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苏美尔和阿卡德人通过波斯湾与狄勒蒙（古代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古代印度）进行海上国际贸易。狄勒蒙处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线上，扮演了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三大文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角色，此间发展起来的古代狄勒蒙文化深受古代两河流域与古代印度河流域两大文明的影响，一度进入了两河流域文明范围。大量的珍贵物资由狄勒蒙进入两河流域，由此认为狄勒蒙是富裕、和平，令人向往的神圣地方。
    从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中，我们知道，狄勒蒙（Dilmun或Tilmun）、马干（Magan）和麦鲁哈（Meluhha）是两河流域的三个重要海上贸易伙伴。1879年一位欧洲船长在波斯湾中的巴林岛上发现一块提到因扎克神（Inzak）的碑文，文献告诉我们因扎克是狄勒蒙的保护神，狄勒蒙因此被确定为古代巴林[1]（P39）。麦鲁哈一度是一个迷一样的地方，许多学者试图断定其地理位置，曾经有古代埃塞俄比亚、古代阿曼与古代印度河流域三种说法[2]（P159）。但是，现在学者们通过研究其相对地理位置与物产，普遍认为麦鲁哈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前就是古代印度河流域[3]（P217）（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后，可能由于文明区的扩大，陆路贸易线逐渐开通，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下降，马干和麦鲁哈不再是两河流域的贸易伙伴，以至于到新亚述时期人们对其地理位置都搞不清了。具有复古情结的新亚述诸王，便把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称为“马干”和“麦鲁哈”。有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后麦鲁哈的情况，参见I.J.Gelb,MakkanandMeluhhaintheEarlyMesopotamianSources,Revued'Assyriologie,1970（64），P7；此间印度河流域被称为“新度”（Sindu），参见TheOrientalInstituteofChicagoUniversity,TheAssyrianDictionaryvol.15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P284，有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后马干的情况，参见W.Heimpel.Magan,ReallexikonderAssyriologie,WalterdeGruyter·Berlin·NewYork:WalterdeGruyter,1988,P196.）。在梵语中，Meleccha（即Meluhha）指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土著蛮族，此可为“麦鲁哈”被确定为古代印度河流域的语言学上的证据[4]（P1）。同样，根据其相对地理位置与物产，马干被确定为古代阿曼[5]（P195-196）。在两河流域的这三个海外贸易伙伴中，狄勒蒙是距离两河流域最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本文试追溯古代两河流域海上贸易以及古代巴林发展的历史，以考察狄勒蒙与两河流域海上国际贸易的关系。
    一
    苏美尔神话《恩基与世界秩序》的一些片段，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进行海上国际贸易的一些情况：
    让狄勒蒙（人）与马干（人）抬头看我恩基！让码头上停泊着狄勒蒙的船，让马干的船也进入我的视野，让麦鲁哈的马吉鲁船（Má-gi-lu）运来金银进行交易！……他（恩基）来到麦鲁哈，淡水之神恩基开始决定它（麦鲁哈）的命运：“黑土地啊，愿你的树木参天耸立，遍布大小山岗，愿他们（麦鲁哈人）的帝祚千秋万代，愿你的芦苇高大挺拔，……愿你的白银都变成黄金，愿你的铜都变成锡和青铜，愿你的一切都成倍增加……”[6]（P176-178）
    这段文献表明，在苏美尔时期，狄勒蒙、马干和麦鲁哈是古代两河流域通过波斯湾直接进行海上贸易的三个海外贸易伙伴。由于两河流域缺乏木材和矿产资源，恩基祝愿麦鲁哈森林茂密、矿藏丰富，暗示着麦鲁哈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木材与矿产品的重要输入地。
    公元前三千年代早期，两河流域可能就通过波斯湾进行海上贸易[7]（P272）；到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苏美尔城邦拉旮什与狄勒蒙的贸易已经十分频繁，两河流域向狄勒蒙输出了大麦、面粉、羊毛等农产品，从狄勒蒙输入了铜[8]（P83）。狄勒蒙（巴林）是一个海岛，本身并不产铜[9]（P68），因此狄勒蒙输往两河流域的铜可能是从外地转运来的，狄勒蒙很早就扮演了两河流域海上贸易中介的角色。
