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民、富民。范氏认为统治者要使其江山永固、长存，还需养民、富民。在他看来，养民之政，首先应“务本抑末，”重视农桑。他把“使民去末而反本”视为富国之源，要求统治者要励民务本，勤于稼穑。其二，足衣食，不夺民利。范氏强调统治者应施惠于民，“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若自残其民、剥肤及髓，定会有亡国之灾。他认为唐亡于黄巢，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尽夺民利。他说“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粥百姓，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商贾之事，皆官为之，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22）其三，问民疾苦，反对兼并。其四，反对轻用、滥用民力。
    诚然，范祖禹的重民思想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他又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反对农民起义，斥义军为“盗贼”。但他毕竟看到了民心的向背与封建政权兴亡的关系，意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和笼络民心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不要过份盘剥欺压百姓，应尽可能争取民众，施泽于民。这种较为重视百姓疾苦安乐的重民思想与不顾人民死活的竭泽而鱼的政策相比，是有较大区别的。可见范氏对人民作用的认识较当时的一般士大夫更为全面、具体、深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历史观的进步性。
    历史变易与守旧法古并存的矛盾史观
    范祖禹相时通变的历史变易思想在《唐鉴》中也有明显反映，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唐初郡县与分封优劣之争的评价上。他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盖自上古以来有之，不得而废也”，指出封建制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到了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时，情况大变。始皇以封建为郡县，“三代之制，不可复也”，因此后世君主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若继续墨守陈规，泥于古制，势必会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他说：“后世唯知周之长久，而不知其所以长久者，由其德不独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则不足以藩屏、强则必至于僭乱”，道出了后世行封建制的弊端。最后他论道：“礼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哉！”（23）
    但在另一方面，范祖禹的历史观确实又存在着明显的守旧法古思想。在他看来，三代确为“盛世”，应当效法周、孔之言，确为“圣人之言”，应当提倡，因此他常常以“圣人之言”、“先王之道”作为评史论事的主要依据，明确提出了“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的守旧法古思想。在论李唐官制时，他说自古“官名之紊，莫甚于唐……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见其可也”（24），在谈唐代儒学时又道：“有国者，以为先如不复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25）。在田制赋税上，他盛赞井田而抑两税；在帝王持盈守成上，他强调法先王，守祖宗旧制。显然，范氏的历史观是很矛盾的，既有相时通变的历史变易思想，又有“非先王之制不足为后世法也”的守旧法古思想，这种矛盾史观应当说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
    以古讽今、影射现实的保守思想
    应当看到，范祖禹的守旧法古思想与他保守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在熙丰变法期间，他始终站在旧党一边反对革新变法，这种保守的政治态度无疑给他的历史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映在史学上，他试图通过评史论事、褒贬人物来影射现实，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故在《唐鉴》中，以古讽今、影射变法革新的保守历史思想也显露得淋漓尽致。
    范氏认为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子孙更变祖宗之旧”以此来反对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他说唐室之祸，基于开元，其原因就在于明皇“轻变太宗之制”；对张说建议变府兵为{K1D405.JPG}骑亦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务，常患于议臣之好改旧章，此所以多乱也”（26）；在书卷末总评中更是意味深长总结道：“然则今当何鉴，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27）
    德宗时变租庸调为两税法，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杜佑称为“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而范氏对此却加以反对，对两税法作了歪曲性的评述。朱熹评道：“《唐鉴》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乎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他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只那有激，便不平直”（28）。由于范氏反对政治变革，故对变法革新人士亦大有歪曲、贬抑处。王叔文在顺宗朝进行了“永贞革新”、王鸣盛称“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29），而范氏却把王叔文当政斥为“小人用事”。在宦官弄权、骄藩跋扈之时，李训、郑注提出了内诛宦竖、外削藩镇之策，并身体力行、以身犯难，演出了“甘露之变”的悲歌，而范氏却把李、郑诬之为“小人”，大论君子、小人之道，以为“盖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国家者也”（30）。诸如此类，皆反映了他通过评史论事以达到借古讽今、影射变法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了他保守的政治立场严重制约和影响着他的历史思想。
    总之，范祖禹在《唐鉴》中所反映的历史思想是十分丰富又较为复杂的，既有取鉴资治的历史鉴戒思想、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相时通变的历史变易思想，又有注重纲常名分的封建正统思想和泥古守旧、反对变法革新的保守思想。因此我们在研究范祖禹的史学思想时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既要肯定他历史思想中所包含的可贵的、进步的成份，又要指出他保守、消极的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史学思想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注释：
    ①《范太史集》卷36；
    ②⑩《唐鉴》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③（30）《唐鉴》卷10；
    ④（23）（25）《唐鉴》卷2；
    ⑤⑥⑦（11）（12）（13）（14）（24）《唐鉴》卷1.
    ⑧《唐鉴》卷9；
    ⑨《唐鉴》卷8；
    （15）（19）（21）《唐鉴》卷6；
    （16）（18）《唐鉴》卷7；
    （17）《唐鉴》卷5；
    （20）（22）《唐鉴》卷11；
    （26）《唐鉴》卷4；
    （27）《唐鉴》卷12；
    （28）《文献通考》卷200经籍27；
    （29）《十七史商榷》卷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