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唐代以前的史书主要分为两大体例：一为纪传体，一为编年体。秦汉以前，我国的史书以编年史居主要地位。自从司马迁始创纪传体史书体例，继而班固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后世作史者大都袭用其体例，遂使纪传体断代史逐渐昌盛。到了唐修《隋书·经籍志》时，纪传体断代史已被正式称作为"正史"。由于纪传体史书地位之重要，因此刘知几在《史通》这部史学评论专著中以近一半的篇目来具体讨论了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的源流和得失，对纪传体史书的编写经验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改造旧史的主张。这些主张大多受到了后世史家的重视，对后世史书的编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一、主张"本纪"唯叙天子-人，帝王之先世应别为"世家"
    刘知几在《史通》中特别强调编写纪传体史书必须注意各种体例的不同要求，要做到"疆理"有分。比如在谈到本纪与列传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①在刘知几看来，本纪必须是编年体，其主要内容是"书君上以显国统"②。而列传则是记载人臣事迹，用以解释和补充本纪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刘知几对《史记》等史书"为例不纯"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在《史通·本纪》篇中，他批评《史记·周本纪》从周之始祖后稷叙至西伯（即周文王），《秦本纪》从秦之先祖伯翳记至庄襄王（秦始皇父），是"疆理不分"，他认为周从西伯，秦从庄襄王以上诸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④，名不符实。因此，他主张将其别作周秦世家。同时他还批评了《后魏书》、《北齐书》作者自乱体例，"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⑤的现象，并竭力反对《史记》为"僭盗而死，未得成君"的项羽立本纪。⑥
    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强调史书体例之间要做到"疆理"有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确实出现过象《后魏书》、《北齐书》中诸帝本纪"全为传体，有异纪文"的现象，这确实需要引起当时及后世修史者的重视，以避免在史书中再出现那种既非本纪，又非列传似驴非马的体例。然而刘知几在批评《史记》为例不纯的过程中，却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司马迁在设立本纪这个体例的时候，并没有确立本纪"唯叙天子一人"的原则，因此在《史记》中，他并不拘泥于这一点。事实上"本纪唯叙帝王"的理论是后人以《汉书》为标准抽绎出来的。刘知几持后起之理论来诋诃《史记》，显然在逻辑上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如果按刘知几的建议，将周从西伯，秦从庄襄王以上诸王别为"世家"，这样就势必割裂周、秦历史发展的轨迹。至于刘知几竭力反对《史记》为项羽立纪，这完全由于他头脑中的封建正统思想在作祟。
    尽管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提出的本纪"唯叙天子一人"，帝王之先世别为世家的史学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世遵从其说者当首推欧、宋的《新唐书》。《新唐书》为了做到使"本纪"与"列传""疆理"有分，在记武则天一人事迹时，将其称制后的政事编入《则天皇后本纪》，而将其未称帝以前的事迹及宫闱琐事载入《皇后传》内。其后元人撰修《金史》也遵从刘说，在九帝本纪之前，设立《世纪》以记载金太祖骨打以前十一君之事迹，这十一君均系追谥之帝。在九帝本纪之后，又设《世纪补》以记景宣帝宗峻（熙宗父）、睿宗宗辅（世宗父）、显宗允恭（章宗父）之事迹。这三人都位列大臣，但均是皇帝老子，不宜列入诸臣传，故特立《世纪补》载其事迹，以别于一般列传。以后《元史》、《明史》也都遵从刘说将追谥之帝单独立传，放于列传之首。《清史稿》将清显祖以上诸人均附于《太祖本纪》而不单独立纪，似也受刘说之影响。
    二、主张《列女传》应记"动合礼仪，言成规矩"的"才德兼美者"
    自西汉刘向作《列女传》后，范晔始在《后汉书》中设立《列女传》，以后历代正史多沿用不改，范晔设立此传的本意是记叙妇女中"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⑦列为叙列之意，非为后世所称"烈女"之烈。所以《后汉书·列女传》连蔡文姬那样数次易嫁的女子也收录于传。对此，刘知几颇不以为然，他说："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⑧足见刘氏受封建礼教影响之深。
    唐以后历代所修正史"列女传"，大背范晔最初的本意，改而以记"节烈"贞妇为主，虽为时势使然，但也不能排除刘说影响的作用。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林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⑨针对这一点，章学诚主张"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⑩章学诚企图通过分立"贞节"和"列女"两传来分别记载贞妇和才女的事迹，以解决顾此失彼的矛盾，然而他和刘知几一样都没有摆脱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
    三、主张删去或改造《艺文志》
