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认为，近代西方文化正经历一个根本的危机。这个危险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前提都发生了问题。只有进行比康德更全面的理性批判，即他所谓的“历史理性批判”，才能回答西方文化所面对的问题。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是把理性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上，它只有通过历史与哲学携手并进才能完成。这使他的生命哲学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通过狄尔泰的历史哲学，“历史性”和“历史意识”重新进入了哲学。而他赋予历史理解的实践意义又使他的历史哲学含有实践哲学的因素。然而，狄尔泰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精神的总体关系，并把它等同于历史的总体关系。这样，历史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最终必然是非历史。
    一
    尽管近代对于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在19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到了19世纪中下叶，西方思想界已有少数敏感的人深刻地感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内在危机，并在这种危机感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独特的思索和创造性工作。狄尔泰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坦率承认：“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科学与欧洲文化的巨大危机深刻而全面地控制了我的心灵，以至渴望对此有所助益已消除了一切无关紧要的个人野心。”①与他许多同时代人的乐观主义相反，狄尔泰觉得新世纪的前景是“黯淡的”②。在去世的前些年，他还迫切地提出了“给在这世纪的巨大危机中的个人与社会生活以安全和力量的任务”③。
    在狄尔泰看来，西方文化的根本危机是一种本身的混乱和不确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象这样的思想与行为的最终前提都发生问题的情况。“自希腊--罗马世界衰落以来，人类社会及其基础如此动摇还未见过。”④确切地说，这种危机是近代的“科学变革”造成的，是因为思想与生命的基本不协调而产生的。伽利略-牛顿的物理学构造了一个由规律决定的自然总体关系，这使人们有可能将自然的因果性从外部移到内在经验中。17世纪的“自然体系”用解释物体在空间的活动同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的实践行为，这不仅造成了特殊的、可通过环境和处境修正的实践知识的相对化，而且也造成了科学本身的相对化。如果行为象自然过程一样，由一般必然的自然规律支配，那么我们关于本身的由自然规律所确定的规律性知识就只是纯粹假象。⑤休谟的联想理论实际上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这个怀疑论结果。而康德则用理性的自我规定来解释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因果关系。理性“可以强求某种一般的自然规律本身，在构造这种‘规律’时它无须自然的同意，无须一种纯粹的给定，即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⑥康德坚持古老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从理性本质的自由（自决）来理解自然的因果性。但是，他的这种区分是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为基础的。他从先在的知性和理性条件得出近代物理学是时空现象的规律科学，同时把实践理性的法则固定在无时间的、排除经验和科学可能条件的物自身上。
    但是，由于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继续发展和当时学院哲学不能从康德奠定了基础的概念中发展出一种实践科学，并与社会-历史世界的当代经验建立一种关系，上述康德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就发生了问题。康德的理性批判并未能阻止自然科学将它的概念解释为只有假设的知识价值的构造手段，更不能阻止它将它的方法应用于道德-政治科学。结果是休谟的经验主义又在孔德和穆勒的实证主义哲学中复活。实证主义哲学将全部人类知识归结为研究意识事实共存和相继的规律性，从而以严密的规律科学的名义使认识本身成为一个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过程。新康德主义则把康德的内外经验同类性和现象性的主题同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立场结合起来，以使康德与自然研究有一种表面上的合谐关系。洛策（lotze）的折衷主义一方面尽可能扩展规律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顾及情感的要求来限制它们。而世界观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则根本不谈限制，因为它根本否认知识的可能性。因此，哲学面临的不是哪一门单独科学的基础问题，而是科学和知识本身成立的可能性问题。狄尔泰发现，只有效法康德进行理性批判，才可能找到科学的知识论的根据。因此，狄尔泰的哲学并非如狄尔泰学派或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等人所认为的只是与孤立的人文科学知识论有关。它更要考察人文科学的经验和知识对哲学的影响，以及它们所建立的人类理性自主性。⑦
