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经与古史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已经是一个无须论述的问题，但他在古代史学方面的贡献和作用，很少有人注意。这是由于他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更大，同时其史学贡献在后世又为经学所掩。为了说明古代历史的真相，有必要将这一段被深埋的史实发掘出来，以为古代史学史填补一项空白。
    相传"六经"为孔子所修定，这个说法久已受到怀疑，但"六经"系经过孔子而传授下来，是无可怀疑的。旧日有"六经"皆史说，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持之尤力（《文史通义·易教上》）从"六经"的性质看，《诗》是一部诗歌总集，属于文学的范畴，《易》是占卜用书，发挥其义理则属于哲学的范畴；《礼》、《乐》的政治性比较强，应列于政治学的范畴；惟《书》与《春秋》，分别为记言和记事的史书。但文学书也好，哲学书也好，政治学书也好，在后世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所以"六经皆史"应正确地说是"六经皆史料，或古代的史书已经包括在六经之中"。清代的崔述有两句话说得最分明："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洙泗考信余录》卷三）所以传授"六经"，也就是传授了古代历史。当然要按照史学的观点看待这些经书，不能盲从后世经学家的说法，这是首先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孔子传授"六经"，有其政治、思想和现实意义，关于政治、思想意义，日后形成为儒家的理论中心，今可暂不具论。其现实意义，则为用"六经"为教材以教授生徒。原来古代的文化知识都为贵族统治者所掌握，即所谓学在官府，或称之为王官之学，人民是被统治者，没有机会学习文化。自从春秋后期奴隶制社会逐渐崩坏，王侯贵族的地位日渐没落，士阶层地位上升，王官之学因此开始流入民间。孔子正是处在这个时期从事教学的，所以采用官府故有的书籍为教材，是很自然的事情。史书既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史学自然成为孔子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古代史书的记载，分为记事和记言两种形式。《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云："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两种形式的书，是正式的史书，内容都非常简略。记事之书只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下重要的事目，缺乏详细的情节。记言之书则是一些发言的纪录，缺乏与其他事件相关的说明。为了弥补过分简略和言与事相分离的缺陷，另有两种形式的史书，既能记言，也能记事，不过各有所偏重，重在记言者称为"语"，重在记事者称为"志"，虽然也都是单独成篇，比起正式的史书来，要方便的多了（参考拙作《释志》与《国语的作者和编者》，见《文史》第三十二辑和二十五辑）。另外还有一种专记统治者世系的书，称为"世"。这五种史书在春秋中晚期以前，都是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看到的。《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为楚庄王论教导太子，说了下面一段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九项需要学习的内容，除《诗》、《礼》、《乐》三项外，其他都是史书的性质。这些史书的形式虽然不同，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所记者都是贵族统治者的活动事迹。在当时所谓的历史中没有人民的地位，正和在政治上没有人民的地位是一样的。清代钱大昕有很好的说明："《春秋》之例，书崩、书薨、书卒，而不书死。死者，庶人之称，庶人不得见于史，故未有书死者。"（《春秋论》，《潜研堂文集》卷二）人民只有在对统治者发生某种影响的时候才会被提到，如召穆公对周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厉王不接受，果然发生了国人暴动，厉王被迫流亡于彘。在一般的情况下，史书中是看不到人民的影子的。
    二、孔子对于近现代史的重视和批评不正之风
    孔子所收的门徒，不以贵族子弟为限，而以"有教无类"为原则，普通人民居其大多数，这样就把过去为贵族统治者所专有的历史知识和记载这些知识的书籍，传播到了民间。在这些史籍中，与历史关系最密切的是《春秋》。《春秋》原为鲁国的史书，孔子是鲁国人，用来作教材是最合适的。可注意者，鲁国为周公之子伯禽于成王初年受封，《史记·鲁世家》，从伯禽之子考公以下各君，都有在位年数，说明《春秋》记事，至少在考公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为孔子所用的《春秋》，是从东周初年的鲁隐公开始，这种情况表明孔子对于近现代史的重视。原来在春秋晚年，鲁国的国君失势，而三桓的势力正盛，三桓都是出于鲁桓公的子孙，而桓公是与其兄隐公争位，杀了隐公得为国君的，从孔子的时代说，以此为近现代史的开端，比较周平王东迁更为适当，因为讲的是鲁国的历史。这也说明孔子的史学眼光很敏锐，能够认清历史的重点所在。不幸后人对于《春秋》一书说得很神秘，特别强调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如于隐桓之争，则议论隐公是否正式即位，桓公是否应为国君等，把孔子对于史学的正确看法掩没了，这是必须予以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