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论证了转型期英国的人口迁移存在两种模式.17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口迁移基本上属于生计型迁移，17世纪中叶以后属于改善型迁移。本文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对模式改变的原因及产生的不同影响作了探讨。
    关键词：转型期； 英格兰；  人口迁移； 迁移模式
    英国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始终保持一个较大规模。从迁移的类型看，前期和后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本文主要就这一时期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做一探讨。
    一、两种迁移模式的不同特点
    从英国人口迁移史看，较大规模的迁移始于13世纪，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普遍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继承权的子女为了生存，不得不迁移到别处寻求出路。16世纪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日趋紧张，迁移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6世纪20年代，全国每年的迁移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5%，17世纪上升到30%以上。[1]（P8-9）17世纪中期以后，人口增长减缓，但迁移规模没有减弱。休斯顿估计，在 17世纪，一些乡村教区的人口每12年的变动率在50%至以上。[2]（P47）克拉克通过对1660至1730年坎特伯雷、诺里奇、剑桥、索尔兹伯里、格洛斯特、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等主教区法庭的7,047名作证人所作证词的研究，发现城市人口有近2/3属于迁移人口。[3]
    在整个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始终保持较大规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模式发生了变化。17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迁移者迁移的目的是为了生计，这是一个以生计型迁移为主的时期。17世纪中叶以后迁移者理性成分增加，大多数人的迁移属于改善型迁移。
    生计型迁移一般是指对原居住地的推力作出反应的人的迁移，也就是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手段的迁移行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英国的人口迁移大多属于此类，特别是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生计迁移的高峰期。从迁移目的看，大多数人具有生计倾向，他们是乡村人口过剩的受害者，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为能在城市得到就业机会和施舍，而进行迁移；从迁移距离看，基本上是长距离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因各种原因失去生产资料而被排挤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活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迁移者的身份地位看，大多数人属于贫穷的劳动者，其中一部分人还成了流浪者；从迁移者的地位与迁移距离的关系看，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和技术的人，以及社会上层贵族和乡绅子弟的迁移一般距离比较短。社会下层迁移者迁移频率高、距离长。据统计，手艺人或农场雇工是绅士与约曼迁移距离的两倍，仆役是绅士与约曼迁移距离的3倍。[4]（P30）无以为生者或极度贫困者为获得某种生存手段频繁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迁徙距离最长，许多人迁移一二百英里；从迁移方向看，大多数人的迁移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对他们来说，第一选择是离开原居住地，因为在那里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其次才是选择迁移的去向。正如克拉克指出的，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人口迁移“具有相对不确定和无序的特征。更加基本的、地方化运动隐藏于长距离移动中。生存本能或推力因素是迁移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5]（P32）
    改善型迁移通常是指对目的地拉力因素作出反应的人的迁移。迁移者不是非迁移不可，而是经过思考才作出迁移的决策。从迁移的目的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期望，是受迁入地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美好的前程吸引。迁移者包括那些渴望在社会和经济上得到改善而决意迁往城市的迁移者，其中有带着家眷去寻找发财机会的商人和富裕工匠，有企望在城里受雇于家庭服务性劳动的年轻女性，有期盼经过学徒生活获得自由人身份，进而在市政和行会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青少年；从迁移距离看，短距离迁移所占比例较高。从有关资料看，当时的迁徙大多发生在本郡，有一半以上的人迁移距离不超过10英里，长距离迁移明显减少。如伦敦，据对28,175名学徒和自由人的调查，16世纪初平均迁徙距离是212英里，到18世纪中期仅为111英里，减少了一半。[6]迁移者一般依赖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亲属纽带，城市与某些村庄有着固定的联系。如诺里奇纺织行业与诺福克织布村庄间的联系。布里斯托尔与北部和西部的高原地带的联系。格洛斯特主教区，1595至1640年间出现在教会法庭上的城市居民近1/4（23.1%）出生在教区外。1688年王政复辟后，降为17%。克拉克通过对1691至1740年间梅德斯通市持有定居证的345名男性和247名女性迁移者的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人迁移距离不到10英里，只有大约15%的人迁移超过50英里；[3]从迁移者地位看，虽然社会下层民众的生计型、长距离迁移也存在，但屈从于严厉的定居法，人数大为减少。社会上层的迁移人数明显增多；从迁移者的地位与迁移距离的关系看，与前期相反，此时是迁移者地位越高迁移距离越远。克拉克通过对1660至1730年间坎特伯雷等6个主教区法庭作证人的研究发现，职业人员（律师、教士和医生）迁徙距离最远，为64.4英里；其次是食品饮料商和乡绅，分别为42.4和38.8英里；约曼的迁徙距离最短，仅为18.9英里；[3]从迁移的方向看，大多数人都是迁往附近地区的城市。许多穷人采取季节性迁移和海外迁移的形式。季节性迁移是1662年定居法所允许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属于人口迁移范畴，因为没有发生定居地的永久变更。海外移民主要发生在金斯林、诺里奇、科尔切斯特等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17世纪中后期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格默里估计，1630到1700年间约有38万移民越过大西洋。[7]里格利估计约有50万人。[8]（P224）其中大多数人外迁是为了寻找理想的职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摆脱宗教迫害，希望能按他们所选择的祈祷上帝的形式建立教会。
    二、生计型迁移模式形成的原因