    但狄尔泰是从一个不同于康德的理性概念提出问题的。狄尔泰的理性概念之所以不同于康德的理性概念，是因为一、康德的批判没有足够深入人类知识，他只是把理性作为“纯粹的”、即理论理性来批判，而实践理性批判按照形而上学构造模式是与之分开的。虽然康德把认识本身理解为行为，但对他来说行为的条件对知识不再起作用。而狄尔泰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这种对不依赖这些条件的知识的批判究竟是否可以和“真实的”经验发生关系？二、康德的批判是以经验科学的先在基础为目标，而不是以研究实践、研究方法和认识步骤规定的前提条件为目标，而这些前提条件对于修正这个基础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狄尔泰要问：由康德作为不变的东西接受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知识发展的不同进程相一致？三、康德的批判是从一个属于纯粹表象（vorstellen）的事实情况，即先在的、无时间的、不变的认识主体的能力出发解释经验和知识，与这种模式相反，狄尔泰要探寻一种完全不同的、可变的人文科学固有的经验的可能性。四、对康德来说，形而上学由它在纯粹理性的起源而确定：它是不取决于认识过程的一般必然原理的科学。但康德在一个无法证明的前提下设想，这些原理“有一种先于它们条件的知识。因此，对他来说，形而上学作为力图在我们知识中给我们带来最高可能的理性统一的科学，合乎逻辑地有这个特征，他是“纯粹理性的系统”⑧。但狄尔泰要问：是否理性可以在一个抽象无历史的系统条件下被把握，或者是否相反，批判不应在其全部范围上与形而上学有关，即和纯粹理性的历史有关？因此，狄尔泰的理性批判不再是纯粹理性批判，而是历史理性批判。它不是要补充康德的批判，而是要修正康德的批判，即把康德的纯粹理性理解为历史理性。⑨
    二
    实际上，“历史理性批判”本身已经指明了“历史”在狄尔泰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它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在人文科学中建立历史世界来研究认识论的基础问题。或者说，把理性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上。狄尔泰对当时的学院哲学非常不满，认为它只是在“虚空中运作的有力机器”。“哲学已经在它深思的迷宫中倘徉够久了。但现在研究领域已无限扩大；历史，民族学和人类学都提供了大量材料去进行真正的归纳。”⑩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只关注琐碎的材料，无法对它自己的基础进行反思，这正需要哲学来补救。历史理性批判只有通过历史和哲学携手并进才能完成。然而，与“历史学派”的历史概念不同，狄尔泰的“历史”其实是哲学化的历史。他公开承认，他要用“哲学的目的”来从事历史，“用具体的历史内容”去进行哲学。（11）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生命哲学。
    “象人所生活的那样去理解生命，这就是今天人的目标。”（12）“生命”是狄尔泰哲学的核心范畴。但它本身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狄尔泰就往往因为这个概念而被误解。波尔诺认为，狄尔泰的“生命”概念有以下三个基本内容：一、生命不是指个人的个别存在，而是原初地指生命联结人的共同性。二、生命不是孤立的主体性，而是包括自我与世界的共同关系的整体性。三、生命不是无形流动的什么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自身的各种生命层次的整体。（13）根据这三点概括，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生命”是一个涉及并属于人文世界的概念。生命既是一个人文关系的总体，又是一个自身展开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命就是历史的实在。正因为如此，在狄尔泰那里，生命与历史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生命”的范畴和“历史”的范畴可以互换使用。（14）“生命……按其内容来说与历史是一回事……历史只是在人类整体性观点下解释的生命，它形成了一个关系整体。”（15）正如波尔诺所指出的，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和历史意指相同的东西，所以一种生命哲学对于一种历史哲学来说是必然的，就象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的计划后来反过来在“生命哲学”中实现一样。（16）所以，“历史性”和时间性构成了生命的基本范畴。
    历史性和历史意识重新进入哲学。这在当时并非是一件寻常之事。19世纪被称为“历史的时代”，德国思想似乎也是以历史意识为特点，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一直有一股有影响的反历史思潮，并在19世纪末达到了顶点。歌德就曾认为，即使最好的历史也始终包括“行尸走肉一类的东西”。历史不能把握生命的完整性和个别性；历史着迷于最终结果，常常以一堆废料告终。自然可以客观地看，但历史由于它无可改变的人类学特性只是“传说”和“象征”。甚至黑格尔，由于把理性和历史等同起来，也完全不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他把“反思的”或“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历史”区别开来，声称精神的目标首先是真，而不是历史，“精神所做的不是历史；它关心本身是真的东西--不是过去的东西，而只是现在的东西。”（17）对于黑格尔来说，真正的历史同“自然发生的永恒的”东西或“现实的”东西有关，而不是同“只是历史的”东西有关。黑格尔的真理与历史的辩证法在叔本华看来是一个愚蠢的痴心妄想。他对黑格尔的挑战也包含着对历史和历史意识的控诉。时间本身只是主观的幻想，历史是“人类混乱的梦”，是人类膨胀的人类中心事物观的主要根源和症状。历史在任何意义上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可知的；历史科学根本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历史只处理特殊的东西，而科学和哲学则以普遍的东西为目标。对历史的敌视在尼采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采要求“有意的遗忘”，勇敢地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尼采把这样的遗忘说成是创造意志“必不可少的条件”。历史在他看来是当前生命的对立面，历史意识是一种偷偷摸摸形式的愤怒和“反刍”。因此，它基本上只是欧洲病和虚无主义的另一种症状。无限的历史感助长了对于事实和事实主义的崇拜，根绝了未来，“死的埋葬了活的”。作为对这种文化的自动僵化的纠正，尼采要求“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文明。（18）
