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特朗·巴迪耶，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著有比较政治学专著多种，其中有《国家社会学》（与伯恩鲍姆合著，1983年），《文化与政治》（1986年），《两个国家》（1987年）以及《比较政治》（与居伊·埃尔梅合著，1990年）。通讯处：Prof.Bertrand Badie,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27 rue Saint-Guillaume,75341 Paris Cedex 07,France.
    一般地说，历史社会学是各门社会科学对历史的重新发现。特殊地说，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学对历史的重新发现。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椿怪事：某一门社会科学按其本义应是专门研究社会变革的某方面的，但人们有时竟然把时间因素排除在外，这实在有点令人吃惊。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理论体系进行新的考察，对其中的几个要点进行辨析。这里所说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三大类，它清楚地表明负责主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在社会学上的对手们既举棋不定，又深感内疚。
    这种理论系统的第一类，可以归入通常称为历史进化规律研究（historicism）的领域：以大写的历史（History）的名义把小写的历史（history）贬到边缘地位。因为大写的历史具有事先确定的含义，既不受人类控制，也不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所影响，所以历史学家极少能够给予社会学家以什么启发，甚至反而会通过堆砌大量次要的细节和事实而使社会学家们晕头转向，因为从历史规律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和事实只会模糊问题的实质。这种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有联系，但是也见之于进化论的和发展论的范式之中。这种理论认为，业已为人们所知晓的现代性的天然磁石控制着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动态，也控制着文化和信仰的发展动态。在这种认识模式中，历史并不是复杂的有机体，而是注定要归于消失的传统残余。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建构也见之于社会学的"超文化决定论"学派。按照它的观点，每一种文化自有其可以预见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例如，按照伊斯兰教的历史观，或者更普遍地说，按照任何救世信仰所产生的观点，都可以先验地推出某一状态--唯一的未知事物--的结果来。
    把历史排除在外的第二种意识形态所持立场与第一种正好相反：社会学和历史学各有自己的领域；它们之间界限分明。社会学家的作用可以与摄影师相比：他把某一瞬间的社会状况拍摄下来，从而排除了时间本身的动量。它的理论思想基础显然可以采用行为主义的批评家曾经用过的方法加以分析：把一种社会制度的现状加以分析，从而论证其持续、变化以及因冲突而导致的崩溃，他们认为，这样的理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第三种意识形态出现得比较晚，看来更令人不安，因为它干脆宣布历史已然终结①。近些年来的形势，特别是东欧发生剧变以后，助长了这样一种神话的重新建构，即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普遍价值，由这种价值观产生的社会模式、政治制度、哲学体系乃至美学模式，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推广的。因此，这个过程达到顶点，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标志着有普遍命运的特定历史的胜利。于是历史知识将仅仅涉及民间传说和历史遗物：历史知识能为比较分析做出的唯一贡献，将只是识别出业已陷于失败和正处于失败过程中的发展道路。这种理论，彻头彻尾地宣扬一种意识形态：它援引普遍论和理性作为依据，论证西方模式之主宰一切为合乎道理，并且赋予驱动国际体系演变的依赖结构以合法地位。
    这三种理论体系近年来都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历史的重新发现始于60年代末，那是作为批判发展决定论（developmentalism）的余波出现的，而发展决定论的失败在那时已经可以归结为因一种天真的普遍论而受害。罗伯特·尼斯比特发起了对发展决定论的批判，他建议对各个具体事件进行研究，而不要一味就抽象的原理作普遍性推断②。人们认为在他之前已有几位社会学家提出过类似的批评。例如巴朗迪埃远在50年代就主张建立区别对待的社会学（differential sociology）③。但是影响更为突出的是当后来发展决定论兴起之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领域内发生的重新划分。社会学一旦求助于历史，便使好几个学派受到影响，其中之一是受功能学派启发的某种形式的发展决定论（艾森施塔特，阿普特），另一个是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直接间接的继承者（蒂利，本迪克斯），再一个是师承帕森斯的学者（如罗坎），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属于后者的学者有巴林顿·穆尔，佩里·安德森，迈克尔·赫克特，以及西达·斯科克波尔等人④。当时，社会学的所有学派无不致力于使历史研究与比较方法相协调以求结束彼此无知的状态。这种共同努力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有必要进行这种努力的初步证明。不幸的是，它有一个弱点：未能产生一种至少能够把它所启发的研究工作初步贯通起来的认识论。关于这个问题虽有一两种十分稀罕的专著问世（主要是斯科克波尔和蒂利的），但谋求建立社会历史方法的努力看来是失败了：人们认为进行此种努力是必要的，但似乎也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难处，就是这一方法还不具备操作性。这并不令人意外；比较历史社会学至少遇到了两项难以克服的障碍：孤立的事件按其性质就难以进行分析，特别是难以比较；而"宏观社会学的无序"又太过于突出，简直不能指望有办法把它同某一方面的规则相协调。