    17世纪中期以前，大规模生计型人口迁移的出现既有人口因素，也有经济原因和社会因素。首先从人口角度看，英格兰人口1525年约有220万，1541年达到了277万，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35%。1541年以后，增长的势头有所减慢，但是在整个16世纪，除16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过暂时的下降，人口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据历史人口学家里格利和斯库菲尔德利用“逆向推导法”推算，英格兰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在16世纪的第三个25年，年增长率将近1%。英格兰1601年有411万人，1651年达到523万。[8]（P528-529）
    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必然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理论，认为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人在生产时需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9]转型期英国基本上还属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衡量两种生产是否相互适应的一根标尺。人多地少，两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意味着什么呢？不言而喻，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据统计，1520年至1600年农村农业人口增长了近60%，而新开垦的土地数量很少，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英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生产经营方式特点决定了剩余劳动力不能像其它国家那样通过耕作方式的集约化、租佃规模的缩小，作为隐性失业者继续留在农村。失去土地的小农只能是或充当农业工人，或舍弃家园，移居他处。充当农业工人是破产者的主要出路。据统计，17世纪，农村中有2/3的劳动力生活和工作在主人家中，充当仆从或为主人从事耕作。向外迁移，城镇是他们的首选落脚地。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去有大量的荒地或公地的林区。
    从农村经济变革角度看，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一时期英国农村爆发了圈地运动。荒地和公地被圈占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无数自耕农和茅舍农等小土地所有者被迫迁移。著名学者盖伊根据1517年、1549年和1607年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资料统计，从1455年到1607年的150年间，被调查的24个郡共圈地516,673英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6%，驱逐农民约3至5万。[10]（P55）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材料并不全面，统计数据是保守的，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要严重。
    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大农场制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大农场的规模化经营不仅冲垮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而且也荡击了以小农个体生产为基本模式的封建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加速了小农与土地的分离。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16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走的是一条农牧混合制的道路。由于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大低于种植业，据瑟斯克估计种植业与畜牧业所需劳动力之比是100：20，[11]（P104）所以，随着养羊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减少。另外，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从社会因素看，英国的财产继承制与学徒制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影响。从13世纪开始，英国大多数地区实行财产不分割的长子继承制，尤其是社会上层由于怕家庭社会地位下降更是如此。16世纪时乡绅和贵族的余子经常还能得到小块土地，作为终身的礼物。到17世纪他们通常只能得到维持基本生计的终身年金。因此，如果他们选择停留在家乡，就会下降为茅舍农。为了求得生存，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大多受父母资助离开家乡去城市接受教育，或谋求教职、官职和军职。平民子弟则往往去城市充当学徒和佣工。在16世纪，充当学徒是农村中下层家庭出身的人跻身于手工业行会，成为师傅和作坊主的唯一途径。
    关于学徒、仆役的人数，据贝福德郡6个教区的统计，1599到1796年间，15~24岁在外充当仆役、佣工的人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33%，也就是说，该年龄段的孩子有1/3出门作佣工。[12]（P256）著名学者怀特的估计与此基本相同，认为16、17世纪，当过仆役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到1/3。[13]
    总之，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迁移，从农村角度看，既有“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原因，也有“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原因，两者交织在一起。当然，城市工商业发展产生的拉力也不可忽视。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雇佣机会多。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各种专门职业、行政机构、家庭服务等众多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二是工资收入高。据经济史家索罗尔德·罗杰斯和吉尔博统计，伦敦手工工匠和雇工的工资大致比英国南部地区高50%以上，有些年份高达70%。[14]（P171）英国南部地区同其它地区相比，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由于存在如此大的收入差异，所以利益趋高机制不能不令人趋之若鹜；三是救济水平高。16世纪中叶，伦敦、诺里奇和约克等城市就进行了为救济贫民而强制征收地方税的尝试。多尔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等城市则建立酿酒厂等作坊，将所得利润用来经常救济贫民。据统计，1480至1660年伦敦人的慈善捐款达50多万英镑，仅1660年其慈善基金就支持了1.7万人。[15]（P125）所以，大量在农村无以维生的贫困者流向城市，希望在那里得到救济；四是文化生活的诱惑力。城市有学校、剧院、书店和咖啡馆等文化和娱乐设施，非农村所能相比。因此，饱尝田耕之苦、单调无味生活的农民，对城市深为羡慕。
    另外，城市的吸附力还源自城市本身人口增长的特点。17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城市由于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加上瘟疫频繁侵袭，人口死亡率明显超过出生率。从教区登记册的记录看，大多数城市，人口死亡率经常高达50‰，婴儿死亡率更是高达200‰。1580年至1650年，城市死亡一人平均只出生0.87人。[16]（P59）所以，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迁入，许多城市人口不仅不能增长，反而会不断下降。
    三、迁移模式改变的原因
