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考订史事而言，西方的考据史学主要受惠于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兴起时期较晚，可以将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B.尼布尔（1776-1831）的《罗马史》和L.兰克（1795-1886）的《教皇史》作为经典性的代表作。中国的考据史学以质朴的经验主义为营养，源远流长，尤其以乾嘉史学最为洋洋壮观。梁启超总结前人的成果，提出七条鉴别伪事之法：“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之外”；“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而明其伪”（17）。这种概括破除了乾嘉史学对经书、圣贤、正史的迷信，缺点在于梁氏本人并不精于考据，条理化工作缺乏坚厚的经验基础，对这七条方法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界说不够确定，似乎可以进一步区分和归并。台湾学者杜维运则较多借鉴西方近代的史料批判传统，把史籍的内考证区别为三个方面，即“记载人信用的确定，记载人能力的确定以及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强调“影响史料内容最大者，为史料记载人；史料内部考证的重点之一，为研究史料记载人的为人”。“研究史料记载人的为人，最重要者是其信用程度”。《史记》是一部信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太史公卓著的信用。”其次是记载人的文字能力和知识素养，“文字的能力不够，即难将曲折复杂的事实清楚而正确的表达出来”；“知识素养不够，凡所撰述，皆难期精确无误”（18）。采取这种新的角度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但问题在于判定作者的为人，又正要以其著作情况为直接证据，实际上，杜氏下文中所详加缕述的，也多本旧说，大同小异。
    这里参合近人著作，试从五个方面对考证史事的基本方法略作论列。
    其一，考求来源。中外实证史学都很重视探寻有关史实的原始材料、直接材料。查清一则史料的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才好确定它的真伪与虚实。这里也往往牵涉到版本校勘、辨伪之学，史料的内外批判原本就难以截然分开。陈垣曾特别提出建立“史源学”的主张。近刊《陈垣史源学杂文》着力于穷本溯源，追踪史料的出处，追查有关史事最早何书所载，何人所述，是否可考；审察最初的记载情况如何，传抄中有无错讹变形。兰克也曾强调“距事件发出时间最近的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学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因而要“抓住史家的性格，追查他的资料来源”（19）。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可能也受了兰克的影响。
    其二，考释语言。西方史坛，如同英国学者R.科林伍德（1889-1943）所说，在18世纪时，G.维柯（1668-1774）就“指出语言学的研究怎样能够启示历史学。字源学可以表明，在一个民族的语言开始形成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词汇储存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储存都是些什么”（20）；而“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出一种掌握材料的新方法，即语言学考据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两项步骤：首先是把出处（这仍然是指文字的或记述的出处）分析为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区别出它们当中早晚不同的成分，从而使历史学家能鉴别出其可靠性或多或少不同的各个部分；其次是，对于那些更可靠的部分进行内部考据，指明作者的观点是怎样影响了他对事实的陈述的，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歪曲加以考虑。”（21）
    我国考史之学本来是从考经之学转化而来，因而史学领域很早就带进训诂解经的方法，通过文字训诂，澄清古史传说。考订史事，不仅要有材料上的依据，还要有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依据，尤其是从《尚书》、《诗经》等上古史籍来考订史事，非狠下语言训解的功夫不可。另外，史籍作者遣词、造句的特征，也很值得留意。乾嘉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考史著作，都很留心史籍的体例、书法、修辞问题，对各书或书中各卷的某些语言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其间的联系，以鉴定所述同类历史事件的真伪。例如，关于曹操的官爵晋升，《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氏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自进号魏王；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汉天子（献帝）以曹氏领冀州牧，为丞相，使郗虑命曹氏为魏公，进公爵为魏王。赵冀据此归纳出《三国志》的讳笔特征，判断其原因在于“陈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22）。查明这种体例，就可以断定同书《三少帝纪》所载魏齐王曹芳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加司马师黄钺，封司马昭晋公、相国，八命九锡；陈留王封司马昭晋王，禅位于司马炎等类似史事，也都有同样性质的回护，不能信以为真。