    根据著名的《阿卡德的诅咒》，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288—前2147年）的首都阿卡德城的码头上停泊着狄勒蒙、马干与麦鲁哈的船舶[10]（P360）。阿卡德帝国晚期的一篇经济文献提到了“麦鲁哈的船长” 一枚阿卡德帝国时期的印章上的铭文提到了“美鲁哈的翻译”（eme-balme-luh-ha[ki]）[11]（P130-131）。上述文献表明，在阿卡德帝国时期，两河流域已与麦鲁哈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阿卡德帝国时期，马干向两河流域输入了铜[12]（P75），阿曼铜矿资源丰富[13]（P582），马干向两河流域输出的铜可能就是在本土开采的，因此马干也与两河流域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
    阿卡德帝国的末期，库提人的入侵导致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统治秩序的混乱，海上贸易也遭到了破坏。在库提人统治时期，苏美尔城邦拉旮什复兴，国王古地亚恢复了海上贸易往来。“马干、麦鲁哈、古宾和狄勒蒙向他（古地亚）提供了木材，让他们海运到拉旮什。”[14]（P42）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1—前2004年），两河流域与狄勒蒙和马干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乌尔第三王朝的商人代表月神南那神庙把衣服、羊毛和大麦等运往马干去交换铜和洋葱（UETⅢ（注：UETⅢ=L.Legrain,UrExcavationsTextsvol.Ⅲ：BusinessDocumentsoftheThirdDynastyofUr,London:TheTrusteesoftheTwoMuseums,1937.）1689，1511，751），把羊毛运往狄勒蒙（UETⅢ1507）。但是，美鲁哈（印度）却不再是两河流域的海外贸易伙伴了。尽管如此，明确指出原产地为麦鲁哈的商品却大量地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海外贸易的文献中，其中末代国王伊比辛（约公元前2029—2004年）时期的文献中最为集中。伊比辛二年的文献（UETⅢ8182）提到了麦鲁哈的乌木（mesMe-luh-ha）；伊比辛四年的文献（UETⅢ3682）提到了麦鲁哈的铜（uruduMe-luh-ha）；伊比辛十一年的文献（UETⅢ6603，4302）提到了麦鲁哈的一种尚未确定其种属的木材（（a）-ab-baMe-luh-ha）；伊比辛十一年的文献（UETⅢ7575，7614，7644，7687，7708）提到了麦鲁哈的象牙（zú-am-siMe-luh-ha）。上述材料表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河流域与狄勒蒙和马干直接进行海上贸易，与麦鲁哈之间可能存在着以狄勒蒙与马干为中介的间接的海上贸易。
    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两河流域与马干的直接海上贸易关系也中断了，狄勒蒙成了两河流域的唯一的海外贸易伙伴，它和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15]（P315）。两河流域的商人依旧是把各种农产品输入狄勒蒙去换取矿产品和木材，其中不乏原产地为麦鲁哈和马干的商品。拉尔萨国王苏穆埃勒（约公元前1894—前1866年）一份文献（UETV（注：UETV=H.H.FigullaandW.J.Marlin,UrExcavationTextsvol.V:LettersandDocumentsoftheOldBabylonianPeriod,London:TheTrusteesoftheTwoMuseums,1953.）549）提到了麦鲁哈的一种石头，还有马干的芦苇制品（UETV678）。古巴比伦时期的词汇表开列了许多外来的物品及其原产地，其中就有麦鲁哈的木材、铜、桌子、象牙、红玉髓与石头以及马干的铜、木材和桌子[16]（P9-10）。考古证据表明，古巴比伦时期狄勒蒙形成了深受印度河流域影响的印章与计量体系，表明狄勒蒙一直与麦鲁哈之间的海路是畅通的。因此，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与马干和麦鲁哈之间可能存在着以狄勒蒙为中介的间接的海上贸易往来。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由于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崩溃，两河流域与麦鲁哈的海上贸易突然中断了。可能由于文明区的扩大，陆路贸易线的开通，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下降了，狄勒蒙和马干不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经济文献中。
    二
    巴林是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一个隆起的地质结构。起初，巴林与阿拉伯半岛连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岛屿。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年，由于海平面的上升，海水把巴林与阿拉伯半岛隔开了，巴林才开始成为波斯湾中的一个岛屿。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巴林岛上产生了与阿拉伯半岛上类似的新石器文化[17]（P681）。