    刘知几认为，自《汉书》以来历代正史所设"艺文志"或"经籍志"，往往是"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繁互出"，造成重复记载和超越断限的现象。因此他主张"凡撰志者，宜除此篇。"（11）这个主张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对此，明代学者胡应麟指出："原夫《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刘知几《史通》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史》之非，此殆疏卤之谈，匪综核之论。"（12）胡氏此论专就保存前代著作名目、了解古今图书的存亡，并借以考察历代学术的盛衰消长来反驳刘说，很能匡正刘说之偏颇。刘知几自己似乎也感到他的此项主张很难被后人所接受，于是又退一步说："必不能去，当变其体。"（13）如何改造此志，他主张应象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所设《坟籍志》那样，"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14）。不必向上追记历代经籍的存没情况。刘知几从史书断限起讫的角度认为，每朝史书自记一朝经籍的状况，既不会与前史发生重复记载的现象，又不会逾越断代史的起讫。但刘知几的这一主张没有引起五代及宋元一些史家的重视。新、旧《唐书》、《宋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依然沿用旧例，备载前代之书。直到明清时期，这个主张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如明初修《元史》，删去《艺文志》，只在列传中附载其著述。清初修《明史·艺文志》，则仅录有明一代各家著述，不再上涉前代，均明显受刘说之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于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复申明，于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15）。此外，《清史稿·艺文志·序》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清代总目，既已博载，兹志著录，取诸《明史》，断自清代"。似也受刘说之影响。
    四、主张改造《天文志》和《五行志》
    刘知几认为《汉书》因循《史记·天官书》作《天文志》，不加厘革，"志无汉事，而隶于《汉书》"，实属越限乖谬。后史如《晋书》、《隋书》所设《天文志》重复记载亘古以来"不变"的天文现象，也属繁冗。在刘氏看来，"古之天犹今之天"，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是亘古不变的，每朝史书重复记载这些天文现象，实在是一种浪费。因此他主张"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慧孛氛祲，薄食晦明。"（16）至于那些"不预人事"的日月运行、星宿分野等天文现象可略而不载。应当指出，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事"包含着许多占星家、阴阳谶纬家对星象及人事牵强附会的解释和预测，因此他的学说没有超越唯心主义天道观的范畴。
    后世遵从刘氏之说的有欧、宋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改《天文志》为《司天考》。欧阳修认为："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17）因此《司天考》只是客观记载了当时诸如日蚀、流星、地震等自然观象，而略去星宿分野等记载。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余概从删，……此由信《史通》之谬谈，成兹偏见。"（18）
    此外受刘说影响的还有南宋的郑樵。他说："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19）又称"历世《天文志》，徒有其书，无载象之义，故学者但识星名，不可以仰观，虽有其书，不如无也。"（20）他作《通志·天文略》的目的是"欲学者识垂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21）由此可见，郑樵的观点实际是承继刘说而加以发挥。但他认为作《天文志》应"杜绝其妖妄之源"的观点，较之刘知几相信天象变化影响人事而主张多记星象家占卜、预测的唯心主义观点要进步得多。
    对《五行志》，刘知几认为"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22）然而《汉书·五行志》却妄以董仲舒、京房等阴阳谶纬迷信谬说入史，牵强附会，前后矛盾，这就大大削弱了史书的可信性。因此，他主张作《五行志》必须实事求是，摒绝一切妄说游词，尤其要反对那种"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锺。"（23）的做法。但同时他又认为"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24），因此他主张志中应适当记载一些有关"人事"的吉凶预兆。很显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中既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但又掺杂着唯心主义的成分在内。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刘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他说："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因此他主张作《五行志》应"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征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25）但他仍然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在后世的正史中，《明史·五行志》和《清史稿·灾异志》均"著其祥异，而削事应之附会"（26）似受刘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