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划界求和”-薛福成在和战两端的变通
    清流与薛福成同样坚持“守在四夷”，但清流那些”非出于一战，不足以息岛夷之焰而使中国百年无事”（注：张佩纶：《保小扞边当谋自强折》，《涧于集》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0辑9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高调却是与薛福成的意见截然相左的，这与他的幕府出身有关。清流们的仕途远比薛福成来得一帆风顺，翰林出身，把持清议，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容易不顾实际而高言阔论。薛福成的科举并不得志，但多年幕府生涯使他能为具体外交事务出谋划策，使他渐渐趋于“务实”。这种“务实”的基调在《援越南议》中就有明显的表现，薛福成反复强调：“中国之援越，非好勤远略也，非博字小之虚名也，非谓越南服事中国永无侵叛也。中国之谋，在自固滇粤边圉耳，在杜法人无厌之求，而与议定一范围耳。”（注：薛福成：《援越南议。上》，《薛福成选集》第197页。）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 他也十分中肯地分析说，中国“如竞欲以兵力与法相竞邪，斯为不达时务”。（注：薛福成：《审机》，《庸庵文编》（2）第69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第943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能务实方能变通， 薛福成的目标是“先作势欲战而以和为归宿之地”（注：薛福成：《与张副都御史书》，《薛福成选集》第207页。 ）作出应战的强硬姿态是为了有条件的，保证中越利益的和，这条件就是“划界”。
    “划界”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薛福成的利益要求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1882年宝海提出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对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表示认可，而熟谙外交事务的薛福成却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宝海提出的“在红河中间某地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察保护，南归法国巡察保护，并互相立法，将越南之北圻全境永久保全”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第一，“仅曰保全北圻，则北圻以外，如顺化都城，即非所保矣，万一此约既定，彼即进取越都，我将不能过问”；第二，“红河以北之地，不及北圻之半，是中国所巡护，仅有越地五分之一，未昭平允”。（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70页。）薛福成提出：“似宜如总理衙门所议， 北圻归中国保护，南圻归法国保护，以与之磋磨。虽明知彼必不允，然进求乎上，仅得其次。”他自己知道由中法分别保护南北圻希望不大，但如果以此为基础与法谈判，达到“红河以北北圻之地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圻归法国巡查保护，而红河以南北圻之地和都城在右圻之地仍由越南自为经理”（注：薛福成：《与法兰西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71页。）的目的，对中越则是相当有利的。这是第一阶段， 薛福成此时的利益要求是超过李宝之协议的。
    宝海被撤，李宝之协议化为乌有，薛福成的利益要求随之起了变化。面对吃紧的形势，薛福成提出“三策”：“仍令滇粤诸军，分扎北圻诸省，作欲进趋东京之势。法虽济师，不过千人以外久之当设词转圜，或仍与宝海所议无甚悬殊而后止，此上策也。”；“以滇粤各军分守红河以北各省，同时收用刘永福，万一越南为法所灭，中国即划江而守，犹得彼越地三分之一，此中策也。”；“敛兵入关，聊固吾圉，究之越南终为所灭，永福终为所并，而滇、粤边境亦日益多事，此下策也。”，（注：《答张副都御史书》，《薛福成选集》第206页。 ）这是“划界”的第二阶段，在“三策”中薛福成的利益要求已是仅为实现李宝之协议，并将其视为理想结局。
    薛福成既非如清流一般强硬主战，又非如代理两广总督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一般一味求和，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介于和战两端。其实从全局上说，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为免于在战败后丧失更多的权益，应当主和，在这一点上薛福成显然要比清流清醒得多。从具体而言，和局中又有一个权益得失多少的问题，而权益得失的多少又是以双方实力的强弱程度为转移的，为了尽可能地少丧失一些权益，则必须加强武备，在这一点上薛福成又要比那些主张不介入法越事的地方督抚们来得坚定。列强侵略中国为已成之局，自不免会步步进逼，当其要挟不遂而将战争提上议事日程时，中国方面当然不能予取予求，也只有起而应战，但若能稍挫敌锋，当可达成较为有利的和局。薛福成从他的“守在四夷”的基本态度到“划界求和”的变通正是遵循这战与和的辩证逻辑发展而来的，这种识见要比那些和战各持一端，在朝廷上争论不休的官员高上一筹，但历史却并未因他的识见而转入令人期待的轨道。
    三、旧约、驱逐与引水-薛福成在镇海战役中的外交实践。
