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于《史通》开篇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此言深明史学变通之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当然这又不止史体方面的变化。北宋中叶，史学领域受到儒学思潮变化的强烈影响，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纪传体的唐、五代史的改撰，编年体的《唐史记》、《资治通鉴》、《唐鉴》的产生，均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史学风气的变化
    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大盛，孙复、刘敞、孙觉等人相继而起，诸儒争发《春秋》要旨，或论其"尊王"之微意，或论其褒贬之大法，或论其修身治国及君臣父子之道。师法《春秋》之意的史著大量出现。正如王鸣盛说："宋人略通文义，便想着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①虽然或有反对一依《春秋》义例，但承认儒家经典对史学的指导意义。例如苏洵《史论》篇言："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王、苏二人为说，正好互补，也就是儒经特别是《春秋》对北宋中期史学影响的两个方面：前者偏重撰写形式，如凡例、笔削褒贬、属辞比事之类；后者偏重于思想内容上，即史作应该体现儒家思想的指导原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阐发《六经》之意，探寻为史之道，为史家所尚。仁宗时期以论唐史闻名的孙甫把《尚书》、《春秋》看作是古史的典范，认为为史之道在于"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颇具代表性。其《唐史记·序》指出：《尚书》、《春秋》乃"古之史"，"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春秋》记乱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序文还说："史以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可见他所认为的史学，就是揭示治乱的根本原因，以儒家的标准进行"劝戒"。又如"以史学见称士类"的曾巩亦以"明理"、"明道"为史之要务，其《南齐书目录序》论作史的目的云："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记，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同时提出了对"良史"的要求："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在《寄欧阳舍人书》中，他斥责铭志之作"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认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在《梁书目录序》中，他力辟佛氏之失，以所崇奉的儒家"先王之道"为"天下之通道"，而"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以儒家之道来揭示治乱的根本原因并以之作为进行劝戒的标准，实际上已把史学当作了儒学的附庸。张载说"观书且勿观史，……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②二程则要读史识"理"，谢良佐"举史书成文"，明道指为"玩物丧志"。③伊川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需要识治乱安危兴残存亡之理"；又言："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又言："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④由外在的要求，及于内在的修养，表现了理学思想对史学的要求。以史明道、明理，或劝或戒，必以儒经之旨为归，这在北宋中期成为史家普遍接受的信条。
    二、史论的两大议题
    北宋中叶在儒学思潮变化的影响下，史论出现了繁荣的情形。社会危机的加深，政治风潮的涌涨，激发了新儒者们去探寻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如何看待和估价自三代以来的历史，同样是新儒者们所必须予以解答的重大课题。于是议论蜂起，其焦点在两个方面。
    第一，崇尚三代，寄托政治理想。圣人制作说这一古老话题再度流行，古代的纲常伦理被奉为永垂万世的大法。石介《复古制》一文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旨趣，其云："厥初生人，……同于禽兽之道也。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后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有男女、有衣服、有饮食、有田土、有宫室、有师友、有尊卑、有昏冠、有丧祭。噫，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世大法。"李觏在《礼论》篇中，也对从三皇到孔子的所谓"先圣遗制"的形成、作用、内涵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将先王之礼奉之为"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三代以后出现的变乱，便被认作是由于古制或古道被破坏了的缘故。石介《原乱》篇云："周秦而下，乱世纷纷，何为而则然也？原其来有由矣，由乱古之制也。"于是认为："不反其始，其乱不止。"公开提出了恢复古制的主张。曾巩撰《唐论》亦云："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制，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他如孙复、欧阳修等新儒者们都说过类似的话，此不具述了。
    在美化三代之治的同时，寄托着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也往往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而大发议论，所以这期间对三代历史的论述充满着复古主义的浓郁气味，而又深寓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如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序》称："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其《礼论序》也说是"攻后世之乖缺"。二论都对三代政治进行了许多美化，并提出了自己对改造现实的意见。欧阳修在一首问策中，也称誉三代之治繁简得当，上下安和，认为"今一切悖古"是"仁政未成"的原因。⑤不发空论，"有为言之"，表现了儒家"切于人事"的态度，虽为论史，亦乃政论了。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为儒者所尚，其结果必然要以"先王之道"来作为权衡成败得失的标准，这与"史以明道"的精神一致。用此标准来剖析汉唐历史，于是出现了普遍的卑视汉唐的议论。石介、李觏、曾巩以及范祖禹的论述具有代表性。