    从公元前三千年代起，巴林岛开始进入文明时期。此时，巴林岛北部巴尔巴尔村附近的神庙被改建为两河流域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类型的庙。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巴林岛与拉格什等苏美尔城邦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从巴林岛上坟墓增加的现象来看，巴林的人口有了明显的增加；巴林北部卡拉特出现的城市是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具有桥状图案的陶器是这一时期最具有特色的器物；神庙被改建为哈法耶椭圆形的神庙。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阿卡德帝国可能一度征服了巴林。根据一个传说，萨尔贡（约公元前2291—前2236年）“三次包围沿海地带，征服了狄勒蒙”；萨尔贡的孙子那拉姆辛（约公元前2212—前2175年）“杀死了狄勒蒙人”[18]（P165-172）。此时狄勒蒙仍然是两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麦鲁哈不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文献中，狄勒蒙与马干成为古代两河流域在波斯湾附近两大海外贸易伙伴。公元前二千年代前期，即古巴比伦时期，狄勒蒙成了古代两河流域在波斯湾附近惟一的海外贸易伙伴，成了波斯湾地区的商品集散地。随着经济的繁荣，巴尔巴尔的神庙再次重建，卡拉特的城市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城市占地达40余公顷，坚固的城墙内街道纵横，石房林立[19]（P40）。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巴林的文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出现别具一格的“狄勒蒙印章”，并形成了“狄勒蒙计量体系”。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后，狄勒蒙沦为两河流域政权的附庸，它与两河流域的贸易继续进行，狄勒蒙的椰枣在两河流域很有名气[20]（P15）；而与印度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目前尚无证据可考。巴林岛北部的卡拉特发现了50多块定期为加喜特王朝国王阿古姆第三的泥版文书[21]（P70），可见狄勒蒙已完全进入了两河流域文明圈。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狄勒蒙、马干和麦鲁哈频繁地出现在新亚述帝国的王室铭文中。不过，它们不再涉及海上贸易，况且在具有复古情结的亚述诸王那里，马干和麦鲁哈分别成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代名词。狄勒蒙国王乌佩瑞，慑于压力，向亚述帝国的国王萨尔贡第二（约公元前721—前705年）送来礼物（ABARⅡ41）。亚述国王辛那赫瑞布（约公元前704—前681年）击败篡夺巴比伦王位的美罗达克巴拉丹后，狄勒蒙曾派人协助亚述人夷平巴比伦城（ARAB（注：D.D.Luckenbill,AncientRecordsofAssyriaandBabyloniaVol.Ⅱ，NewYork:GreenwoodPress,1926（reprint1968）。）Ⅱ438）。亚述国王阿萨尔哈东（约公元前680—前669年）号称“狄勒蒙、马干与麦鲁哈之王”（ARABⅡ668）。阿淑尔巴尼帕（约公元前668—前626年）也拥有“狄勒蒙之王”的称号（ARABⅡ770）。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巴林已处在两河流域政权的控制下，巴林失去了昔日的作用。
    三
    狄勒蒙在古代两河流域海上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可以用苏美尔神话《恩基与宁胡尔萨格》中的一些片段来概括：
    在狄勒蒙，乌鸦没有哀号，野鸡没有达尔达尔地叫，狮子不吃人，狼不吃羔羊，狗不吓唬小孩，猪不糟蹋大麦，天堂的鸟不吃寡妇摊在房顶的麦芽，鸽子不吃种子……狄勒蒙的饮用水十分丰富，她（女神宁西基拉）的苦水井变成了甜水井，耕地与草原上长出了大麦，她的城市真的成了“（海）岸边的家园与国家的码头”。[22]（P38-39）
    在这部神话中，巴林是个古朴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既没有弱肉强食的生存争斗，又没有恐怖可怕的拦截邀击，一切都和平安宁。这种和平安宁的环境对海上贸易非常有利。加之，巴林岛地质结构特殊，淡水资源十分丰富，海上贸易的船只必需的淡水可以在此得到补给[23]（P12）。对于往返于波斯湾从事直接海上贸易的船只，巴林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进行间接的海上贸易时，巴林成了一个公平交易的商品集散地，可以扮演海上贸易中介的角色。
