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媒介的环境也十分重要。新闻、杂志、报纸等媒体足以控制一国对它国史学影响的媒介效果。中国近代的一些刊物如《译书汇编》、《汉声》、《学报》、《学部宦报》等，都曾译介过日本近代坪井九马三、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史家以及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的史学观点和史学理论。据知，康有为对《天演论》观点的了解最早也是从《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等媒体中得知的。诸如此类研究的空缺，很难真切把握一国史学思潮形成的原由以及影响其后期发展的诸种潜在因素。
    媒体的研究中，翻译问题又颇为突出。作为史学著作的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国以上语言，而且要谙熟古今，并具史识。对译著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曾对本国史学思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翻译著作的社会效果往往十分有趣。有的直接从原著中翻译过来的本子不受欢迎，而从译本转译过来的本子反而受青睐；有的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不受欢迎，而在译文中随意掺加己意的反而很畅销；同一著作的译本中，往往又是最早的粗糙的译本受欢迎，而后译的清通的文本反而被冷落。这种似乎不合常理的情况，正值得研究。归根结蒂，有一个社会大背景的问题。一部翻译史著是否成功，背后都有社会思潮是否支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都清楚，严复的几部译作不能说是忠实原意的，比较后来的新译本，有颇大差距，但唯有它们在中国社会上产生过巨大反响。严复对进化论的介绍，一开始就强调其社会学意义，改变达尔文的初衷。这种再创造，符合当时人们自强保种、救亡自存的心理，给学术界提供了摆脱迂腐的封建史观束缚、重新观察历史和现实的崭新的历史认识的武器。可见，对翻译史著的研究，是比较史学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点，我们认为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对史学交流读者群的研究，比较史学也将其列为研究内容。虽然历史著作不可能象文学作品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历史著作必然会有读者。越是忠实地揭示历史原貌，越是深刻体现时代精神的历史著作，它的读者便越多，有时可与文学巨著的影响相近。中国古代史学巨作《史记》、《资治通鉴》等，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就是明证。研究读者群，主要是对一国史著在它国得以传播而拥有的读者的探讨。
    为了作好读者群的研究，必须对读者群作具体的阶级、阶层、学术造诣和智力培养程度的区分。封建贵族和一般农人，社会领导阶层和普通市民，专家学者和平民百姓，阅读旨趣总有很大差别。基于这种不同爱好，他们对史著的选择也会有很大不同。一本史著在异国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谁是主要阅读者、发行的数量，往往又反过来说明它所内涵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当然，仅仅以一部史著在国外所受欢迎程度的大小来作评判这本史著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是片面的，因为还是存在其它一些限制因素。例如，由于闭关和锁国，不允许或只允许很少数量的外国史著流通国内；又如，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政府当局以文化政策限制某种史书的发行数量；还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会影响到一些翻译史著的出版，如此等等。所以，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问题的千变万化，都会影响到史著的传播，变化读者群的队伍。要言之，一本史著能在国外打开局面，有很大影响，总是值得研究的，是比较史学必须展开的一项内容，应该从各个角度对问题作深入而细致的分析。
    很清楚，"比较历史"、"比较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面，有相当大的区别。"比较历史"强调客观历史过程的比较分析，从宏观视野，从各国历史的比较分析中，探讨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发展情况的共性和差异性，从这些共性和差异性中寻找社会发展模式的规律性及其种种内在机制的原因。"比较史学"则关注国与国之间史学交流状况及史学异同情况的研究，通过这种种史学状况的考察，揭示史学发展的特点和大体规律。多国史学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认识那些人人未知晓的世人的角隅，如同比较文学所关注的："影响和传统之气质和种族之不可归约的多样性之配合，使那些一向潜伏着的灵魂的长处涌现了出来。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扩大并增富我们的人类的灵魂的观念"。（梵·第根：《总结文学概说》）鉴于"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面这么大的差异，所以笔者再次郑重呼吁：不应再笼统地称比较历史为"比较史学"，真正的比较史学应是史学的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是世界诸国史学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总结，比较史学应有其独立自主的学科地位。
    二、史学比较研究的现状和比较史学的展望
    目前，作为独立学科性质的比较史学并未开展起来，但作为对历史学研究的比较研究，已在海内外展开了。眼下已经问世的一些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几乎没有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史学相互影响和比较问题的。美国史家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史学理论作了重点评价。关于年鉴学派的影响，他介绍说，他们的工作"全世界广为人知"。"影响超过了严格的东西方界限"。在波兰，人们给予《年鉴》方法以极大注意；在意大利、匈牙利、英国的一些地区，"《年鉴》也拥有细心的读者和研究者"；在德国，布罗代尔等人的著名文章被译成德文；在美国，年鉴派名著和年鉴派文集"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伊格尔斯认为，"年鉴学派已比任何别的史学流派都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欧洲史学新方向·年鉴传统》）著名的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也对当代各国史学及其史学流派作了精湛分析。他多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各国影响的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各国史家影响深刻，在于人们认为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在此之前，费希尔试图把历史说成是"一个接一个突然出现的历史事件"，克罗齐把历史解释为"自由的故事"，汤因比把历史看作向越来越高级的宗教的不断演替，但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命运。巴勒克拉夫饶有兴致地叙述了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不过他也提出问题，认为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应"有所提高"，"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