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之后，就易于揭示中国历史循环周期之谜底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尽管有较高的生产水平，能给社会提供出一个较高的余额，但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劳役、租税和所谓盐铁之利等方式，从农民那里拿走比农民能够提供的还要多得多的剩余，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沦为“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佃农或雇农。如果农、工、商、虞四业是由民间经营的，那末，即使农民因剥削太重而破产了，变成为佃、雇农，他们向地主提供的剩余，仍有可能通过积累而化为工、商、虞各种形式的产业，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增加和生产的发展。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抑商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割断了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通道，阻隔它们之间的交流。结果，一方面使工商业的利润转化成实际上的税，即董仲舒所谓的“盐铁之利”，从而作为政府的行政支出和皇帝、官僚的奢侈消费，另一方面使商人、手工业者积累了的资金，会因这种政策而“不事畜藏产业”，仅仅热衷于博取一官半职和求田问舍。既然社会生产的剩余无法用来扩大生产，被浪费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势必更加恶化，社会生产势必日益萎缩，经济生活势必陷入“农桑失业，食货俱废”的绝境。于是，一场新的农民战争势不可免，从而带来一个的新历史周期。
    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战争确实是多少推动历史变动的力量。因为削弱封建统治的结果不仅使农民能多少改善土地占有状况，减少封建劳役、赋税的榨取量，从而使自耕农的数量明显增加，农民的经营条件获得改善（这些过去已有较多论述）；而且还使抑商政策有所松弛，使农、工、商、虞四匀在一定时期多少得以部分实现交流。但是，必须指出，农民战争在推动历史变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果不尊重这个事实而作丝毫的夸大，那就势必难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同理，亦不可把农民战争视为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因为，谁也无法否定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历史事实。
    四、“高水平均衡陷井”及其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得以见识越来越多的国外有关研究著作，扩大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借此机会，我们想介绍几个有新意的观点，并述前论未尽之意。
    美籍华人黄宗智教授的大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从立论的方法到观点都给人不少启发。象对清代以来华北贫农特点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子：
    “贫农的剩余劳力的扩增，造成了劳力供过于求的局面，而把工资压到相当于劳动者所生产的总值的1／3的水平，即只够维持劳动者本身的生计，而不足以维持他一家人的生活。结果便产生了一种特别苛刻而又特别顽固的特有的生存方式：一个贫农既然无法单从家庭农场或从佣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时牢牢地抓住这二条生计不放，缺一便无法维持家庭生活。
    这个半无产化的演变过程所导致的结构，是以相当的雇佣劳动为前提的，但它同时也阻挡了完全向雇佣劳动农业的转化。”
    对贫农作这样的分析评价的著作在三中全会以前是不大可能从我们的出版物中出现的。在另一地方，他甚至有更尖锐一些的评论。我们不敢说，现在人人都会赞成这种观点。不过，多一点不同的观点是一件大好事，实在为促进学科建设所必须。
    在《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我们还见到美国学者马克·艾尔愠在《中国过去的型式》中的一个很有深度的观点：
    “艾尔愠继他的分析，进一步论证说人口压力通过两条主要途径迫使中国经济的落后：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井’”。
    眼下国内外颇有一些学者很喜欢讲人口压力，有的甚至把小农经济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发生也归之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缘故。其实，战国时代除个别地方外，各国普遍“地广人寡”，即使到了西汉末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人口高峰时，人均耕地还有大抵14亩（合今约10市亩），这是有确切资料可案的，而那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恰恰因人少地多尚未开发哩。人多地少在中国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学者们是不是倒果为因，把后来我国小农用越来越少的土地养活着过多人口的现实当作了历史的根源呢？我们没有看过艾氏的原书，对此当然不敢妄评。如果他所谓的人口压力没有倒果为因，那末，我们敢说，他的“高水平均衡的陷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完全符合中国从先进变成落后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这个巨大历史转变的内在机制，从而有助于发现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希望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来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同时，还想由此及彼，将视野扩大到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心理结构方面，揭示在这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高水平的均衡”的现象。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论文集《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有一篇《穷国经济学》，尽管这篇文章是根据1979年12月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会上所作讲演的改写，然而，在十几年后再读，我们还是不能不为文中所述观点的新颖和深刻所折服。为省篇幅，下面将他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非常贫穷”，但许多富国的“经济学家都不大懂得的是，穷人和富人同样的关心改善自己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他说：“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根据何在呢？他接着说：“当古典经济学发展起来时，西欧大多数人民正在勉强从其所耕种的土地上‘挖’出自己的生存必须品，他们也注定只能享有较短的寿命。”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常常要比半蒲式耳优等小麦的价格还低。”而“现在一个印度农民的周工资也略低于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根据现在的世界统计资料所推断出的结果，使我们极其震惊地发现：穷人的大量增殖造成了他们自己的灾难。然而，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历史上看，人们已经非常穷困的时候，这种大量增殖情况还没有发生呢！”因此舒氏特别强调指出：“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最要紧的是刺激因素和与农民必须通过投资提高土地之有效供给相关连的机会，这些投资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和提高人的技能。”此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介绍，舒氏还有这样的见解：“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事实上，他是一个在‘传统农业’（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和化肥以前）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人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家自然会对舒氏的观点感觉似曾相识；然而，毋庸讳言，不知何时，我们却把本来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的某些特殊现象，例如人的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简言之，就是无产化（请注意，不是无产阶级化）凝固起来，视为一种圣物，从而完全忽视了对人的物质和精神上改善的重视和研究，以致在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中，把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人类自身生产的观点视为禁区；在对中国历史研究中，始终十分忽视有一定财产的小私有者农民-自耕农的研究，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结果是造成了对构成中国人主体的农民认识特别缺乏的状况。舒氏的观点之所以让人有新颖之感盖出于此吧！
    历史不会重演。历史学家不应做历史比附之蠢事，但应能通古今之变。自三中全会农民终于有了可以经营的土地和择业的自由以来，现今城市又起而继农村改革未尽之事，正在扩大企业自主经营和人们选择之权力。世界发展正由产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正在深化的改革当此世界产业发生大变动之时，前面充满了前所未遇的机遇，自然也并存着不稳定和风险。我们赞同舒氏“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的观点，不仅仅由于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而且还因为，在我们看来，被封建统治搞得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人，虽经无数摧折和压抑，但被传统农业文明所涵育出来的资质还不算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和民族之希望，值得珍惜、提高和发扬。
    中国人需要认识自己，中国人更需要提高自己。我们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农民史的出发点，我们也以此作为研究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