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进步分子组成的社团，其活动方式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则开创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主要是进行思想启蒙。其领导人是邓中夏。他们的讲演活动由校内扩大到校外，开始时，他们在街头或庙会作讲演，内容包括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等。后来，他们深入到北京近郊，如芦沟桥、丰台、海淀等地农村讲演。他们在丰台的讲演效果是“村中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注：《平民教育讲演团农村讲演的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二），165页。）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 逐渐加强了讲演团的工作，“把讲演团变为北京共产党的外围机关，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内影响而服务了”。此后，讲演团把工作重心“放在长辛店和完成其他党所交给的任务，如与其他团体共同召开某些纪念大会，为罢工工人募捐，发起示威游行等等社会革命活动。”（注：朱务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后所起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254页。）邓中夏还以讲演团的名义，到长辛店与工人接触， 决定提倡平民教育，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举行定期讲演。后来中共在长辛店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人运动，是与讲演团在此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的。因此说，讲演团的一系列活动，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本身的政治觉悟，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为中共开展和领导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些先进的社团组织，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是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成长的摇篮，像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夏曦、郭亮；觉悟社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施洋；改造社的袁玉冰、方志敏、黄道；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邓中夏等等，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去的先锋战士。他们拨开层层迷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真理，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正是这些老一代革命家，打破了旧中国死气沉沉的局面，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曙光，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了一个伟大的开端。
    第二，通过不同性质的社团的宣传与实践，使一些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论遭到破产，而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开始独领风骚，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通过各种思想的比较和鉴别，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辨清了真理与谬误，有些人开始抛弃改良主张而趋于革命。这样，壮大了革命队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竞相传播，并都占有相应的市场。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都披着一层社会主义的面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与各种思想相对应的社团。工读互助团则是揉和了互助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等思想于一体的产物，是典型的改良性质（或称伪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团。他们为了改造社会，发动了一场影响不小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渐渐实现。”（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369页。）在实践中，工读互助团成员还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去体验工读互助主义。例如，北京工读互助团在王光祈的领导下，分成四个组，每个组租了一处房子使大家共同生活。团员们都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过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从事一些石印、食堂、洗衣服、放电影、制浆糊、印信封、贩卖书报等工作。他们企图通过这些工作的收入来维持团员的共同生活费用。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他们洗衣服“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印刷“办了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钱。”（注：施复亮：《〈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427页。）其它几项工作都因亏本， 最后只得作罢。工读互助团运动前后喧闹了不足半年的时间便消沉下去，而其发动者王光祈出国留洋去了。
    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不能不使它的信仰者们进行反思，进而使一些热衷者清醒过来，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开始重新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施复亮在《〈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与教训》中总结到：“（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无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得出的最深切的结论是“要改造社会，我们还须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注：施复亮：《〈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439页。）另一位新村主义的评论者更是彻底地说：“腐肉不去，新肉不生；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须知人类并不是愿意杀人和流血的，不过时势所迫，实在不容你不杀不流”，“‘翻天覆地，唯铁是血’，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与实际的改造无干！”（注：黄绍谷：《新村的讨论》，《批评》第五期《新村号》， 1920-12-26。）可见， 他们已经开始抛弃了改良的幻想，寻求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的道路了。
    其他的伪社会主义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在实践了一段时间以后，也都发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合作主义者的刊物《平民》周刊在鼓吹了几年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三年多的时期中，我们一面宣传‘合作’，一面实行‘合作’，……但一看我们自己的四周围，只觉得静悄悄地全无声色！所谓合作运动，仿佛秋冬间的衰草枯枝，生气是全无的！”（注：记者：《宣言--〈平民〉新生命的创造》，《五四时期的社团》（四），86页。）而号称是“革命”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在鼎盛时期成立了数十个社团，但它的伪社会主义性质一经暴露，衰落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1923年5月， 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学汇》上发表一文《怎样去宣传主义》，他不得不承认：“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笔者）传入中国，很有许多年头了……但是，近年来却沉寂下去了”，“近年的学生不比五四以前的学生容易鼓吹了”（注：剑波：《怎样去宣传主义》，《五四时期的社团》（四），233页。）。这种事实正如斯大林所说：“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己就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伪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注：《斯大林全集》，第1卷，272页。）
    一些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充分证明其学说的伪科学性。尤其重要的是，一些改良主义实践的破产，如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使胡适关于社会要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的论调遭到碰壁。这样，有利于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改良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接受科学的理论武器。正如施复亮所说：“我们实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迫，不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缘故，这是无可如何的。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注：施复亮：《〈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436页。）以后， 他和俞秀松（也是工读互助团成员）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像其它的改良主义社团的刊物，如《平民》周刊也在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转变方针，趋向于革命。1924年3月15日， 《平民》周刊改版为《平民周报》，表示要“注意于调查国内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讨论关于工人农民的各项问题，研究增高工人农民地位、解除他们的痛苦的方法；简单点说，本刊誓为工人农民--社会的柱石--的喉舌。”（注：记者：《今后的〈平民〉》，《五四时期的社团》（四），87页。）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活跃、社团繁荣的情景，充分展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心态--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虽然有些社团的思想或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但他们思想动机的出发点是良善的，都想为中国寻求一条独立富强的出路，只是由于他们本身的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遭到碰壁。然而，这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是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失败，才反衬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各种伪学说破产失败之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而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因此可以说，五四时期社团的繁荣，给人们提供了探索和实践、比较和鉴别的机会。抛弃谬误，掌握真理，使马克思主义独占鳌头，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掌握，由此奠定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