    17世纪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口迁移模式发生了变化，开始了改善型迁移为主的时期。之所以改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17世纪中期人口增长的减速。前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英格兰人口1525年左右大约只有约220万，1656年达到528万，130年时间人口增长了近2倍半。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必然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17世纪中叶以后人口的增长减缓甚至下降，特别是北部和西部地区人口生育率降低，使这个移民主要迁出地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明显减轻。
    二是西北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雇佣机会增多。16世纪，北部和西部各郡属于贫困地区，畜牧业生产难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生计危机频繁发生，造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低地迁移。17世纪中期以后，这里牧区村庄的贫穷局面被日益增长的工业和畜牧业产品加工业所缓解。同时，也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涌入南部的农耕地区或工商业城市。1660年以后，虽然有些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但像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20年代那样席卷北部的大规模生计危机基本不再发生。而这种生计危机是推动内战前西部和北部地区人口进入南部城市的巨大动力。
    三是北部和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6世纪，北部地区城市数量很少，工商业经济不发达，吸纳劳动力有限。17世纪，约克郡、英格兰西北部和米德兰地区的羊毛纺织、采煤、金属制造和玻璃制造等工业迅速发展，新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城镇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弱了伦敦等南部大城市对他们的诱惑力，使原来由北而南的长距离迁移浪潮基本停息。如伦敦鱼商、木工公会的学徒内战前大约40~50%来自高原地带，17世纪末仅为20%。而来自伦敦和京畿地区的比例从内战前的20%，上升到1700年的50%，1750年达到70%。[17]（P31）
    四是南部城市的拉力也在减弱。拉力的减弱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人口危机数量的减少和程度的减轻，对外来人口的需求减弱。王政复辟后，虽然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负数，但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死亡危机，急需农村人口在短期内大规模迁入来填补。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旧有的吸引力之一--慈善救济--消失了。1601年“济贫法”的颁布，确立了各教区对本教区贫民的救济责任。各教区设救济员一职，负责征收济贫税，接受贫民救济申请，进一步加强对贫民救济的管理。此后，农村不仅救济金数额不断增加，16世纪初在3到4万英镑之间，1650年为18.8到25万英镑，1695年达35万英镑，18世纪中叶达到了69万英镑，[4]（P174）而且救济水平迅速提高，城乡间的差异缩小。城市对希图寻求救济的穷人来说失去了吸引力。
    另外，城市学徒制的吸引力也在下降。17世纪后期，北安普敦、诺里奇、南安普敦和伦敦等城市，学徒出身从原来以小土地所有者（约曼、庄稼汉和工资劳动者）为主向以手艺人和小商人的儿子为主转变。如从1654年到1693年伦敦木工公会中工匠儿子所占比例由50%上升到74%。1641至1704年鱼商工会中工匠儿子比例由39%上升到63%。[18]（P32）在约克，1509至1518年，仅有16%的自由人是自由人之子，但1594至1603年比例猛增到38%，1675至1699年增至43%。[18]（P47）17世纪，随着城市郊区和乡村工业的发展，行会制度逐渐走向瓦解，学徒制不再成为进入工业行业的主要途径，因此，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1600年伦敦学徒构成了总人口的大约15%，但一个世纪后，这个数字仅为4或5%。[4]（P24）诺里奇和南安普敦在1600至1700年间，正式注册的学徒人数减少了90%。[2]（P48）
    五是人口大量向海外迁移。这些迁移者是一个特殊群体，17世纪中叶以前虽然其中不乏为寻找发财致富的捷径和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外迁者，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摆脱宗教的迫害。玛丽血腥统治时期，就有许多新教人士纷纷逃离英国。16世纪60年代，清教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派别。由于它主张在国教会内部清洗天主教的影响，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主张民主，因此对国王的政教权威提出了挑战。80年代中叶政府开始采取断然措施迫害清教徒，许多人流亡美洲。1620年100多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向美洲大陆扬帆驶去，标志着宗教上心怀不满的人自愿迁往美洲的一场运动的开端。据估计，1620年至1642年的“大迁徙”约有5.8万人越过大西洋，来到北美和加勒比地区。[19]（P21）17世纪中叶以后，大多数迁移者是为了发财致富。50年代至60年代是海外迁移达到高峰，年均移民达7,000。其中不仅有清教徒，而且有天主教徒，还有因犯罪或仅因流浪（尤其在17世纪50年代）受到惩罚而被强迫运往国外的人。1656-1686年英格兰人口从528万下降到486万，大约58%是直接由于海外迁移造成的。1650-1780年间有30万到40万人前往殖民地。[8]（P228）这极大地减轻了国内的人口和经济压力，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于上述原因，17世纪中期以后，人口迁移逐渐走向地方化和有序化。进入城市的迁移者大多来自城市经济辐射区内，他们在迁移前对迁入地有一定了解，也有相应的物资和精神准备。流浪汉数量大为减少。
    四、迁移模式改变产生的影响
    迁移模式的变化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积极意义表现在部分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和生计压力，“起了缓解地方饥馑危险的安全阀作用”。[4]（P31）同时，迁移也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农场制的形成，保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但它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是居住条件急剧恶化。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住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结果居住拥挤问题日益严重。如17世纪初，在伦敦富裕的威斯敏斯特地区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房的事不少，贫困地区更不用说。许多人把已有的房屋分割成若干小开间，或在老房子的院落里，在远离大街的角落偷偷修建棚屋。还有的人被迫到市郊搭建临时性栖身之所，形成了一个个贫民窟。由于居住和卫生条件恶劣，人口死亡率很高。
