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应时而起，虽“无尺土之柄”，却凭藉自身谋略翦灭群雄，重建汉室，继而又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使满目疮痍的社会重现生机，被封建史家誉为光武中兴之业。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刘秀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其中，刘秀延揽和使用人才的策略尤可称道。
    西汉末年，汉室中微，外戚王莽篡位，推行暴政，弄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1]人民无以为生，纷纷揭竿起义。当此之时，年仅28岁的刘秀投袂奋起于舂陵，在昆阳之役中，为消灭王莽军主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23年，绿林军攻占长安，王莽政权宣告灭亡。新莽之后，群雄并立，各霸一方。刘秀审时度势，毅然挺进河北。河北自古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没有足够的力量决难立足。而当时的刘秀人寡势单，几乎是“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2]（耿纯列传）客观形势的险恶和自身力量的弱小，使刘秀认识到当务之急莫过于积聚力量，于是采纳了臣下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订人才策略，聚拢人才。称帝以后，刘秀继续贯彻正确的人才政策，为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刘秀人才策略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能够破除此轸彼界的观念，打破地区界限，广揽天下人才，而不拘泥于南阳地区这个小圈子。起初，刘秀结识的多是南阳地区武断乡曲的豪强大姓与士人，如邓禹、李通等，这些人一直追随刘秀，是他起家的本钱。因此，在称帝以后，刘秀十分信任他们，对他们大加任用，故“是时在位多乡曲故旧”。[2]（独行列传）而南阳以外的人被重用的则很少。这说明，此时刘秀狭隘的家乡意识还比较浓厚，这对于延揽人才是不利的。后来并州牧郭汲在临上任前就劝刘秀要以四海为家，不应以地域为限，“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2]（郭汲列传）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不少南阳以外的人开始担当重任。在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中除11名来自南阳外，其余的17人则分别来自颖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占了大多数。至于其他官吏的来源就更为广泛。刘秀还下诏让臣下去各郡、县为他定期、定额推荐人才。其中仅宋弘一人就“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2]（宋弘列传）有的位及公卿。
    刘秀人才策略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不以身份及家世为取舍标准，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凡是有治国领兵之术者，靡不毕用。在他的麾下，来自下层社会的平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因才能而显贵者为数不少。如一直担任东汉军事统帅的大司马吴汉就是曾因家贫而以“贩马自业”的小商贩，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也是出身卑微被人欺辱的布衣。但他们治军有方，作战勇猛，忠心耿耿，深为刘秀赏识，因而得以重用。甚至新莽朝的故吏以及降将也不一概排斥，对真心归顺的时贤之士，同样予以重视。如侯霸曾经任职新朝，仕东汉时，官至大司徒，煊赫一时。刘秀还在俘虏和降将中选拔了征南大将军岑彭和征西大将军冯异，他们后来均成为东汉名将。通过这种方法，刘秀收纳了一大批堪称栋梁的文臣武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刘秀在聚纳人才的过程中始终把着眼点放在拥护东汉统治的地主阶级内部，加之刘秀本人“略通尚书大义”，因而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加笼络。事实上，有功于刘秀的臣属，如卓茂、耿龛、铫期、邳彤、刘隆、景丹等，多通儒术。对此，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中亦言：“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符合”。
    刘秀人才谋略的指导思想是“柔道”。何谓“柔道”？概言之，就是待人宽容厚道。他在取天下和治天下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营造“上下相亲”的政治氛围。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宽以待人：刘秀泛爱容众，以待人宽柔著称。公元24年，刘秀率兵攻破邯郸，诛灭王郎，并缴获了当地吏人同王郎一起谤毁刘秀的材料达数千章，刘秀不计前嫌，立即烧毁，以“令反侧子自安”。[2]（光武帝纪）当河北危难之际，王霸之部将溃兵散，刘秀没有埋怨他，反而鼓励说：“颖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2]（王霸列传）更始部将朱鲔，与刘秀有杀兄之仇，而朱鲔降后，却能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来官至少府，爵禄终身，传封累代。可以说，大凡专制君主都深忌官僚士大夫结恩义，交相引，而刘秀对此却“不以沽恩附势为疑”，[3]（卷6）颇为宽容。
    用人不疑：恢复汉室前，刘秀即以开诚相见著称于当世。破铜马时，“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敕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2]（光武帝纪）刘秀懂得权不重则事不就，任不专则功难立的道理，因此，他对诸将敢于膺以专权，放手使用，对长期专兵居外的将领很少疑忌。征西大将军冯异久握重兵在外，有人诬陷他威权至重，跋扈关中，野心勃勃。冯异知道后惶惧不安，而刘秀却致书抚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2]（冯异列传）刘秀对握有重兵的将帅尚且如此信任，对于文职的公卿大臣当然更能以诚相待。
