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编年体的史书与优良的史学传统的形成
    在孔子之后的战国前期，古代史学有一次突出性的发展，即编年体史书的正式形成，不仅打破了历史为统治者所专有的旧格局，而且冲破了史书的国界，就全中国境内列国之重要事件作统一的记述，同时也完成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古代史学的这一重要成就，是以《左氏春秋》的成书为标识的。《左氏春秋》的作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今可暂不具论，但就其与孔子及《春秋经》之关系而言，下列几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左氏春秋》的体例，与《春秋经》保持一致。二书同以鲁国之君纪年，同始于鲁隐公元年，而《春秋经》终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则续补经文到十六年"孔丘卒"，其记事延至哀公二十七年，即其为鲁君之末年，意在取一完整的时期。就二书全部观之，《左氏春秋》对于《春秋经》，略者详之，缺者补之，其无需详补者则惟存《春秋经》之文。可见二书的主要关系是互相配合。
    《春秋经》与《左氏春秋》的形式，都是依照年时月日之时间顺序而记事者，但《春秋经》只记当时发生的简单事目，有如流水帐簿，《左氏春秋》则既记当时之事，又可追述相关的往事及附叙来事，或作概括的叙述，而且有行动，有言论，有分析，有评议，使整个的历史记载收到了系统化的效果，实为以时间为纲而写成的编年体史书，正式建立了一种史书体裁，为古代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春秋经》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是有起步的作用的。
    《春秋》原是鲁国的史书，《春秋经》受其局限，所记之事以鲁国为主，仅能附及周王与列国之大事。《左氏春秋》已扩大范围到中国全境之局势，而仍取以鲁国为主之形式，称之为"我"而不称鲁，是又为《春秋经》所制约而无从改变其形式。
    《左氏春秋》的作者虽难确定，而有一定的迹象可寻。如其书好作预言，凡在战国中年以前者多验，涉及其后者则多不验，可知其书之编撰应在战国中上期，而不能更晚。其书记事止于知伯灭亡，并称及赵襄子之谥号，是其成书已在诸事之后。又其书中于魏之先世多用美誉之词，明示作者与魏国有一定的关系。而司马迁记载，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为孔门中较年少者，又说："孔子殁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本为学习历史颇有成就者，居魏之时间已在战国初年，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观之，《左氏春秋》的作者通过子夏受到孔子的影响，是无可致疑的，其书中多取孔子之言，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左氏春秋》最可贵的一点为人民在其书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如宣公二年，宋华元为郑所俘，经宋国赎回。"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修城的役人可以和当政的大员开玩笑，编成了歌谣当面来唱，大员也只得灰溜溜地走开，《左氏春秋》非常生动的记下了这件事。又如襄公三十年记郑子产为政："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后来子产卒时，"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从孔子对于子产的敬重，可知是与《左氏春秋》的作者一致的。
    后人对于《左氏春秋》有"左氏浮夸"之评语（韩愈：《进学解》）。从《左氏春秋》之叙事看，这是实有的情况，其实也正是孔子所批评的"文胜质则史"那种风气的残余。幸而全书写得比较好，虽为白圭之玷，尚非大类。
    孔子不仅批评了当时史学方面的不正之风，对于敢持直笔的董狐，称之为"古之良史"，对于爱护人民的子产，称之为"古之遗爱"。所以爱护人民，尊重事实，强调直笔，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逐渐形成为良好的史学传统。虽有不正之风时加干扰，究竟是邪不敌正，到汉代，司马迁终于写出了纪传体的《史记》，以强烈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见重于世，远溯其影响，实为来自孔子。而自汉代以后，经学盛行，不仅掩盖了孔子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并改《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于是二书相配合的关系变为《左氏》从属于《春秋经》的关系，淆乱了原书的性质。甚至有《左氏》为汉人伪撰之说②，可谓治丝而愈棼，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此非本文所须评论者，提及之以防更作干扰而已。
    注释：
    ①为避免混乱，本文称今传世者为《春秋经》，以区别于未传世的《鲁春秋》。
    ②清末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坚持此说；今人徐仁甫撰《左传疏证》，持之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