    1884年2月6日，薛福成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幕僚生涯，被实授为宁绍道台，走上了中法战争的第一线。此时海防日紧，浙江巡抚刘秉璋委薛福成以重任，檄令他“综理营务，尽护诸军”。（注：薛福成：《浙江筹防录》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3种，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从薛福成上任到1885年镇海战役结束，他除了成功指挥了整个战役，使镇海一口安然无恙外，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外交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对外交涉。这些交涉与战役的进步相辅相成，在战场之外为清军取得了较为有利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项。
    首先为巧借旧约要求英国保护定海。浙江海防千里，口岸分歧，防不胜防，“以宁波为重要，镇海为宁波口门，而定海孤悬海上，又为镇海外护”。（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3），第161页。）因此，浙抚刘秉璋认为应把防御重点放在这三处。薛福成虽同意刘秉璋之见，觉得“定海不独为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但又感到“定海兵力单薄。欲求设防周密，仓猝殊无良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3），第163页。）
    在这军事紧张之际，熟知国际公法的薛福成想到了利用中英关于舟山之旧约这一步棋。1846年中英之间曾订立保护舟山条约5款，其中第3款规定：中国依允英国军队退出舟山后，不将舟山让于别国；第4 款规定：英国依允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当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注：约文见《道光条约》第517页，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第75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由于有这样一个条约， 薛福成撰《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并翻译为英文寄往伦敦刊登在报上，以保护舟山符合英国利益和国际法为由，倡议英国派兵船一二号赴定海。文中云：“按各国订立新约，必将旧约声明作为废纸，方不照行，此地球公法也。查中英天津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12-14页。）这里， 薛福成钻了国际公法中新约既成，如旧约未废，则仍然有效的空子，应该说此举甚为高明。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政府履行旧约，经过总理衙门和英国驻华公使以及薛福成与英国驻宁波领事的不断交涉，英国终于声明“英有保护舟山之约，普陀亦属舟山，如法果往占，英愿助中国驱逐”。（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16页。 ）薛福成达到了利用外交使定海无险，全力以守镇海的目的。
    其次为驱逐法国传教士、商民与公使，鉴于“法人之传教者散布各口，最为隐患，客岁越南之祸，由传教人勾结教民，大肆其毒”（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2，第4页。），薛福成以“中法既经开仗，教士等若城内外散住，难保无谣言煽惑致百姓含怒寻仇”（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2，第10页。）为由下令强徒法国传教士、 商民至江北。对中外客轮则严加稽查，规定“凡法国人无论商民教士，止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间谍”。（注：薛福成：《照会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薛福成选集》第229页。）强徒法国传教士、 商民属薛福成直辖范围，办起来相对容易，但要驱逐留华不走的公使巴德诺就费了一番周折，且未获成功。巴德诺当时留居上海的租界，薛福成认为他是在“暗中侦探消息，购募汉奸，办运煤粮，散布谣说，侦我虚实，制我要害”，“窃于古今两国交兵之例，未之前闻”。因此薛福成上书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提出南洋大臣督同江海官道“擒巴酋，且待之以礼”为上策；“严行驱逐”为中策；“隐为防范”为下策；“听其久留，肆行无忌”则为无策。按照国际法，驱逐法使是可行的，但拘捕却是不可以的，所以薛福成所谓的“上策”行不通。阎敬铭接到上书后虽“颇善其策”但提出“事关重大，恐妨和局”（注：薛福成：《上阎中堂书》，《薛福成选集》第230、231页。）而未采纳。
    最后为阻止洋人“引水”为法舰服务，鸦片战争后《中法黄埔条约》第11款规定“凡人欲当佛兰西引水者，若有三张船主执照，领事官便可着伊为引水，与别国一律办事。”（注：约文见《道光条约》第318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第75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由于此项规定，中国各口岸的引水权全部丧失，“引水”均由洋人充任。薛福成认为如果能：“杜绝引水之受雇，则无异去敌之耳目，虽有坚船利炮，其伎俩亦稍穷矣”。（注：薛福成：《禀南北洋大臣督抚院为在上海禁阻法船领港人给酬银两由》，《薛福成选集》第234页。 ）因此他给镇诲的两个洋人“引水”重金，以为我所用。（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4-5页。）当得知“法人在沪以重资购觅引水”时， 他急电上海江海官道禁阻，后来给英、德两个“引水”总酬两千金，立保永不助敌，使得孤拔虽“苦心竭力，招觅引水，而无应者”。（注：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33-34页。）
    在中法战争中薛福成完成了从幕僚向一方大员的角色转换，但无论是作为幕僚还是一方大员，他都体现出了讲究“务实”的特点，值得后人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