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史论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史学界的多次讨论中基本上有三种见解，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本书认为，以上把不同范围的史论关系问题混在一起笼统地加以解决，是很难讲清楚的。作者提出，应当将史与论的关系放在三个不同的范围内，分清二者的涵义，具体研究解决。这些不同的范围是：1.作为整个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范围的两种观念，“史”指历史科学，“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唯物史观。这里二者的关系是，历史学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知识基础，而唯物史观则是历史科学的指南。2.在历史研究的范围内，“史”指具体历史过程及构成这个过程的一系列历史事实，“论”则指对历史过程及事实的看法和认识。在这个范围内，二者的关系只能是论从史出。3.在说明历史过程的范围内，“史”指历史著作中所用的材料，“论”指著作中研究所得的观点。在此范围内，二者的关系灵活多样，既可以论带史、亦可先史后论、夹叙夹议、寓论于史等，以及多种方式并用，总以适当表达出研究成果为宜。只有从不同范围分别弄清二者的关系，才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二者的联系。这种见解较之一般谈论史论关系，可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三，关于史学的功能，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反复讨论而意见难于统一的一个理论问题。随着社会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论者时而重视史学的科学功能，时而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具体看来，除了个别论断失之偏颇，大体说来也都言之成理的。本书则力求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历史学的功能问题。作者显然受到自然科学分类的启示，提出应根据历史学中的各个部分与现实的关系及联系方式的区别，将历史学划分为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两类。认为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实现史学社会功能为直接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应用历史学；凡是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需要，不带史学范围以外的目的，而以认识历史为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基础历史学。前者以史学的社会功能为主，后者以史学的科学功能为主。作者对二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系统论述。这一见解提出后，曾引起史学界的不同反映，反对者有之，赞成并补充者亦有之。作者可能是因忙于他事，没有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史学功能的思路，应该说是值得探讨的。然而无论是史学的社会功能或科学功能都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点是肯定的。希望作者能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使自己的论述更加准确恰当。
    第四，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本书也作了多方面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前文提到的作者认为在新时期我国史学应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互相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这是他的基本见解，就我所知，这些年我国史学界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见解，有主张阶级分析方法是唯一的科学的基本方法的，有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取代史学方法的，也有主张完全摆脱科学影响而从人文主义角度建设史学方法体系的，等等。与这些见解相比较，本书作者的意见，显然更为可取。因为这种主张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向，又可以广泛吸收各门科学在方法研究中所获得的积极成果融入史学领域，使之更为完备系统。作者主张从多种途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而作者本人则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此外，在史学理论研究中，作者还提出不少新见解。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在60年代初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讨论，后被“文革”所扼杀。“文革”后作者重新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作者以文明史不仅是阶级斗争发展而且包括广泛的历史内涵为认识前提，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认识，便显得前进了一步。又如关于阶级观点的理论地位，过去史学界曾将阶级斗争观点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作者认真探索以后，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阶级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仍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有效武器之一。但它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而且也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基本原理。它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文明社会有关阶级史实而得出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较具体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作者对此尚未展开论述，主要是一种探讨，这是有待讨论的问题。
    三
    本书作者近些年来主要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某些实际历史领域的具体研究有所不同，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理论素养，而且必须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否则便很难达到理解和把握由大量历史现象中概括出来的理论问题。作者主观上是具备这种研究素质的。新历史时期我国史学界曾召开过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积极推动了全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据我所了解的，本书作者多次参加这些会议的组织工作，因而对国内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状况也比较熟悉。所以，读者从本书中不但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许多史学理论的见解和论述，还可以看到其他学者的史学理论见解及作者的评述，获得我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相当丰富信息。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史学理论或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是实事求是。作为一部史学理论的论著，本书确实取得不少成就。然而史学理论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本书所论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涉及，如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关系问题、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结合的问题等。有些已经涉及的问题，也还没有充分展开，如阶级观点的理论地位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已经展开的一些理论论述中，有些也未必十分准确，如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的区分及其内涵等，尚需再深入思考和推敲。我很希望作者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也希望更多的作者关心我国的史学理论建设。因为我深信，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整个历史科学，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