    Ⅰ。寻找孤立的事件
    历史不容易进行比较，因为它的独特性质使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无法加以分析：首先，历史是文化，换句话说，历史与每一个文化圈特有的时间概念无法分割；其次，按其固有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无法比较，因为各种历史分别产生各自的概念体系和重要的变项。
    1.在进行比较分析时之所以难以运用历史社会学，是因为涉及不同的时间尺度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每一种文化包含着它自己的时间概念，从而对它自己的政治学有影响；显然，发展决定论就是线性的时间概念的直接产物，这种由西方文化身体力行的线性概念，已经在各式各样的进化范式中体现出来。这个提法也适用于受有机体论影响的各个社会学学派。有机体论从生长图式得到启发，因而忽视突变和周期性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学由于假定进化为直线发展，动员的社会学和革命的社会学已大部分合而为一。例如，霍布斯鲍姆提出了有关抗议形式的发展演变的学说，认为若与更为考究的和制度化的抗议形式相比较，19世纪的造反简直属于史前史时代⑤。奥伯沙尔在探讨比较的著作中假定，抗议由社区结构向群体结构转变，甚至于提出抗议的形式向通常在西方社会中见到的C型演变， 并以此种假说为依据构建起他的社会运动的类型学⑥。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理论同样是由社会发展的直线分段论推导出来的。按照这种理论，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条件，本身与社会生产关系不相容。
    这一时间概念不能化为其他文化中的时间概念：它显然不同于建立在伊斯兰文化基础之上的诸社会学学派中常见的时间循环论，例如法拉比围绕熵（entropy fitna）的假说建立的城市概念；伊本·哈尔顿的asabiya概念也是如此，他用asabiya描述盛衰循环，而社区的团结形式则受其支配⑦。我们还知道，"发展"一词译为非西方语言，如斯瓦希里语时，所表达的便全不是进步或进化的意思⑧。若把穆斯林世界特有的发展道路的社会历史解释加以总结，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穆斯林的时间观念与完全不同于西方所独有的范式之间的联系。此处一个例子是切割为许多零碎单位的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经常存在的紧张对立关系，盖尔纳在他的著作中曾对此范式进行过探讨⑨。
    对时间的概念如此多种多样，遂使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非常难以识别。自从特尼斯和迪尔凯姆--如果说还不是更早一些以来，人们一直假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小的社区团结向大的社会团结转变，或者说从机械的团结向有机的团结转变。这种观点把小社区与大社会之间的对立过分简单化了。但是据认为，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条件以及西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机，科恩豪泽关于群众社会的著作、莱德勒和诺曼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以及多伊奇和勒纳论述发展危机的著作等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⑩。关于方向的改变，这一概念一旦移植到另外的文化之中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最近有关中东、北非、黑非洲以及远东的研究工作完全否定了伴随着过渡可能发生剧烈的方向转变的概念：社区只是被改组而并不被拆散，在这里时间并不意味着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而是重新组合或配置（11）。如只设想一种时间概念，就会把上述重新安排解释为旧的残余或落后形式。再者，某一特定历史发生突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另一种社会历史中也将发生突变：在西方，在社会政治发展中个人（individual）的出现是个有效的主题，在其他社会中便未必一定如此。
    如果非西方社会--仍然处于依赖地位的社会--不是把非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两套历史、两种时间结构叠加起来，社会学家或许能够克服上述问题。处于依赖地位的社会的社会动力学受到这个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输入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模式和做法，无异于输入另外一种历史，因此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并存的局面。组织松散的经济和组织严密的经济对待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待变革和中断、突变的概念更不一样。以感情联系为基础的经济同样另有一套组织结构和变化速度，与同一社会中的面向市场的农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速度大不一样（12）。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政治：由于有几种历史不同、变化节奏不同的政治部门并存，很难设想处于依赖地位的社会能拥有一种单一的历史发展进程。
    由于有钱有势的社会精英们擅用输入的外来模式，事情就更加难于处理。首先，内源的和外来的模式和做法与时间的关系肯定不一样：于是以何者为合法，这方面的规范也显然不同，或则依据传统方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难稽的古代，或则借身外国，而后者历史短暂，甚至转瞬即逝，往往可以发生突变。这种社会中的专有（appropriation）的机制本身就很复杂，且因行为者采取的战略不同，不可设想为千篇一律：专有机制因其对个人的用处不一而异，所以在建构政治制度的方法上会衍生出种种不同的时间尺度：所以非西方国家包含各不相同的组成部分，分别与故意有所不同的专有速度相对应。法律，符号体系，劳动力，公共政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形式等等都并不以相同的时间概念为依据，因此彼此不同步。1988年秋发生的阿尔及尔骚乱在这方面最能发人深省：当局处理事件的方式显示出一种在短时间内采取行动和改弦更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唯独最为外来的政治结构才有的。--即通过全民公决而立即改变宪法制度。