    其三，考索实物。历史资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历史文物和遗迹等实物性史料。这些实物是第一手资料，具有权威性，又是不说话的残骸，具有模糊性，拿它们与文献史料相印证，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西安灞桥和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西汉纤维纸，额济纳河畔发现的与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兵物簿同时出土的写有七行字的纸，推翻了东汉宦蔡伦发明造纸术（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的旧说。希腊本土迈锡尼、太林斯等古代遗址的发现和小亚细亚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则证明《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所载荷马时代甚至更早的迈锡尼时代希腊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可见，“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23）在考据过程中，努力把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用旧有的“纸上之材料”解释“地下之新材料”，补充新史料的缺略；又用新发现的“地下之材料”印证旧有的“纸上之材料”，确认旧史记载中的可信部分，王国维称此为“二重证据法”。（24）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流沙坠简考释》等，都是用这种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
    其四、考察背景。确立史实，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应当全面考察相关的史实，考察它所赖以发生的整个背景氛围。可以看它是否符合时间顺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子（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但驺衍约生当公元前305至前240年，而梁惠王已先此于公元前319年死去， 可见这一记事肯定有误。
    也可以看它是否符合自然法则。旧说上海市是战国时期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而有申、黄浦、歇浦之别称。但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上海在唐代以前尚未冲积成陆地。那么，上述说法就完全不可信了。
    还可以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实际。《东观汉记》载，郭汲为并州刺史，行经西河美稷（东汉初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与骑竹马相迎的数百儿童约定归来之期。他提早一天返回此地，便在野亭歇宿了一天才进城。对此，唐人刘知几提出批评：汉代州牧出行，随从人员蔽野塞途，儿童羞赧惊慌，哪里敢去欢迎接谈？此一不可信。州牧巡视，全境振肃，伫候、行李、食宿都要预先安排，怎么会轻易为几个儿童的缘故而居止无恒，辜负沿途僚佐的张罗和接待？此二不可信。当地自古无竹，商贾之处也不可多得，儿童更难获取，如何能齐乘竹马嬉戏呢？此三不可信。（25）刘知几的驳难在细节上尚可推敲，但《东观汉记》这段记事过分标榜郭汲的志行恩德，不合东汉社会之常情常理，的确令人起疑。
    其五、考核文献。文献考异大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就同一部书甚至同一卷、同一篇中的前后记载有无矛盾来考察。这可以称为本证法或内证法。记事若据实直书，不会前后矛盾，若有伪饰篡改，或因其他缘由而致误，则往往前后矛盾，捉襟见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初平三年（193年）， 曹操“受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编为青州兵，而建安五年（200年），与袁绍在官渡对阵，却“兵不满万”。两处记载凿枘不合。作者为了强调曹操的以少胜多而导致记载失实。
    另一种是以一书记事与其他文献记载相参核，可以称为互证法或旁证法。对同一史事，如果出现两种或几种文献记载互相岐异的情形，这可能是各书记述的角度、侧重面不一样，也可能存在着真假精粗之分，应当通过比较，互相对质，从异说纷纭之中清理出史事的真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对甘露五年（260年）政变的记载，便与《魏氏春秋》、干宝《晋纪》、《魏末传》诸书详略不一，出入颇大。比照之下，不难发现志文在有意开脱司马昭的暴行。这是考证史事的主要方法。一般说来取资范围愈宽、材料愈丰富，效果就愈牢靠。所以，清人王鸣盛提倡“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谍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墓冢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26）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特别擅长把古史记载与古诗文材料结合起来，用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又用古诗文引出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柳如是别传》二书，堪称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的典范之作。
    总之，史料的内批判是一项很慎重的工作，在具体考证中，要尽可能搜辑丰富的材料，不以孤证定案；立论时实事求是，不隐匿反例。既往的世界气象万千，史料所存不过沦海一粟，许多情实难以辨认、澄清，是正常的，恃才逞意，强作栽断，反倒误人不浅。张岱年借批评郭沫若、钱穆考据中的一些失误，强调“我们考证历史事实，要严守材料所证明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应该阙疑”，“阙疑应该是考据的一个重要原则。”（27）这是富有阅历的平实之论。在历史认识领域，由于主客体异时而居，异地而处，考证过程从“生疑”始又以“存疑”终，解决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这是有其内在的根据的。
    4、考据方法的局限
    历史认识离不开史料，也就离不开考据方法。无论中外都有许多史家认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28）“一切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考据的”（29）。我们不能轻率地菲薄考据，卑之无甚高论，但象傅斯年、胡适那样标榜史料就是史学，史学方法就是考据方法，也是相当片面的，单凭考据的途径，不能达到真正的或完全的历史学。
