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起和比较史学的研究内容
    近来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比较史学已成为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国内也深受其影响。对于此种看法，笔者颇有不同见解。通常所说的"比较史学"，主要指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很少顾及历史学研究的比较研究。但事实上历史的比较研究应该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一是对人们主观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两者加起来，才是对历史的较为完整的比较研究。忽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现时通常流行的说法，忽视了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比较探讨，因而也模糊了人们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真正涵义的理解。应明确称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为"比较历史"，称对人们历史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为"比较史学"，并统称两者为"比较历史学"。
    我们所说的比较史学，首先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发展的平行比较研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会形成独有的发展体系，文化发展本质决定因素的一致性和各民族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相异性，必然导致其成长体系会有某种共通性和相异性。所以，比较史学的一个内容，便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研究，探索其相同和不同的原因，找出不同民族史学平行发展历史中的社会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被西方学者称为准史学的远古神话传说，就可以成为比较史学关心的内容，对研究角度作适当调整。现有的资料表明，从未谋面的东西方先人的神话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在宇宙起源、天地开辟、人的起源方面。而相异之处也不少，如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神人相异，西方神话传说神人同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女人受崇拜，西方神话传说男人受崇拜，等等。这些差别的深究，有利于究明东西方史学的渊源所在，影响以后各自发展体系的若干关键因素。
    诚然，重要的还在于其它相似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不同民族史学现象的平行比较研究。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西方文化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它们的历史观、史学思想、编纂体裁、写作技术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在东方，纪传体是主要史学体裁，重记人；西方是叙述体为主要史学体裁，重记事。为什么古代东方史学重记人，西方古代史学重记事？为什么东西方史学在史学体裁、史料排比上有种种颇大的差异？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很遗憾，这一问题的探讨，至今尚无有深度的理论文章。
    由此，必然深入到东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比较分析。同样是天人关系的探讨，东方人如何看，西方人如何解释？同样是对历史的带有规律探讨意义的研究，中国史家如何表述，西方史书如何阐解？同样是垂鉴，东方人把它置于何等地位，西方人又如何说？史学理论是统驭一切的，东西方人不同的治史观、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史学发展的不同路线和布局体系。这些问题的出色解决对于史学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所说的比较史学，还主张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交流及其影响的研究。应该指出，除了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无法克服高山大海的屏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国各民族史学的交流还是频繁的。所以世界各民族间史学著作、史学思潮、史学理论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实际联系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国对它国史学发生影响，往往有多种情况和背景。在某个历史阶段，世界上总有一两个、两三个国家属于当时的第一强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学术文化很容易对中、小国家发生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就曾深深地影响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古代日本、古代朝鲜、古代越南的史书，体裁大都模仿中国，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章政书体，应有尽有。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李朝时期郑麟趾编著的《高丽史》、越南的由好几代史家相继完成的《大越史记全书》等，都是中国史学影响下的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当然，一国史学对它国史学的影响，也绝非只因综合国力强大的因素；有时候，一国史学自身发展到某种困境或不甚称心时，在自我反省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它国史坛，借鉴汲取其诸种积极因素。从古到今，相当一些国家史学交流出于这种原因。史学的双向交流是史学发展的自然选择。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史学与文化的交流是永恒的，这是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
    由此，如何进行史学影响研究的问题也便提了出来。一种是对整个社会背景、史学思潮的研究。在今天，要对西方一些国别史学作出客观而准确的研究，离开国际史学交流情况的探讨，恐怕很难成功。德国的《社会、经济史季刊》、《社会、经济史年鉴》，英国的《今昔》，英美合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比较研究》，都曾热烈介绍过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在年鉴学派影响下的史学新潮流。法国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经历了整体范型的更新，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新潮流推动、影响了整个西方史学形势的演化。诚然，史学影响研究应该是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考察，除了社会背景和史学思潮背景的考察外，还应深入到对史家个人学术思想、学术经历的探讨。这当中，对史著本身的分析尤为重要，作者自序的研究，往往最容易发现问题。此外，著者的阅历、巡游、师友关系，都是值得关注的线索。
    关于史学交流的媒介因素，也应是史学比较研究的一大内容。我们知道，任何史学的传播发展，由一国到它国，总有具体的媒介因素，如旅游者的携入、专家学者的互访、翻译家的译介、研讨会的交流等等。学者访问的媒介作用可粗分为两类。有时候，某国学者亡命它国或去它国旅游，在逗留过程中，介绍本民族文化和史学的精华，往往会对它国文化和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明末学者朱舜水在亡命日本后，力倡"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的儒学史观，影响就颇巨。他的门生高徒安积觉参与编修的《大日本史》，模仿《史记》体裁，合本纪、列传、志、表共397卷，是日本史学史上不多得的史学佳作。而一国学者到它国访问， 研读其丰富的史书典籍后，再介绍到本国，也会影响本国史学的发展。近代史家梁启超的情况就很典型。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去日本，潜心研读，写了很多文章，介绍日本史学和已经流传到日本的西方一些国家的史学著作及其史学理论。他的《新史学》、《中国史叙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