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释义学的历史哲学，使得狄尔泰在历史规律的问题上根本有别于近代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在历史世界中没有自然科学的因果性，因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因’必然要根据规律产生结果，而历史只知道影响和被影响，行动和反应的关系。”（29）规律和因果性范畴隶属于意义关系和类型，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规律是徒劳的。”（30）因为历史世界，或者说人文世界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意义的关系总体和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事实或物体及其关系。归根结底，它是具体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有目的的活动结果。所以狄尔泰说：“历史不引起什么，它创造。它创造，是因为生命的结构在认识，估价，提出目标，追求目的的活动中起作用。在自然条件下活动的人在历史中使精神对象化。历史不断地显示这种价值和目标的创造--人文科学中所有概念只反映了这个活动--但这些价值是从经验产生并在经验中运作。因此，历史的意义不能由纯粹的价值概念来说明。但历史也不只是一整套条件的聚集。因为它是人在自然条件下各种方式的积极表现。历史有意义，只是因为它显示了价值和目标的实现，只是因为它的因果形式目的论地起作用，只是因为它的主体在创造。”（31）这是狄尔泰的基本历史观。历史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先验的理性的进步过程，也不是一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历史是人本质的体现，是人的潜能和可能性的展开。而历史理解的目标决不只是要了解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所以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根本有别于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主义。历史理解是一种再创造和再形成的过程。“对过去的理解必须成为形成未来的动力……历史意识必须包括可以使我们与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截然不同，自由自主地转向人类文化的整体目标的规则和动力。”（32）历史理解的实践意义表明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蕴含着实践哲学的因素。
    三
    但是，历史理解是再创造和再形成的观点也揭示了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双重因素--先验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狄尔泰把先验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看作是19世纪早期的伟大遗产，也是他自己思想的出发点。（33）但也正是这双重因素使他的哲学含有深刻的矛盾，并使他在重大问题上重蹈近代历史哲学的复辙。
    狄尔泰一方面肯定历史的事实性基础，包括物质和本能的因素，并且在他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中也确实对这些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尤其作为理解的对象，却和这些因素脱了节，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在狄尔泰那里实际上失去了它的事实性基础。因为此时他把历史看作是客观精神的对象化。他说：“正是通过对象化的观念我们第一次洞悉历史的东西的本质。”（34）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象的历史不是不可名状的生命本身，而是对象化了的生命，它表现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形式和模式中。因此，历史只是生命的对象化的总和。这些对象化的东西可以被解释为“精神”，虽然这里的精神不是主体--个人（心理学）意义上，也不是纯粹的、不具形体的绝对精神或先验精神意义上的精神。但是，当狄尔泰把作为认识论对象的历史归结为客观精神的对象化时，无论如何使人想起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狄尔泰在他晚年越来越多地摹仿黑格尔，他在以前说‘生命’的地方说‘精神’了。”（35）所以他一方面说“我们今天必须从生命的实在性出发”，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实在性归结为客观精神：“我们寻求理解它并用适当的概念加以表达。这样，客观精神就不再表面地以一般性为根据，表达世界精神本质的理性也不是精神的构造，一个新的客观精神的概念就有可能。语言、道德，每一种生命形式，每一种生活方式和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法一样都很好地包括在其中。黑格尔将其作为绝对精神与客观精神相区别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观在也归于这个概念名下……”（36）相应于把生命变成客观精神，历史意识实际上也成了历史的意识（即历史理性）。历史必然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历史意识最终成了意识历史的意识。因此，“客观精神的各种形态对于历史意识来说是精神自我认识的对象。只要历史意识把它从而产生的历史现实理解为生命的外化，它本身就扩大成了包容一切的东西。”（37）此外，“历史性”在狄尔泰那里是生命的范畴，随着生命变成客观精神。这样，“历史性”原则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历史性归根结底不是人的历史性，而是客观精神的历史性。
