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远古祖先--南方古猿就能变成人，而人类的其他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等类人猿就没有变成人呢？这是因为，人不仅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而且是其自身的类本质或社会本质力量进化的产物。有的学者把人类这一特有的进化过程称之为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
    如所周知，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气候的恶化和森林面积的缩小），类人祖先原来赖以生存的条件毁灭了。生存条件的毁灭，意味着满足身体需要的原有活动方式的终结。正如有的人类学家所指出的，这时在人类祖先身上就产生了机体的形态结构和生存机能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一方面，要生存，就要使机能达到能够对外界环境进行改造的程度；另一方面，机体形态结构本身的局限性，又不允许机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它表明，我们的类人祖先已走到纯肉体进化的尽头。它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开辟新的进化途径。当人类祖先从原先的生存环境迈入一个新的生疏的环境时，由于原有的活动方式无法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采取另一种生存方式，即文化活动的方式，其中主要是工具活动或生产实践的方式。约言之，就是说从此，人类的进化就变成了人的类本质或社会本质力量的进化。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人的知识和人的劳动产品的进化。
    研究思维发生学，是探讨人的类本质力量进化过程的重要方法之一。反之，对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研究，也是研究思维发生学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等物质产品，是人的类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特定历史时代主要文化遗存的生产工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物化。它以浓缩的形式凝聚、积淀和固化着当时人类的思维发展水平。因此，原始先民们遗留下来的这些物质生产工具，被学者们称之为"思维的'化石'"。本文旨在通过对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思维"化石"的研究，来揭示初民的生产实践与思维认识活动的关系。
    一
    研究生产实践与思维的关系，离不开对人的自觉的目的性思维形成机制的探讨，因为实践活动的主观动因，是以目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对需要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自身的内在尺度的意识，即自意识。以实现自身需要为目的的自意识，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对外部对象的要求，也就是说，为满足需要所必须的意识，是一种对象性意识或客观尺度的意识。可见，人的目的性思维的原始发生，是以自意识和对象性意识的有机统一为前提的。从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考察来看，人的目的性思维发生于形成中的人的活动之中，同时它又反转来构成了人的活动的形成因素。由此可见，目的性思维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人的实际活动。
    过去人们通常把是否会"使用工具"，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但是，自从动物学家们发现黑猩猩等高等灵长类动物也会使用某些"天然工具"取食时，人们又把人的形成界定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些界说当然不错，但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把从猿到人的转变当作一个过程来考察。实际上，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从使用工具开始，到学会制造工具时结束的。因此可以说，亦猿亦人的过渡状态，是人类起源的直接起点，而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则是制造工具的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我们的远祖在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地产生了初级的思维和意识，因而初步地形成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目的。那么早期人类的自觉目的究竟是怎样通过使用工具的活动逐渐地形成的呢？这是我们在研究思维与实践关系时必须解决的课题。可喜的是古人类学和动物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为我们揭示自觉目的性思维的形成过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对古人类学和动物心理学现有成果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揭示人类自觉目的性思维的形成过程：
    其一，我认为人类先祖始初的工具性活动，就已经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对象化活动，它为人类始祖从外部客体和内部体验中意识到需要，准备了起码的条件。野生类人猿使用工具的情况表明，即使是偶尔使用工具，也是运用其肢体器官对自然物的简单加工。始初，人类祖先只是利用天然的树枝、石块等现成物体，作为自身生存和自卫的辅助手段，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活动领域的扩大，这些天然工具日益成为其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狩猎活动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类祖先提供了肉食，另一方面那些较大动物的骨头、牙齿和角又为人类祖先提供了实践活动的工具。在这类工具身上，第一次体现了人类始祖的类本质力量，既社会群体狩猎活动的威力。
    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认为，在制造石器之前，动物的骨头、牙齿和角等曾经被人类始祖作为重要的工具来使用。因为此类工具有较好的硬度和尖端，远远优于天然工具，故而先祖们常常自觉地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去猎取较大动物，以取其骨、齿、角来作为工具和武器。类人猿也会以草棍、树枝充作工具来取食，但它们是随取随用，随用随丢。然而在人类祖先那里，充作工具的自然物和动物的骨、齿、角等，则日益成为需要的对象而被保存下来。这就是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人类始祖日益选择那些较为合用的物体作为工具的过程，也就是把自身的需要自觉地投射到外部对象的过程。因为此时的工具，还不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我们只能称之为对象化的萌芽。
    其二，由于使用工具的经常化，使活动和结果的联系成为心理反映的主要内容，这样就为把有结果的活动转化为对结果的想象奠定了基础。根据科学家们对古人类学的研究和对类人猿行为的观察结果来看，活动结果与需要的相关性，首先成为人类祖先思考的对象，而相同的活动总是引起相应的结果，就会使他们的从结果回溯到原因，从而初步领悟到活动与满足需要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最初的工具活动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话，那么经常化的工具活动，就不能用偶然性或纯粹的本能来解释了。由于初民们把日益增多的新物体作为工具来使用，不同质料的工具会产生不同的功效和结果，也就逐渐地被意识到。在捕猎过程中，某些不合用的工具被丢弃和合用的工具被保存，其间都会不自觉地伴随某种程度的推理，这种推理显然比一般灵长类动物有更高的水平。从类人猿的观察性模仿（如通过模仿学会钓白蚁）到人类祖先的简单的推理性模仿，为制造工具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条件。当所需工具性能的指标超出肢体器官所能加工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借助自然物进行加工的需要，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体现了主体对某种效益的有意识的追求。