    与这种反历史的思潮相反，狄尔泰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高扬历史意识和历史性。狄尔泰认为，历史学派已经把历史从神学和道德哲学的羁绊下解放了出来，不仅开辟了一条到达过去事实的丰富性的道路，而且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历史意识。这种新的意识促进了人本质上是历史的存在者的深刻发现。对于狄尔泰来说，历史是具体的人的历史，历史不仅包括过去，也包括将来。历史是人本质的体现。历史性不是一个外在的规定，可以后来加在人事先确定的本质上，而人的本质没有历史性基本上也可以把握。相反，人的本质就是通过历史性构造的。历史不仅对我来说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且我就是历史。通过历史我确立在我本质的核心中。在此意义上狄尔泰说“人是一个历史的东西”（19）。“一个历史的生物”（20）。“我在我自我的最深处是一个历史的生物。”（21）因此，“人的精神是什么只能通过对于精神经历和产生的东西的意识来揭示。正是这种精神的历史自我意识才能逐步达到一种科学系统的人的知识。……只有历史才能说人是什么。如果精神选择抛弃历史来减轻它的负担，那么它就失去了它活着和运作的手段。拒绝历史研究等于预先诅咒人本身的知识--那是知识倒退到一个天生破碎的主体性。”（22）
    人首先在历史中生活，因而属于历史是狄尔泰的基本出发点。他始终坚持这个历史性原则。他认为这是一切历史知识的根本前提。“在我们是历史的研究者之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的存在者，只是因为我们是前者我们才成为后者：……历史知识可能性的首要条件在于我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者，研究历史的人也是创造历史的人这个事实揭示了解决历史知识问题的首要因素。”（23）历史性原则被狄尔泰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可能性之首要条件而提出并坚持。这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不是最终在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来理解历史。因此，一个纯粹的“我思”和一个无我的主体不能提供理解人文世界的基础，因为这样的概念把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悬置起来了。研究者决不能、也不可能消除这些活生生的兴趣和关系，因为它们提供了研究的动力和前提。这些主观的感情因素不能消除，必须上升到意识，从而加以控制、拓宽和补偿。这就是历史意识的任务。
    人的历史自我意识具体表现在历史理解中。狄尔泰的“理解”亦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它并不是指生命直接内在于体验中，而是始终与一个作为生命特殊表达的可区分的经验内容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理解就是生命在其深处解释自身。（24）人在历史理解中找到其本质，扩大其世界。理解正如威廉·冯·洪堡所说的是从你中重新发现我。理解必然是历史的，人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因此，“完满地享有生命在于我们的理解将在历史的路线上前进。进而言之，它随着生命本身的进程而动。因此，变换的过程始终在扩大。体验就是沿着历史的路线创造，我们因而随时间的进程前进。”（25）理解是与历史同步前进的，它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虽然理解在狄尔泰那里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但是理解决不仅仅是和自然科学的解说方法相对立的人文科学的方法。理解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的理解，亦是人的自我理解。因此，理解不可完全分解为逻辑的，方法论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的或本体论的规定；它可以从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待，但不能完全归于任何一个。从根本上说，理解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或实践的态度。理解与历史一样，始终是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结束。因此，“任何理解都仍然是相对的，决不是完全完成。”（26）但如果理解必然是相对的，它也不是感受与看法的杂烩，因为它显示了一种朝着一般正确性的不断改进。狄尔泰特意用“解释”一词来指“理解被训练上升到一般正确性。”（27）这样一种方法论解释的批判理论就是释义学。“考虑到与认识论，逻辑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关系，解释理论（即释义学）成了哲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人文科学基础的一个主要部分。”（28）可以这么说，在狄尔泰那里，正是释义学沟通了哲学与历史，使得生命哲学既是生命的释义学，也是一种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