    厚待功臣：这是刘秀团结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对功臣“犹以宽科，完其封禄”，[2]（马武列传）使他们莫不“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刘秀对功臣的分封十分重视，即位伊始就效法汉高祖而大封功臣。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分封邓禹、吴汉、冯异等三十余名功臣为列侯。建武二年，又封耿龛等二十余人为列侯。以后又陆续分封一些功臣。这些功臣在刘秀的影响下，谦让辞位，远名势，避荣宠，“修整闺门，教养子孙”，[2]（邓禹列传）竞相奉公守法，蔚然成风。刘秀还复兴了丹书铁券的汉礼，写下誓言，让功臣们世无绝嗣，“传于无穷”，群下感动，莫不自励。同时，刘秀还往往在将帅出征、凯旋以及地方官上任之时大宴群臣。对功臣经常赐以珠宝、衣服和钱帛，甚至不吝以自己所乘御马赐予功臣。
    慎用官吏：刘秀对选用官吏一向是慎重的，凡重大任命总是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刘秀即位伊始就“诏举可为大司马者”。[2]（景丹列传）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为选任太子太傅，“上大会群臣”，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如铫期曾经向刘秀推荐冯勤，但是“初未被用”，后来刘秀看到冯勤“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2]（冯勤列传）对推荐的人才，刘秀有时甚至亲自召见。“问以政事”，观其酬对。为使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建立了简选人才的制度。同年八月“下诏三公、九卿、将军、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廉吏”。[2]（《志·百官一》注引《汉官目录》）又规定按西汉故事，恢复四科取士，刘秀用人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征召的官吏大多是县邑中“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作风正派的人。对官吏才能的要求也很高。他把“学通行修”，“明达法令，能按章覆问”，“明足以决疑”，作为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要求官吏必须具备上述才能。为了迅速培养东汉统治阶级的人才，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京师设立了太学，把大将军下至六百石的子弟送去学习，由从全国挑选出的博古通今的儒学之士教授，为东汉政权培养造就了大批有办事能力的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吏。
    赏罚分明：刘秀对立有大功的部属，即使身为奴仆，他也从不吝赏赐。如刘秀过去的大将彭宠反叛后，他的奴婢子密等三人“斩宠及妻头”立了功，子密被封为侯。若是官员不称职，或者有重大失职行为，刘秀决不姑息。邓禹有攻城野战之功，二十四岁便被刘秀拜为大司徒，位居众将之首。但当他为赤眉所败，仅以二十四骑退还时，刘秀就当即免去其大司徒职务。刘秀从谏如流，对敢于直言其过失的官吏加以奖励，而对于不能纠正其过失的官吏则予以惩罚。一次，刘秀打猎天黑方回，上东城门侯郑恽明知皇帝在外面等候，拒关不开。刘秀只得绕道从东中门入城。第二天，郑恽又上书刘秀，批评他“远猎山林，夜以继昼”，[2]（郑恽列传）不以江山社稷为念。刘秀自知理亏，于是便赏给郑恽布百匹，而把未能尽责，放他进城的东中门侯贬官。可见，刘秀对于臣属的迁黜，不仅能秉公处之，而且颇为严格。
    在与群雄竞逐的斗争过程中，刘秀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摸索出了比较完善、行之有效的人才策略。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冲破了狭隘的地区和门第观念的束缚，多方网罗人才，并做到了爱才、惜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和保护人才，把人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把用人作为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提拔任用了许多廉官良吏，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刘秀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扬长避短，知人善任。他有容人之器量，不计较个人恩怨；有胆识，敢于用敌国之人。他用人不疑，赏罚分明，整肃吏治，调动了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才的作用得到了有效地发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封建皇帝的刘秀在用人上还能时常听取臣下的意见。
    但是，必须指出，刘秀的人才策略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刘秀无论在选任人才，奖惩官吏还是在驾驭群臣方面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不能越过等级的鸿沟，他所重用的基本上还是封建士人。他不敢从根本上得罪豪强地主，从而就无法阻止寡行鲜能的显贵子孙获得官职。从某种程度来说，刘秀是靠《赤伏符》来做皇帝的，因而他崇尚图谶，“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4]（卷44）有时甚至靠《赤伏符》“显灵”来任命三公。刘秀虽然能基本上做到赏罚分明，但是其错赏滥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本质上说，刘秀控制、驾驭部属的措施无非是封建权术。所以他也不可能彻底地做到用人不疑。对于久守边境重镇的太守，刘秀多讽其遣子入侍宫阙，表面上含优容嘉勉之意，实际上则是收为人质于朝。后来刘秀越来越不信任大臣，听信谗言，使马援蒙不白之冤就是明显的例证。原文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食货志[z].
    [2]范晔。后汉书[Z].
    [3]王船山。读通鉴记[M].
    [4]司马光。资治通鉴[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