    实际这种专有机制的"档次下调"，以及不同社会内部的时间尺度的多重性证实了一件事：那种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而宣布历史终结的观点纯粹是一种错觉。这种观点至多与表面现象有一点关系，与某些输入的过程所造成的西方化的外表多少有一点类似。但是，这是个仅供展览之用的橱窗，它不仅掩盖了实际上是输入与专有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也掩盖了群众性政治活动的再度出现，以及比较政治学家必须加以考虑的历史极为悠久的文化：中国模式、印度模式以及日本模式，它们既是经历了几千年纯粹的饰面板，又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细微调整和更新的文化。因此比较社会学家面对着两个难题：他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许多时间尺度，这些尺度并非依据西方通行的时间概念，虽然问题表面看来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随便举一个吧，如果我们把阿尔及尔国家看作普遍理性的某种版本的逐步实现，我们就会仅仅是把事态发展归因于了阿尔及尔的行为者--无论他们是否是专业的政治家。
    这个概念，恐怕他们是会感到完全陌生的。
    2.有一些问题，如果比较政治学家们对它们肯作仔细分析的话，原是可以解决的；然而自称以历史社会学为依据的多数著作中均不见这种分析。例如西达·斯科克波尔在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比较分析就很少注意及此。这三个国家的革命显然依据的时间概念不一样。这一点仅凭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时间远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之前，从而给它们提供了一个现成范例就足以说明。对巴林顿·穆尔的著作也可以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法国和英国民主制度酝酿发明的时间是不可比的。另一方面，要想解决涉及独一无二事件的认识论的另一个问题就难得多了：如果历史是可以比较的，那么是在哪个层次上可以比较？如果历史是一场冒险，那么把历史简化为一组寻常的变项岂不就破坏了历史的特性？历史的道路是否一定必须体现同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不同化身？这些历史道路是否有着支持和普及多元化分析的功能？
    的确，所有这些问题都遇到一个主要问题：用以解释历史的各个变项是否能独立于有待分析的对象的文化之外？对此，历史社会学的著作大多给予了仓促的肯定。虽然这些变项也是历史、文化或冒险的一部分。让所有的历史都接受同一组解释变项，就犹如用一部择定的历史规则去解释所有其他人的历史。波拉尼警告我们：把经济变项当作思想的、行为的、从而也就是用以解释事物的普遍性范畴是危险的（13）。利用这种变项来把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还应当警惕，普遍性导致的许多错觉：西达·斯科克波尔在借助农业状况来解释革命发展的时候，假定法国的专制政体、俄国的帝制和中国的帝制在社会政治方面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特征，是使它们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精英在各自的国内促成同样的革命形势（14）。然而，不管这种解释听起来多么动人，但它从三个方面否定了历史社会学的原理。这就是设定三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其一，是关于国家的概念（试问：清朝皇帝与法国国王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二，是关于地主阶级精英的概念；其三，是关于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我们发现，佩里·安德森对专制国家起源的解释，同样地模糊：他把专制国家视为封建社会危机的产物，而没有首先阐明用以进行解释的、以及将被解释的两种变项特定的历史特征（15）。斯坦因·罗坎在编制欧洲的概念地图时，不得不先验地承认宗教、政治、地域以及经济等变项对欧洲大陆各国社会具有同样的影响（16）。
    比较社会学家因而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如斯科克波尔在其《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一书中所建议的那样，必须向历史寻求解释（17）。而这种做法隐含着再创造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写历史的可能；或则必须充分尊重历史不能简化而又独一无二的品格，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从说明的角度看待历史社会学。因此，对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道路的知识便意味着须对一种变化形式作出描述，力求理解它的特点以及社会行为者的行为与战略。格尔茨和本迪克斯采取的就是这个方法，他们的著作没有妄称提供了什么解释，也没有去构建什么解释变项，而是通过把具有不同含义的体系作排比对照，从而在实际上赋予历史社会学以描述功能。
    Ⅱ。宏观社会学所造成的无序的效应
    社会学家对历史的运用导致在研究方法上分化与整合并存，从而导致分析方法的无序，其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估。历史学的分化（区别对待）在于摈弃寻求普遍规律的努力而致力于区分几种发展模式，但是它也注意整合，认为存在固定的发展轨迹，换句话说历史进程有其同一性，而且经久不衰。历史学强调社会结构而非社会行动，即持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而不以行为的研究为主攻方向。当历史学终于承认很难找到什么方法来进行验证时，就达到了完全无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