    蔡尚思曾说：“清代乾嘉学风的缺点可真不少，主要一个就是提倡所谓纯学术的考古，学术成了统治者的点缀品和对被统治者的麻醉品。不仅不敢触犯活大人，而且不敢触犯死圣人。”（30）这里批评的是乾嘉学派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西方的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实证史学、考据史学，也形式不同、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不过，这样的局限，我以为并不是考据方法本身所固有的。它更多的是时代和阶级对立的产物。
    考据方法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是繁琐学风。考据本来只是提供科学地认识历史的一个可靠的材料基础，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沉缅此道者，却往往潜心于历史细枝末节的辨别和考析，“说一经必援用数十百家之义，解一字必衍成数万言之文。”（31）乾嘉以后，仍有许多人，包括某些名家大师，染上此种积习。陈寅恪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花大气力考索杨贵妃进宫之前是否处女，傅斯年等人曾为明成祖生母是马皇后，还是碽妃而考辨争论了五年之久（1932-1936）。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学者汲汲于探讨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一类问题。这样一些但求猎奇炫博而于历史学无关痛痒的考据，当然不足为训。但这个陋弊在考据方法的范围内，是无力规避的。
    考据方法更为根本性的缺陷，在于它只能解决个别史事之真实与否的问题，至多只能解决短时间或小范围内各项史事之间的真实关系问题。对于大型或长期的历史事态的说明，对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历史关系的清理，对于历史演变的内在根据的解释，对于历史大趋势的把握等等，它是无能为力的。从这个角度看，考据也可以说是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
    从科学逻辑的角度说，传统的考据方法主要是一种经验归纳的方法，大体还只停留在形式逻辑的水平上，它是确立历史事实的基本方法，但也需要其他方法的配合，尤其是确立那些牵连面广大、影响深远的关键史实，更是不仅要有整理史料的具体技术性的方法，而且要有关于史料和史实的思辨的分析和综合，要有正确有力的理论作指导，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及（32），不再赘言。
    注释：
    ①波普尔：《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历史有意义吗》，《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E.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③李商隐：《锦瑟》，《李义山诗集》卷一。
    ④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
    ⑤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251页，中华书局，1979。
    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7-18页，商务印书馆，1985。
    ⑦见《孟子》的《万章（上）》和《尽心（上）》。
    ⑧《史记·伯夷列传》。
    ⑨《论衡·自纪》
    ⑩崔述：《考信录·释例》
    （11）见张之洞《輶轩语·语学》“读书宜求善本”条。
    （12）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第194-195页，齐鲁书社，1982。
    （13）沈括：《梦溪笔谈》卷35。
    （1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经书浅谈·周礼》第48页，中华书局，1984。
    （16）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17）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0-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62-167页，台湾三民书局，民国75年（1986）。
    （19）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附录《近代史家批判》，转引自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884。
    （20）（2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79页，第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
    （2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4。
    （24）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北京来熏阁，1935。
    （25）见刘知几《史通·暗惑》。
    （2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27）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13页，中华书局，1983。
    （28）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
    （29）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中册第220页，万有文库本。
    （30）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第9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
    （31）见张舜微《广校雠略》。
    （32）参见拙作《主体性与历史事实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