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言，是史学在它形成过程中区别于原始社会的几个主要方面，也是史学在形成过程中较原始社会进步的表现。把这些进步的表现同完整意义上的史学所应具有的条件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除历史研究方法还不具备外，其它条件都已具备了。
    （三）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史学的形成时期。此时人们对历史的记载与研究等在商周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第一，对过去历史的研究已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周代人们的世界观虽还以天道观占主导地位，但已对“天命”产生了怀疑，其记录往事一是为了作为以后行事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鉴戒的需要。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中，不但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卿大夫等各阶层也朝不保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社会到底该怎样发展、国家该如何治理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对此，各阶层各学派的代言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观点都是以对三代以来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为基础，且在互相辩难中，都引经据典加以说明。这样，单纯的历史记录是无法说明问题的， 这就需要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战国末期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为了说明其“法”的理论，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四阶段，并论述了各阶段的基本特点。（16）这是通过对一定历史资料的归纳分析所形成的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主观认识。这是一种时代需要，也正是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第二，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人们已看到历史研究的作用能用以教育人，能使人按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来确定自己的世界观、是非观、道德观等，从而使历史研究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面更广。如楚庄王曾就应给太子教授哪些知识而请教贤大夫申叔时，申氏以为太子应当学习《春秋》、《世》、《诗》、《礼》、《乐》、《语》、《故志》、《训典》等八种典籍。（17）而这八种典籍中多为历史方面的书，《春秋》就是当时的编年体国史，申叔时认为学它可“耸善而抑恶”。春秋战国时期对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除此而外，更集中地体现在《春秋》与《左传》以礼为核心的对大众进行道德行为修养的灌输，这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普遍教化。第三，历史记载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记载的数量是庞大的。西周时只有天子设置史官，记载历史，各诸侯国的历史，即“四方之志”也是由周天子的史官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不再遵循这一制度，先后设置了自己的史官以记载本国的历史，从而突破了周王室垄断历史记载的局面，使历史记载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如当时周、鲁、宋、燕、陈等国的《春秋》、晋《乘》、郑《志》、楚《梼杌》、秦《秦记》等，都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18）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记录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已经突破了《尚书》那种官方文书形式，有了一定的编写体例。如《春秋》为编年体，还有《语》、《志》、《世》、《词典》等体裁，或偏重于记言、或专记世系等内容。历史记载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使这一时期的史料积累达到了新的程度。史料本身也有一个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的积累过程。虽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史料积累都不可能完整到能够说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种史料的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史学研究者才能对之进行选择取舍与综合分析，才能用以研究历史、说明过去。笔者以为，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记录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已经达到了可用以说明过去的史料积累程度。第四，有了初步的历史研究方法。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说明过去时已认识到了如下问题：其一，说明过去需要有足够的史料依据。如西周初年的大分封，把夏的后裔封于杞，商的后裔封于宋。孔子在研究夏商的历史时，深感文献资料的缺乏，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之矣！”（19）其二，说明过去需要鉴别资料真伪。如孟子曾对《书》提出评论， 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0）其三，在说明过去时需要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取舍选择。孔子修《春秋》，就是对鲁国史官记载的《春秋》及其它资料进行鉴别真伪、排比取舍以后整理笔削而成的。这是最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它的出现是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区别于原始社会及商周时期的主要标志。
    通过上述可知，到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形成的各种条件都已具备。那么，史学形成于此时的具体标志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有二：一为《春秋》，一为《左传》。试论述如下：
    《春秋》--由历史记注向历史著述的过渡。《春秋》一书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春秋》是对一系列的历史资料进行了一定的鉴别取舍的产物，是孔子对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删削整理而成的。第二，孔子对《春秋》的删定，有他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据鲁”、“亲周”、“正名”。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他的“史义”的。他删定《春秋》就是要为没落的旧政权服务，用他的“史义”来教戒后人。第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评价。其依据是周代的宗法礼制。这在《春秋》中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通过“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来体现。后世史家批评《春秋》任情褒贬，就是指此而言的。第四，《春秋》对历史的记载与评价，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是完整的。虽然比较简单，但对春秋时期242 年间的大事基本上都有说明。这些特点是以前的历史记录所没有的。
    但《春秋》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表现在它对历史的说明极为简略。对242年历史发展过程的说明，只用了一万六、七千字，对有些事情的记载只有一、二个字，最多的一条记载也只有四十多字。简单到如此程度，自然是既无法说明事情的经过，也说不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历史研究是要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春秋》没有能达到这一目的。正因如此，它曾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极”，今天也有人认为它根本不是一部史书。（21）事实上，《春秋》一方面有它超越历史记载的地方，另一方面，用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它又不是一部完整的史书。因此，只能说它是从历史记注向历史著述的过渡。在史学产生的过程中，出现这类性质的书籍是合情合理的，它是更完整的历史著作出现的基础。
    《左传》--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史书。《左传》的作者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其产生的年代已基本公认为战国初期。仅这一点，就足以确定它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说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史书，理由如下：第一，有完整的历史编纂方法。《左传》作者对史料进行过选择取舍及加工自不待言，作为编年体史书，用加“初”的办法克服了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序、不便于集中说明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缺陷，从而使对历史事件的说明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第二，《左传》作者用“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是知”等为开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明确的评论。第三，《左传》体现了作者以史服务于社会政治的目的。一方面它强调“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来教化大众。另一面，又通过各种人物的对话、言论说明“政自诸侯出”、“政自大夫出”是社会发展的合理现象。第四，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宏观认识上，除了认为“政自诸侯出”、“政自大夫出”是合理现象外，还特别重视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处处以是否得民心来说明历史事件成败的根源，体现出可贵的“民本”思想。这可以说是《左传》作者对客观历史过程规律性的总结。上述几个方面既包含了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也有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此外，在历史文学上，《左传》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其善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所称道。这些，都说明《左传》已经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所应具备的各方面条件。它是我国古代史学最终形成的标志。
    注释：
    ①杨翼骧：《我国史学的起源及奴隶社会的史学》，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④参见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见《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③（14）（15）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⑤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⑥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59页。
    ⑦参阅夏之乾：《从民族学材料看史学的启蒙》，见《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
    ⑧（15）白寿彝：《史学的童年》，见《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1期。
    ⑨（11）《诗·大雅·文王》。
    ⑩（12）《尚书·召诰·多方》。
    （1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
    （16）《韩非子·五蠹》。
    （17）《国语·楚语上》。
    （19）《论语·八佾》。
    （20）《孟子·尽心上》。
    （21）启良：《关于我国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新探》，见《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