    当然，狄尔泰的客观精神与传统唯心主义的精神概念有明显区别。他说：“我理解的客观精神的概念是一个人的群体在感性世界中对象化自身的各种形式。在客观精神中，过去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持续的现在。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交往形式伸展到社会确定的目标、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38）然而，毫无疑问，客观精神这个概念仍有明显的黑格尔的痕迹。（39）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也对狄尔泰“客观精神”概念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客观精神”就是一个意义全体。而这个意义全体的基础，却是普遍共同的人性。在这里，狄尔泰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肯定18世纪的共同人性观；而另一方面，他似乎又与19世纪思潮一样在历史中找到人性的共同本质。人的本质是渐成的，而不是预成的。但不变的本质本身就是矛盾。狄尔泰自己也承认在此碰到了人文科学最深刻的事实：精神的历史性在人类产生的每一个文化体系中表现自己。但人的本质统一如何与它的多样性、它的历史存在联系在一起。这个难题也是理解的难题：人本质的绝对同一将使理解肤浅甚而没有必要；而绝对的不同则使它不可能。事实上，狄尔泰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历史是在人性全体中把握的生命，而人性又是由历史来决定的。这种循环论证使得基本人性成了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同样，没有普遍的基本人性，客观精神就缺乏基本的内在确定性，就无法成为一切表达方式的源泉和统一之所在，因而亦只能是一个反历史的先验假定。
    狄尔泰自己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人的本质在于他是历史的，这就是说，他只是在文化的连续中完成他的道德任务。这个本质不能在处理个人经验存在的人类学中获得，也不能在‘应该’立法的道德哲学中获得；它只能在把人类生命本身作为对象的哲学的历史中获得。”（40）但当狄尔泰象黑格尔一样提出“哲学的历史”以区别于“史学的历史”时，他最终宣告了历史原则的消亡。历史理解的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特殊的层次，而是要达到一般，要在历史中寻找和建立普遍一般的知识，或者说在你中找到一般的、超历史的“我”。如果历史理解的结果是超历史的东西，那么历史理解本身亦不是历史性的了。
    另外，狄尔泰赋予历史理解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目的，也使历史理解的历史性大打折扣。狄尔泰通过理解的概念，通过他的旨在为人文学科奠定方法论基础的释义学，使得在人文科学领域同样可以获得如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可靠的、普遍客观知识。所以，狄尔泰固然承认不可能有纯粹无我的主体，理解者总是生活在他的种种社会关系中，为他自己的兴趣所驱使，但是，人的历史性实际上只是指他的社会性和历史传统对他的影响和束缚，（41）或者说指他自身背景的历史性。因此，理解的历史性只是说理解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但理解本身却并非是历史的，因为理解作为能与康德的纯粹理性媲美的真正理性，它所有的历史兴趣已不是特殊的个人的东西，而成了“一般人类”的特征。“在最深层次上人们可以说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我们普遍地形成我们的内在世界”（42）。这样，“研究历史的过去最终被狄尔泰认为是破译，而不是历史经验。”（43）历史最终是外在于理解者的对象，理解得到的知识虽然不全是最终完全绝对的知识，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真理的程度。实际上狄尔泰一心一意要从历史中得到超历史的知识。他认为历史过程的总体本身当然不是一般的，但就它的规定和把握依赖于一般特征的知识而言，这个总体包含一般知识在内。（44）因此，虽然理解不断通过利用历史文件，回到迄今尚未理解的部分，最终通过产生新的事件，并因而扩大了理解范围的历史过程本身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但“这种扩大要求我们发现新的一般知识以洞察这个独特事件的世界。这种历史视界的拓宽使我们得以形成越来越一般和丰富的概念。因此，在人文科学工作中，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有经验，理解和人文世界一般概念的表现之间的循环。”（45）
    显然，在狄尔泰的哲学中，理解者实际上有历史性，但理解获得的历史知识却摆脱了理解者的历史性，成为一般的、普遍的知识，完全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虽然狄尔泰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他强调的一般历史知识中，仍可看到绝对精神的理想。正因为如此，历史性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在狄尔泰那里贯彻到底。如果历史最终被归结为一般的结构、类型和概念，那就必然意味着历史经验的历史性的抛弃和忘却。这样理解只能是起源于历史，又企图最终消除历史的一个自我背叛，导致实际上自我否定的过程。