    石介著《汉论》三篇，以三代"王道"政治为标帜，认为汉代"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驳焉"。他又有《唐鉴》五卷，斥女后、宦官、奸臣之乱唐，希望宋王朝的统治者效法"汤以桀为鉴，周以纣为鉴"的榜样而"以唐为鉴"。⑥李觏论汉唐分析更为深入。其著《常语》以汉唐为"王而驳者"，其道不纯。著《礼论》七篇，极言"先王之遗制"，推尊周孔。论之第七有"议者以三代之后，汉、唐为盛，如之何可比隆于古昔也"这类设问，他答云："汉唐其卑矣！高帝起于陇亩，草创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继立，龊龊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黄老刑名之学，炽于其间。……（武帝）黩兵好胜，竭天下之务，以事四夷，延方士，筑宫馆，以求神仙，用不经之言，以东封泰山，禅梁父。光武忧勤民事而不务大体，专求俗吏之课。不师经籍而听用图谶之书，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运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废杀长適，以取其位，不能纯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驳杂，浮屠乱法而不知禁，进士坏文而不知革，易置储式，依违不决。明皇亲见祸乱，心思矫正，而兴起老子、庄周之说，以害教化。……"最后作结语云："汉唐之盛，犹不足观；汉唐之衰，万世之鉴也。"曾巩撰《唐论》，批评汉代"多用秦法"，其论唐太宗为政的"得失"云："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这些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总结成败兴衰。儒家学者对历代政治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评价标准，看其是否符合所谓"先王之道"。
    随着理学思想的逐渐确立，三纲五常之道被奉为"天理"。以此伦理道德标准来看待历史，三代以后，更是无可称颂。稍后于曾巩等人的范祖禹论唐，是这种史论的代表。其著《唐鉴》对唐三百年的历史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认为有唐"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⑦类此论语尚多，不具引。卑视汉唐的观点为理学家所承持，如明道言："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伊川论唐，与范祖禹同出一辙："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⑧历来被称为盛世的汉唐在新儒者们的眼中是如此地不足道，至于五代，则更被指为人鬼失其序的社会。
    第二，是"正统之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即位之初的建隆二年（961），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984）四月， 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1020）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而董行父上言谓宜用金德，均未被采纳。诸辈所议虽有异，然皆不出五运之说，直至仁宗时宋庠撰《纪元通谱》一书，犹以"五德相承"为说。另一种正统说是分裂时期统治者为本政权的合法性作辩解的。即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69中所论："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胡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欧阳修在《正统论·序论》⑨云：所谓"正统"，就是"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上篇》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因为有"不正与不一"，故而作此论以明之。其《下篇》则详细地分析了历史上各朝代是否合符正统的问题。在欧阳修看来，三代的正统不成问题，并据自己确定的标准，将历代的情况分为四类：一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二是"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三是如东晋、后魏，"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正统难以确定，实际上是被摒于正统之外。四是魏及五代，难入正统之列，因它们"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
    《正统论·上篇》还驳斥了此前的两种正统论调，认为它们"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其一驳"偏名一德"，指"为南史者诋北为虏，为北史者诋南为夷"为"自私之偏说"，其后司马光与此论合。其二驳"五胜之术"云："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他纵论"正统"，是为了捍卫儒家"圣道"的。
    如何看待五代统绪问题，似乎困惑着北宋的史家，欧阳修《正统论》就是针对这一难题而引发的。他在《或问》篇中说，"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的缘故。如果秦汉而后孔、孟复出，也一定会"为之辨而止其纷纷"的。他以孔、孟后继者自居，希望作论以息天下之争。欧公初以魏、梁为正，引起了一番争论。《宋史·章望之传》说："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章论今佚，苏轼撰《正统论》记其论云："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相去未能远也。"章氏提出正统与霸统二元说，以霸统代替闰位。苏轼则大体以欧说为是，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安石据此抨击苏轼"附丽欧阳修"，认为章、苏二论都无理⑩。此外，又有杨杰者撰《五代纪元序》，认为五代"十三主有君天下之士而无君天下之道"，不与之"正统"之列，并言："不与之，所以正正统也。正统不正，何以正天下？"
    司马光作《通鉴》，深感于"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于是不取正闰之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但他在《答郭纯长官书》中，对章望之"补欧阳修思虑之所未至，谓秦、晋、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魏不能兼天下当为无统"之说表示赞许，对其以霸易闰之说表示非议。他虽然以正闰之辨难有确论，但承认"愈讲而愈精，庶几或可以臻其极"。刘恕也曾与司马光争辩过"纪年"系于蜀或魏的问题。其后陈师道、毕仲游、张栻以及朱熹等人都对"正统"问题发过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