    其次是出现贫困问题。大多数迁移者都是抱着寻找工作或获得救济的愿望移入城市的，城市发展尚不能完全容纳他们，再加上工资的增加落后于物价的上涨，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境地，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由于离开了原居住地，失去了原先享有的地方性保护，为了生存常常被迫成群结队地组成各种帮派，从事偷窃和抢劫活动，对社会公共治安秩序和政府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17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迁移造成的城市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和贫困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增大。
    首先，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进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转型期英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均为负数，规模的扩大主要依靠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城市化不单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但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17世纪末，许多城市人口都在1000人以上，而不是像16世纪20年代那样在500人左右。大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万人以上城市1520年只有3个，到1700年已增加到7个，1750年增加到了20个。1520年2万人以上的城市只伦敦一个城市，1750年已达6个，[20]（P126）从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看，152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6.2%，[21]（P24）到1700年，50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7%，1750年占到了21%。[22]（P134）城市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相互促进，使英国城市化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其次，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核心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进城，无论是在工厂、手工工场或小作坊做工，还是从事建筑、经商、家庭服务、做流动小贩，无疑都给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活力。农村迁移人口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们在城市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对拉动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城市不仅吸收来自各地的苦力，而且也从远近（小城市从附近农村，大城市从附近小城市）挖走人才：富商、技术高超的工匠、有经验的水手和有名望的教师、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画家等等。这些高素质人才聚集城市不仅会提高了城市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必然带动城市精神文明的发展。同时，来自各地的移民杂居在一起，会带来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交流和碰撞，必然会推动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文明水平的提高。
    第三，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变革。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向城市迁移使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明显下降，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农场主为节省劳动力，增加资本投入，加强了集约化经营，加快了农业变革。到18世纪中叶，以大地产主出租土地，依靠有实力和经验的农场主经营的土地占有制度盛行，小自耕农基本上消失。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一个以古典地主--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同时，迁移人口也充当了社会的强大粘合剂，把城市和腹地的乡村结合起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周围农村日益走向商品化生产，依附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
    第四，海外移民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数以千计的英国人背井离乡，前往新大陆，不仅为英国带来了无数财富，促进了殖民贸易的发展，造就了国家崛起的关键因素，而且促进了大英殖民帝国的建立。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主要是从欧洲其他国家那里抢夺来的。如加拿大、新苏格兰和路易斯安娜是1713年及1763年法国割让的，新阿姆斯特丹是荷兰1667年割让的，西班牙所属的哈迈卡在1655年就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之所以在殖民地贸易上击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殖民地的抢夺中获胜，与英国高潮迭起的殖民浪潮是分不开的。英国移民在殖民地的定居还使英吉利民族的政治制度和语言文化远播世界，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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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change of migrants’ pattern in the Transitional England
    Jiang-lihua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great deal of dat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types and patterns in the English migration at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fore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it belonged mostly to the migration of subsistence. After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it belonged chiefly to the migration of betterment. The paper traver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migrants’ patterns, meanwhile,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migrants’ pattern.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 Period;  England;  Migration;  Migrants’ Pattern
    通信地址：保定市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0312-5022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