学家们往往可以搜集到有关这方面的口述凭证。另外，人们在搜集有关娱乐、歌曲、民谣和历史故事等内容的口述凭证时，也可以分门别类地筛选出上述史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口述凭证搜集工作的一个新变化，也是它的新特点。这一变化表明，口述研究的对象已由特权阶层逐渐转向下层民众。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18世纪。当时的历史学家比德也是一位搜集口述史料的专家，为了撰写有关英国历史的著作，他不惜下大气力去民间搜集历史资料。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他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大多为口述资料。比德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不应当盲从，而应该重事实，讲证据。在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历史学家必须寻访一些值得信赖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样，依据真实的历史资料的研究成果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比德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都赞同他的观点。
    与比德同时代的伏尔泰既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伏尔泰反对"历史研究应当服从哲学的需要"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学家若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就要掌握"更为翔实、更为具体的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然而总的来说，伏尔泰本人并不重视口述史料，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两者加以比较，伏尔泰更为注重前者。尽管他曾经搜集过口述史料，但在其历史著作中很少引用。例如，1759--1763年期间，他撰写了《彼得大帝统治下的沙俄帝国史》一书。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他坚持要求沙俄官方提供有关的文献历史资料。尽管如此，伏尔泰仍然十分重视个人回忆之类的口述凭证，他相信个人回忆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除此之外，伏尔泰还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应当着重研究法律、商业、财政、农业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这些学科领域的历史变化，逐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研究领域。在史料搜集的过程中，搜集口述凭证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其原因在于，口述史料既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逐渐扩大，文献史料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又可以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增强史料的真实性。例如，个人回忆等口述凭证就是历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生活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麦考利也是一位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在这部著作中，麦考利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他不仅谈到了城市贫民，而且也谈到了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人们普遍认为，该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麦考利在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如来自民间的诗歌、个人回忆等等。
    麦考利认为，口述史料具有生动、翔实和真实等特点，因而最能够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凭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许多内容丰富的口述凭证还可以用于社会史的研究。例如，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社会群体（如某些部落）相当贫穷和落后，其历史发展长期以来无人知晓，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也廖廖无几，因此，历史学家们只有通过民谣才能对其有所了解。这些民谣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们有时甚至能够反映出这些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概貌。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民谣、诗歌和个人回忆等口述凭证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能够真实地反映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能够弥补历史研究的空白，而有限的文字史料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注重口述研究，毋庸置疑，他们的有关理论和实践，也为口述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的写作过程中，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过口述史料。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常常与其他学者通信，了解有关情况，相互之间交流信息并展开讨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步出书斋，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寻访当事人，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众所周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早期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有的来自报刊杂志，有的来自白皮书，有的则来自民间，即口述史料。这些口述史料是恩格斯对当事人进行直接采访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历史研究与社会调查紧密相联，社会调查是获取历史资料的有效手段。假若历史研究脱离社会调查，历史学家将会面临重重困难，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深入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恩格斯于1842年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他采用访谈的形式，向工人们了解有关情况。在访谈过程中，恩格斯亲眼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的生活。恩格斯的这些实践活动，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同样也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不乏口述史料。马克思所引用的有关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政治经济理论的文章，另一类是各种各样的评论和叙述文章。后者包括一些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奇闻秩事，这些口述史料分别来自林林总总的报刊杂志和白皮书。人们可以确切地说，马克思引用这些口述史料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这些口述史料一方面可以印证某些理论观点，增强这些理论观点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个人爱好得到满足。《资本论》这部无与伦比的巨著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口述史料的做法绝非偶然。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史研究已初具规模。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自发地成立了许多研究团体，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19世纪30年代，社会调查之风在社会上盛行，人们广为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并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些史料。被调查的对象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等，其范围之广，调查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就是H.梅休。从今天的角度看，梅休对口述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改变了传统的调查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梅休认为，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除此之外，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19世纪40年代，梅休将他的主张付诸实践。
    梅休认为，社会调查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下层民众，他们生活贫困，收入低微，而劳动条件又十分艰苦。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情况，为社会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为此，梅休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他工作认真，态度端正，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而赢得了工人群众和其他当事人的尊敬，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自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得到迅猛的发展。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我们已进入了电子时代。现代通迅技术逐渐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现代录音技术也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有效手段，这一切都促使史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口述研究的地位日益突出。汤普森认为，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利用录音技术来搜集口述凭证，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另外，现代口述史运动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根寻源，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口述史学的兴起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世纪90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对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口述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社会史研究，它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密切相关。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改进了研究方法，他们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与访谈对象直接面谈，了解某些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状况。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社会调查，制订详尽的调研计划，筛选和分析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凭证。他们发表的许多社会学专著都曾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毫无疑问，口述史料已成为他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可以在其众多的社会学著作中得到证实。在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这些社会学家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极为赞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实践活动，也为口述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有必要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前面已经提到，近代和现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口述史理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其思想火花至今仍在闪耀。然而，他们自身也有无法克服的弱点，归结起来，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主观上讲，由于历史的局限，大多数历史学家无法意识到口述史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人们（伟人似乎除外）的认识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其次，从客观上讲，自近代以来，尽管科学技术有所发展，但史学研究的范围终究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历史学家们的眼界。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字史料相应增多，历史学家自然也就将注意力转向文献资料；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日益突出，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是一门科学，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而历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此，那种无视下层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为，口述史学的出现无异于一场革命。我想，顺应历史潮流而发展，努力实现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也许就是口述史研究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