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比如，历史是如何运动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地运动，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观的问题，由于一个时代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与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元代历史观，必须特别注意元代理学思潮对于当时史学思想的影响。
    在宋代兴起，并于元代成为官学的理学是由赵复北传和“北许南吴”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天道观、心性观、知行论等理学范畴的阐述，对封建秩序符合“天道”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如何遵守伦理纲常、加强自我修养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论证。元代理学思想中对于自然与社会中“天理”的探讨，影响了元代社会对于历史过程中盛衰原因与治乱标准的理性思考。
    一、“物盛而衰，固其理也”
    理学的核心是理，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宋代程朱理学最基本的命题，不仅程朱如此，陆氏心学也有大致相同的认识。陆九渊说：“塞宇宙，一理耳。”（注：《象山全集》卷十二《与赵咏道之四》。）程朱与心学重要的区别是求理于物或求理于心的不同。尽管宋代理学各派学说各有特色，但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存在某种超乎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均由这一本体产生、派生或外化。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理学家们系统地回答了社会、政治、人性、道德等一系列问题。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原则，同样以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只是有时所用的术语不大相同而已。比如，理学大儒许衡（1209-1282）就说：“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注：《鲁斋遗书》卷九《稽古千文》。）道是最先存在的本体，道生太极，太极包含天、地、人三才，故太极又可生天地万物。“道”也就是“理”，“只有一个理，到中间却散为万事，如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类，无所不备。”（注：《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理作为绝对的本体，它决定了事物产生的所以然和发展的所当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说个理”（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所以然”是指事物发生的本原和根据，“所当然”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法则。许衡正是从理出发，探求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并依据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观。
    首先，许衡看到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必然性，他说：“尝谓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中有治焉，治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注：《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这种一治一乱，治极而乱，乱极而治的历史观包含了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而这样的辩证法因素又与他论阴阳消长，“消之中复有长焉，长之中复有消焉”（注：《鲁斋遗书》卷六《阴阳消长》。）的思想密切相关。因此，许衡观察社会历史运动时，就能注意到治乱双方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乱中有治，治中有乱”的关系。它们的相互转化，是一个渐进转换，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世谓之治，治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焉”；“世谓之乱，乱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焉”。许衡看待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眼光是辩证的，但是他未能说明社会历史一治一乱的运动结果，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因此他像古代许多具有辩证思想的思想家一样，没有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窠臼。
    社会历史总是由治而乱、由乱而治不断交替的，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变化呢？其中的“所以然”和“所当然”是什么呢？许衡曾尝试对此进行解释，他说：
    治乱相寻，天人交胜。天之胜，质掩文也；人之胜，文胜质也。天胜不已则复而至于平，平则文著而行矣……人胜不已则积而至于偏，偏则文没不用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势不可为，时不可犯，顺而处之则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古之所谓聪明睿智者，唯能识此也。所谓神武而不杀者，唯能体此也。（注：《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
    在这里，许衡以一套“天人相胜”的道理来解释治乱相寻之“所当然”，他继承司马迁“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说法，把尚质、尚文作为不同的社会特征。他认为，天是尚质的，人是尚文的；天胜则质掩文，乱世渐“平”而转为治世；治世尚文，于是文胜质、人胜天，治世渐“偏”而转为乱世，这便是一治一乱的变化规律。应该说，许衡对于治乱相因的分析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但是他将治世乱世“所以然”的探究归结为“莫非命也”，认为人们只要尚质无为、顺从于“天”，就可达于治世，从而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看成无用甚至有害，则是明显的缺陷。在这一段文字中，他用了天、人、文、质、命、时、势等许多概念，显得比较混乱。其实，所谓的天、命、时、势，他这里说的是表里相关的一回事，总的意思是要说明“天命”对于历史治乱的决定意义。这是宋元理学唯心社会史观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
    应该指出，许衡的天命史观又与以往空洞虚诞，依靠天命神意、五行灾祥进行说教的天命观不同，他的天命观重在强调封建纲常秩序的合理性，是以理学王道德治的政治目标来衡量治世或乱世的；王道德治要靠人来实现，因此许衡的天命史观其实也不完全排斥人事，这一点在下边的相关问题中将有详细分析。这里可以看出，许衡虽将治乱成因归于“天命”，但他毕竟联系到社会变动中的“时”与“势”，他主张人之所为要顺应时势、合乎时宜的思想是合理的。尤为重要的是，他能论史而求理，注意探索历史运动的法则和历史变化的成因，尽管其结论终归错误，但这种哲学思考对于元代历史观的纵深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在元代理学思想认识的影响下，元代史家在史学研究中多能注意透过纷繁杂呈的史事，探求历史兴衰治乱之理。比如稍后于许衡的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在一生心血凝聚的史学巨作《通鉴音注》中，就没有把《通鉴》注释仅仅看作是文字训释或名物考证的工作，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分析，在注释文字中融入了他对历史运动过程的深刻思考。他说：“物盛而衰，固其理也。”（注：《通鉴》卷一四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注文。）指出历史盛衰变化受“理”的支配，理存于史事之中，因此考察历史要善于求理。如何观史以求理呢？胡三省认为看待历史变动时，必须抓住影响盛衰的“大致”，“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注：《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注文。）他在分析一些朝代兴衰变化、鼎祚迁移时，特别注意从人心向背以观历史大势，便是他抓历史“大致”的具体体现。元代中期主持大型典志体史书《经世大典》编撰工作的虞集，也强调了从历史兴废存亡处，思考变通之理的重要性，他说：“夫古今治乱之迹不考，则无以极事理之变通，又史学之不可不讲也。”（注：《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送饶则民序》。）从“考史以极事理”的思想出发，虞集总裁《经世大典》修撰时，不仅议立篇目，网罗文献，而且在全书各门各类之前设立序录，交待立目旨意，勾勒元初以后各项典章制度的演变原委，总结历史经验。现存于《元文类》的《经世大典》146篇大小序录， 反映了虞集等史臣对元代中期以前历史进程及典制沿革深层“事理”的探讨。
    总之，元代史学思想的历史观在经历理学思想的洗礼之后，史学的思想境界和思辨能力提高了，它不仅仅局限于连缀、考证由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组合的历史事件，而注意在“理”的层次上认识历史，这就大大地增强了这一时期史学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