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以是中国历史之父，这是因为他完成了由诗性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的过渡。不用说，这个过渡不是由孔子一手完成的。一方面有周人的全民族心态的发展作准备；另一方面还有过渡时期的“前历史家”（即春秋以及春秋以前的古代“史官”）作准备，正如希腊民族由诗向史的转变中有过渡人物“散文家”（说书人）一样。
    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殷周时代的“史官”的职能。在那时期，“史官”的正式称呼是“史”。史官的起源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在春秋时代仍“巫史”并举，如《国语：楚语》中说：“民神杂糅……家有巫史”（注：“巫主接神，史次位序”）。清代学者汪中在其《述学：左氏春秋释疑》一文中考证出春秋时代“史”有各种职务，如“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司马迁说：“余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史记：自序》）。又说：“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投任少卿书》）。由此可见，“史”在殷周之际差不多介于“贞人”或“卜人”之间。不过，据《周官》、《礼记》，史官设置已完备，王室和邦国都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等等名称。史官主要职责，如历史家班固所概括：“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艺文志》）。显然，事与言的区分只能是相对的，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先就传世的《尚书》而言，古代称为《书》、《传》或《书传》。例如，《墨子：兼爱中》引“万方有罪，惟予一人”等语，称为“《传》曰”，而刘向的《说苑：君道篇》引同样的话，则称为“《书》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可见，孔子不过把集起来的《书传》作了编次。当时的墨子也在搜集和编次《书》篇。从现在《尚书》（除战国时代的伪作如《尧典》、《禹贡》等外）的内容看，它不过是一套国家档案的汇编，也许就是殷周之际的史官们纪录下来的王者之言，如“诰”（君对臣的讲话），“谟”（臣对君的建议）、“誓”（君主的誓众之词）、“命”（君主的册命或命词）、等等都是“君举必书”的《书》。这样看来，《尚书》不过是档案汇编，而不是历史著作，不过，它表示出史官们已开始用书面语言（散文）纪录历史大事。至于班固所说的“春秋”也就是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或孟子所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各国名称虽有同有异，其实“一也”。这个“一”就是指各国史官们都使用纪年法和散文式的书面语一条一条地记录各国大事。早在殷代的卜辞中，有的卜辞就标明了日、月、祀（年），不过还没有按年月把某些有关事件联系起来。“百国春秋”已经失传了，既然一般称之为《春秋》，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年代记”（annals），因为“春秋”就是，“一年”的意思。①“百国春秋”的内容已不可考了，从孔子的《春秋》的形式去推测，它们只能是流水账簿式的按年、月、日的大事条目，也只能是史料或档案而已，但是它们已创造了年代记体例。
    我们再谈谈西周和春秋时期所出现的人道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动向。这是孔子成为历史之父的思想准备。周民族从征服殷民族之日起就表现出在民族心态上前进了一大步。三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集中地体现在“礼”上。孔子说：“殷周之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夏代可以存而不论，殷周二代的差别是很显然的。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这就是说，殷民族使社会行为规范--礼，从属于宗教信仰（尊神）；周人则尊礼而让鬼神靠边站，用郑国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昭公18年》）。三代在礼方面的损益，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理解，实质上是损天道而益人道，因为礼仪是依据人道（人性和人情）而制定的。司马迁如是云云：“观三代损益，乃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由此可见，周人的全民族的思维类型是人道主义的。
    不过，到了春秋时代，合理的人道主义（rational humanism ）才在周民族的思维形式中取得突出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把“人”（民）作为主体，而把神置于从属地位。例如，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6年》）宋国司马子鱼也说：“祭祀以为人也。民， 神之主也”（《僖公19年》）。虢国的史官嚣说：“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庄公32年》）。这位史官把“神”的概念完全道德化，从而认为神是依人而行，不是人依神而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春秋时代，有些史官的思想有了飞跃的发展。刘知几概述过古代史观的职责为：“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到了春秋时代，有的史官已经认识到他所掌握的历象、阴阳等知识的合理性，而依然迷信地把它们用于占卜人间吉凶，不过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欺骗统治者而已。例如，公元前644年正月，在宋国落下了5个陨石，同月有9 个水鸟（{K1D502.JPG}）退飞（逆风而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的史官叔兴：“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叔兴回答道：“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叔兴离开襄公后，和旁人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僖公16年》）。叔兴认为陨石和{K1D502.JPG}退飞都是阴阳之事（自然现象），与人事并无因果关系，“吉凶由人”而不由“天”。用鲁国闵子马的话说：“祸福无门，为人所召”（《襄公23年》）。这是唯理主义、人道主义思维的初步表现。
    春秋时，史官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理性的历史意识的人。公元前517年鲁季氏驱逐其君鲁昭公，前510年昭公死在国外。晋国正卿赵鞅闻讯后，向墨说：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墨回答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其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行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杜注，把虞、夏、商三代之子孙），于今为庶［民］，主（您）所知也”。（《昭公39年》）。史官墨象希腊的具有辩证的理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斯（盛年约公元前500年）一样，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自然界，高岸变为深谷，深谷变为高陵。在历史上，国王的后裔变为平民，国家（社稷）无常主，君臣无常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就是历史。春秋时期是一个以空前加快的速度变化着的历史时期，有识之士不得不承认人类事物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因而形成了合理的历史意识，所以在春秋时期的史官中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合理主义的思想倾向。孔子正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过，孔子以前的史官所记录的“尚书”或“百国春秋”之类的文献资料，就好象古代希腊的那些“散文家”（“说书人”）所编写的《希腊志》（Hellenika）、《波斯志》（Persika）一样，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们的著作不同于孔子或希罗多德的著作的地方，主要在于没有把历史上所发生的某些事件，按其内在联系和时间维度，重新组合，以之解释某种较大的主题，如希波战争、城濮之战、齐桓公的霸业，等等。