    从狄尔泰哲学的出发点--要为人文科学奠定可靠的知识论的基础，并由此使人类理性本身有一更为坚实充分的根据来看，他的哲学中的深刻矛盾似乎是必然的。一方面，他的确对传统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有深刻的认识。传统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没有看到，历史实在的总体必须通过各门科学对个别事实的研究才能认识，因为历史一人文世界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科学必须分析和处理各种解释根据才能发现单一的解释原理。然而，传统的历史哲学却是用一个先于这种分析的总体性理论来认识历史实在的整体关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如同作为旧天文学基础的那个神秘的旋转运动或旧生物学用来解释有机生命主要特质的生命力概念。传统历史哲学的这种一般概念只是一些普遍的观念，既然传统历史哲学要用它们的这种公式来表达世界进程的本质，那么它们只好用因果关系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即它的价值和目标。所以历史哲学不是目的论的就是自然主义的。正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历史哲学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46）但是，另一方面，狄尔泰并未放弃传统历史哲学的任务，他仍然认为历史-社会实在的总体是人文科学一般与最终的任务。（47）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只是方法错了，它们没有看到历史科学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如法学，人类学，人种学等的依赖关系。历史哲学的原理不应是些抽象的句子。但是他仍然认同历史哲学的基本目标。他的历史理性批判的基本目标--发展到人文科学的知识论基础，无非是利用已产生的辅助手段，即各门科学的具体研究，来确定精神的各门科学的总体关系，也就是把握历史的总体关系。历史最终必然是非历史--生命或者客观精神。狄尔泰哲学目标的形而上学性决定了他答案的形而上学性。
    狄尔泰历史哲学的矛盾其实反映了迄今为止历史哲学本身的两难。狄尔泰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坚持历史的现实性和人的历史性。历史其实是人生存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然而，历史一旦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时，它却不知不觉地变成理性或精神的历史，而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人的历史在本质上根本无法一致。现实的历史其大无外，但哲学家却总想让历史成为他思想中的历史，他总想让他的哲学站在历史之外的某个阿基米德点上。历史哲学的两难却一再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哲学本身是否可能？
    注释：
    ①《青年狄尔泰：书信与日记中的生活形象》斯图加特1960，第vii页。
    ②（12）（20）（32）《狄尔泰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8卷，第193-194、78、151、204页。
    ③（11）（28）（42）《全集》第5卷，第356、35、331、283页。
    ④《全集》第6卷，第246页。
    ⑤参看E·Frank：《知识，意志、信念》苏黎世／斯图加特，1955，第352页。
    ⑥F. Kambartel.《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批判》法兰克福，1968，第87页。
    ⑦参看M.Riede／为他编的狄尔泰的《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一书的导言。
    ⑧（46）（47）《全集》第1卷，第131页、86-98、95页。
    ⑨参看{K1D520.JPG}：《黑格尔以后的历史哲学》，弗莱堡／慕尼黑，1974，第118页。
    ⑩（40）《全集》第11卷，第212、140-141页。
    （13）（16）Otto F. Bollnow：《狄尔泰》，斯图加特，1955，第43-44、48页。
    （14）（15）（19）（21）（23）（24）（25）（26）（27）（29）（30）（34）（36）（38）（45）《全集》第7卷，第256、291、278、278、87、214、216、265、197、219、147、150、208、145页。
    （17）转引自R. Haym：《黑格尔及其时代》，Hildeshbeim，1962，第420页。
    （18）参看《尼采全集》第2卷，斯图加特1964，第95-145页。
    （22）《全集》第4卷，第529页。
    （31）（44）手稿，德国科学院档案，编页198／326、242／453。
    （33）《全集》第14卷第2部，第538页。
    （35）（37）（43）Gadamer：《真理与方法》即《伽达默尔全集》第1卷，图宾根1986，第232、233、245页。
    （39）（41）参看M.Ermarth：《威廉·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芝加哥，1978，第277、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