    其三，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目的的提出，是以外部活动的"内化"为前提的。因此，自觉的目的性思维的形成，一方面要依赖工具活动的发展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人类祖先心理概括能力的提高。
    英国年青女科学家珍妮·古多尔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黑猩猩在每年10月钓食白蚁时，能事先准备好草棍，当备有的草棍用完时，它们能再到原来采集的地方去寻找此类工具。它们每次钓食完毕，就把工具随手丢弃，表明其对工具与目的的联系，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但是，寻找工具的行为先于钓食行为这一不断重复的事实说明，类人猿在进行钓食白蚁之前，已经能够在心理上朦胧地复现这一过程了。这就说明，在类人猿身上对活动的简单"内化"能力已经出现，因而在它们的行为中，有时也会发现萌芽状态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人的目的同动物的目的还是有质的差别。动物（包括类人猿）由于其活动在总体上受先天因素的影响较大，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生物学的需要，因此，对它们来说，作为智力发展指标的工具行为只是偶然的，其行为目的也是极其简单的。人借助于工具去制造工具的行为，则是一种社会行为。由此可见，人的目的具有社会的性质。
    我们知道，使用工具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制造工具的活动，都必然要暂时中断个体生物目的的实现。所以，以制造工具为目的的活动，从产生时起，就预示着这个活动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的。类人猿对以往活动的觉察，表现为知觉和表象的微弱的联系，而人类祖先工具活动的内化，却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工具活动的亿万次重复，使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共有的、相似的成分显露出来，最终积淀为动作技能的形成和掌握。皮亚杰关于思维结构来源于动作结构的思想表明，动作技能的形成是外部活动内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它说明了外部过程已初步转化为人的能力。其次，人类祖先使用工具的活动，不仅具有生产的功能，而且内在地包含着交往的功能。在有声语言产生以前，既在早期人类的直观动作思维阶段，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和声音信号一起构成群体信息交流的基本符号。此时，先祖们的动作不仅是传授经验的基本手段，而且由于生产技能的普及，群体中每个成员借助于特定的技能动作，就能引起其他成员的有关活动的表象。由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观念活动，具有类似的动作原理和相似的结构，所以活动及其动作不仅是观念活动的深厚基础，而且它也是由外部向内部转化的途径和手段。
    总之，由于人类祖先使用工具活动的重复和累进，使得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工具及其效能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为表象的二重化打下了客观基础，而贯穿于活动过程、标志着活动熟练程度的动作技能，则是内化的主体条件，动作的实用功能和象征性功能的分化和发展，又为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提供了符号手段。动作在群体活动中的调节功能，经历了由手势动作到表象的过渡，最终使人类祖先形成了自觉的目的性思维能力，即能用想象的对象来代替真实的对象，用想象的活动来象征真实的活动的心理能力。自觉的目的性思维能力的形成，使得人类群体最终走出了动物界，开始了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生产活动。
    二
    需要和目的，是人类从事生产实践的内在动力，而工具性活动，则是完成生产实践任务的外在形式或手段。目的是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目的性思维一旦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就既能为满足人的需要提供物质保障，又能为新的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行生产实践固然少不了目的这个要素，但是如果没有工具这一最基本的要素，目的就无法实现，因为人的目的性思维首先被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时，应该从考察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形态结构的变化入手。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明确的指示，他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作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①这就是说，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生产工具，不是由自然工艺形成的，而是通过人工技艺创造的。这种创造，充分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从而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人工技艺不但反映着、积淀着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而且又制约着、甚至决定着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过程及精神观念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物化对象，对研究人类思维认识能力发展状况的意义时，说得更加明确。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②现在发现的所有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址和遗物，都是原始人类所创造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这些对象性的存在物，正是原始人类思维认识物化的结果，是一本在逐渐地被打开的关于原始人类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最易被我们感知的关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的真实"记录"。因此，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研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揭示人类思维认识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现代人的手和脑，比之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自然聪明灵巧得多。但是，原始人是在没有任何精神文化遗产得资借鉴、可以继承的情况下来制造工具的。我们从遗传得来的手的灵巧和脑的进化，对原始人来说，则还需要在实践中培养。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事先就设计好种种方案。但是，这种思维能力对原始人来说，则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今天看来，那怕是很微小的进步，例如，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具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具的过渡，其间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可见，早期人类的思维能力或智力的发展，要迈出微小的一步，是多么的艰难！
    人类自呱呱坠地，为了生存，必须获得生活资料，而要想获取生活资料，又必须依赖于生产工具，因此，工具便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实践证明，工具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工具是人类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客观尺度，同时也是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