    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学，完成了由诗性历史向理性历史的过渡。什么是科学的历史？我们在前面已论述的，必须具有如下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人道主义的；第二，文是理性主义的；第三，文是用散文对事件作较完备的叙述。孔子的《春秋》正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分别论证如下。所谓人道主义的，用柯林武德的解释，“就是说提出有关人们在过去的确切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的问题”。例如，“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乃是人道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同。正如他在他的《历史》的序言中说的，他的目的是要描写人们的事迹”。②对于孔子说，也是这样。《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篇》）。这是古代的人道主义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对神的不可知论。例如希腊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斯（前481-411年）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个什么”（D1；D4）。孔子是怎样在编写历史呢？司马迁回答道：“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救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自序》）。可见，三王之道和人事之纪都是人的“行事”。《春秋》中时间维度之准确与精细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所谓理性主义的或合乎理性的，在古代史学中，如柯林武德所指出，就是对它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诉之于证据”。并且如希罗多德那样，不仅要“发现人做了什么事”，并且还要发现“他们为什么这样做”。③孔子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诉之于证据的学者（希腊的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提出诉之于证据的西方历史家，但他比孔子迟了一个世纪）。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征”就是用以往的“文”（文字资料）和“献”（多闻多见而熟习掌故的人）去证实过去确有其事。如果无文献可征或文献不足，怎么办？孔子提出过“多闻阙疑”（《论语：为政》）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的原则。这就是说，对于不知道的或有怀疑的事，则持保留的态度。不过，孔子这两句话是作为政治行为的原则，而不是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原则而提出的。但是，此后的中国历史家把它奉为治史的“第一要诀”（王国维语）。
    第三，用散文来叙述历史，当然比诗更适合于做到信而有征和言必有据。不过，《春秋》作为“经”来看只是简要的年代记，勿怪王安石贬为“断烂朝报”，梁启超讥之为“流水账簿”。所以，有必要把“经”（《春秋》）与“传”（《左传》）合起来，才符合散文式的、科学的即有因果关系分析的史学的要求。伟大的历史编纂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以及伟大的历史理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把“经”和“传”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司马迁说：“孔子……［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班固说：孔子与左丘明观看鲁国历史档案，并“据行事，仍人道……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司马迁和班固是就孔子向弟子们讲课的需要而谈经传的统一。既然要讲课，决不能象《经》一样，只有一条一条的标题，如《经：28年冬》：“天王狩于河阳”，而没有一点本事，那还成什么讲课。孔子当时一定讲了践士之会的经过（晋文公率诸侯之师败楚人于城濮后，大会诸侯结盟于践士；晋文公召周天子赴会并且“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如《左传》所记录，孔子并且向学生讲了书写历史的方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刘知几更进一步，从史学的体例着眼，认为“《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史通：申左》）。他概括地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史通：二体》）。他认为《春秋》莫不备载其事，这个《春秋》必须包括《左传》在内。直到章学诚仍然认为“《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文史通义：书教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左传》看，孔子的史学象希罗多德一样，已经探讨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的因果关系。杜预指出：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春秋左传序》）。《左传》中对于许多战争的性质和它们的发动及失败的原因都作了说明。例如，宣公12年晋与楚之间的“邲之战”，《左传》说明了晋国惨败的原因为：晋国师出无名，“我曲楚直”，故将与兵皆无心作战。从上述三点看来，孔子作《春秋》象希罗多德写《历史》一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3）什么是《春秋》之义？
    在孟子看来，《春秋》作为第一部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纪录，并且具有孔子赋予它的“义”。什么是“义”？后代历史家们作了各种不同理解，而以两个历史理论大家刘知几和章学诚的理解最具有代表性。刘知几说：“《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通：忤时》）。又说：“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史通：曲笔》）。据此，他把“义”理解为历史的道德、政治职能，他以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为依据，认为“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史通：载文》）。章学诚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文史通义：内篇四》）。显然，他把“义”理解为历史选择（selection of history）的原则，而孔子的选择标准是他的哲学体系（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我们可以再举两个关于“义”的针锋相对的理解。清初的大诗人兼历史家钱谦益说：“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义’，阐定哀之微词，上医医国，此亦对症之良剂也。……《春秋》，夫子之刑书也”（《初学集》卷29）。另一个大诗人兼历史家朱彝尊反驳道：“或以为《春秋》孔子之刑书。不知王迹熄，《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遗意，非过为深刻之文也”（《曝书亭集》卷59）。以上四家的理解可谓“仁智之见”，但是不是失之于泛，就是失之于偏。孔子从《诗》中窃取的义”究竟是什么？最好用孔子自己所掌握的全面的“《诗》教”来理解，而不是《礼记》中所说的“《诗》教”--“温柔敦厚”，因为《诗三百》并不都是温柔敦厚的。什么是孔子的“《诗》教”？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春秋》之“义”正是来源于“《诗》教”的兴、观、群、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