    巴林特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古代两河流域海上贸易的发展，其自身从海上国际贸易中受益匪浅。
    考古与文献材料表明，公元前三千年代以前，古代巴林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不多，巴林岛上的文化与附近的大陆上的文化没有多大区别[24]（P28）。公元前三千年代早期是古代两河流域海上贸易的初期阶段，巴林地方文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两河流域与巴林、阿曼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直接海上贸易关系，巴林岛上的文化发展呈加速之势。公元前三千年代末与公元前二千年代前期，海上贸易达到鼎盛，巴林文化也趋于成熟。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以后，巴林附属于两河流域文明圈。由此可见，古代巴林的发展深深地依赖于海上贸易。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对古代巴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巴林岛北部的巴尔巴尔遗址的神庙。公元前三千年代早期，改建后的神庙具有两河流域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神庙的风格；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再次改建的神庙则具有两河流域哈法椭圆庙的风格。两河流域最南端的费莱岛上出土了有关因扎克神庙的铭文，巴林岛上巴尔巴尔文化遗址的陶片上也出现了因扎克的名字[25]（P119），神庙中供奉的可能是狄勒蒙的保护神因扎克。不过，另一种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地下水之神恩基。根据苏美尔神话《恩基与宁胡尔萨格》，狄勒蒙是淡水之神恩基与其妻子宁胡尔萨格的休闲纳福之地；尽管它是个天堂一般的地方，但是，狄勒蒙的致命缺陷是缺乏淡水；后来，恩基命太阳神乌图为狄勒蒙引来了淡水，狄勒蒙于是繁荣起来[26]（P36）。根据这个神话，巴林岛上的人们为淡水之神恩基建造神庙应不算意外。加之，神庙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口人们汲取淡水的方井，这也表明神庙可能是巴林岛上的居民祭祀淡水之神的场所。也许因扎克是恩基在波斯湾地区的称号。
    古代印度河流域对古代巴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公元前二千年代前期，巴林的秤砣与古代印度河流域的秤砣非常相似。从形状上看，考古学家在巴林发现的七个秤砣中，三个为立方体，四个为球形；而在古代印度河流域，秤砣的最常见的形状为立方体，其次为球形。从秤砣的比率上看，古代巴林的秤砣的比率大致为1∶8∶16∶100∶400∶800；而古代印度河流域的秤砣的大致比率为1/2∶1∶2∶4∶8∶16∶32∶80∶100∶160∶320∶800∶1600∶3200∶4000∶6400[27]（P140）。其次，公元前二千年代前期巴林的印章也深深地打上了古代印度河流域的烙印。考古学家在巴林岛、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地方发现了许多印章，这些印章既不同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圆筒印，又不同于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方形印章，人们称之为“狄勒蒙印章”。在狄勒蒙印章上不但刻有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图画文字，而且刻有独角兽、公牛与大象等动物的图案[28]（P103）；而在古代印度河流域，多数文字符号刻在印章上，印章上的图案不外乎公牛、水牛和大象等动物的形象，独角兽也是流行的表现题材[29]（P209-212）。狄勒蒙计量体系和狄勒蒙印章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古代巴林的某些文化成就，不但可以找到古代两河流域的特征，而且可以发现古代印度河流域的痕迹。考古学家在神庙中发现了一尊铜像，一个高约11厘米的光头裸体男人站在高约5厘米的钟形底座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注视前方。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注视前方的光头铜像是苏美尔人献祭的铜像的显著特征，象征献祭人不断地向神灵献祭。不过，铜像的底座却与古代两河流域没有任何关系，铜像的底座上的铆孔和曲线的狭槽，表明铜像是固定在其它物品上的；把铜像倒过来，就可以发现铜像类似于印度河流域一座坟墓里出土的一面铜镜的人形镜柄[30]（P128-132）。由此可见，这尊具有古代两河流域铜像的特征铜像可能也是一个铜镜的镜柄，反映了古代巴林的铸造技术与风格受到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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