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增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
    战前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特点之一，是日美经济实力的对比明显地不利于日本。
    日本虽然是一次大战的暴发户，但与美国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战争中流入美国的黄金包括国际公债在内达3.65亿美元，这滚滚而来的黄金在美国引起了空前的投机热和生产力的异常发展，使美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总生产的数量指数以1913年为100，1917年则为128，1923年达156.3。1917年大多数企业的利润率都高达500％、1000％甚至更高。农业、制造业和矿业的生产总值1914年为213.7亿美元，1919增加到492亿多美元。美国战前也和日本一样是一个债务国，欠债28亿美元。战后一跃成为150亿美元的债权国。1924年美国拥有的黄金现货总额达44.9亿多美元，占世界黄金总数的大约一半。截至1914年6月末为止，美国贸易顺差为4.358亿美元，到1917年猛增到35.678亿美元。1914年至1920年间，美国出口贸易增加了三倍以上。（1）美国凭借其巨大的金融实力，不仅在战后立即恢复了金本位制（1919年。日本则到1930年才恢复），而且奠定了重建世界通货体制的基础。
    美国通过战债和战争赔款这一特殊方式，使资本由德国流向英国，由英国又流回美国，再由美国贷款给德国。美国是20年代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的资本输出占世界所有债权国资本输出总额的将近一半。（2）美国持续不断的巨额资本输出成为推动一战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杠杆，它使美国处于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主导地位。“每当（国联）行政院考虑一项重大问题时，这个新的世界机构的代表们就要把注意力转向华盛顿，观望美国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兴趣和态度。人们都知道必须和美国及其在日内瓦的观察员保持密切联系”。（3）
    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的优势同样明显。美国与日本不同。它不是一个依靠海外市场的加工贸易国。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其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在整个生产额中的比率是很低的，而且战后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1919年农作物与工业品的出口系数为15.7％，1921年降为12.3％。1925年—10.1％，1927年—9.9％，1929年—9.8％。然而尽管美国经济总体的出口系数较低，在战后数年间美国的出口额却占世界第一位。从1900—1928年美英日等11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进出口总体中所占的地位及各国在11国中的位置来看，美国的这一特点十分明显。美国在11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率战前为22.1％，战后增长到27.8％。日本战后虽然也有较大发展，但仅从2.8％增加到4.8％，（4）如果再考虑到美国还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日本却主要依靠海外贸易，则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就更加不言而喻。
    1920年美国占世界人口的6％，世界领土的7％，它生产世界黄金的20％，银的40％，锌的50％，煤炭的52％，铝的60％，铜的70％，棉花的60％，玉米的71％，小麦的25％，汽车的80％。1925年它消费世界煤炭的38.8％，生铁的48.5％，铜的55.4％，生橡胶的75％，咖啡的44％，石油的75％，锡的52％，生丝的72％，苏达的47％。（5）1927年以后美国工业生产总额超过五大资本主义国家之和，其国民收入相当于主要23国国民收入的总和。（6）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是日本所无法相比的。
    日美经济关系的特点之二，是日本对竞争对手美国的严重依赖。
    战后日本虽然从农业国所占比重很低，其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例如钢材，1918年生产对需求的比率只有48％，一半以上的钢材需要依靠进口。1922年重工业的生产额只占29.3％，而轻工业占70.7％，职工人数重工业为30.5％，而轻工业则为69.5％，工厂数重工业为26.7％，轻工业则为73.3％。（7）在轻工业各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纤维生产。1925年各产业在工业生产额中所占比率，纺织业为45.7％，食品15.6％，化学10.8％，机械6.5％，金属6.0％。（8）所谓纤维产业主要是指生丝、棉纱和棉制品的生产，其中又以生丝为主。然而日本的纤维产业并不是面向国内市场的，而是以出口为主，大战中的1917年，四种主要纤维产业生丝、棉纱、丝织品和棉制品的出口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为40.8％，战后1925年扩大到67.3％，其中仅生丝一项就达38.1％（1922年达40.8％）。其次是棉制品，占18.8％。生丝生产额的92％，棉制品的55.9％用于出口。（9）日本经济正是依靠生丝等纤维制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再用以购买必需的原料和重工业、化学工业产品，奠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门的基础。
    这种以纤维产业为核心的再生产结构虽然自明治以来就已形成，但是其最后完成还是在一次大战以后。20年代纤维产业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生丝的生产和出口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水平。养蚕业的收茧量如果以1900年为100，那么一战前的1910年为142，一战后的1920年则为233，1925年为308，1930年为331。养蚕农家的户数1915年为160多万户，1925年增加到190多万户，1930年为220多万户。（10）生丝产量1914年为1400万公斤，1919年增加到2400万公斤。生产额也从1.7亿多日元增长到9.1亿日元，是战前的5倍多。（11）其中的90％以上用于出口，1925年生丝的出口额已达8.7亿多日元。这种以纤维产业的出口为基础带动其他部门生产的产业结构，反映了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性。而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不是别国，正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美国20年代吸收了日本出口总额的40％左右。日本出口生丝的95％左右是面向美国。有人统计过美国生丝市场的动向给日本对美出口贸易的影响，比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对美贸易的影响要大11倍。（12）1920—28年，日本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8.8％。1925—29年，日本生丝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6.9％，其中对美国出口的生丝占日本生丝出口总额的95.8％。（13）
    美国不仅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市场，而且在日本的进口贸易中也占首位。20年代日本进口商品总额的30％左右来自美国。进口的美国商品主要是原料棉花，其次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
    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性相反，对美国来说，日本市场的意义却是微乎其微。先不说维系美国经济均衡的主要条件并不在海外市场，即使在有限的美国进口贸易中，日本所占的比率也不算高，20年代日本在美国进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只有9.5％，出口更低，只有5.3％（14）。不仅比率低，而且从内容来看也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美国进口的日本主要商品是生丝，而生丝的美国仅用作妇女丝袜的原料。另外随着人造比工业的兴起，美国完全有可能用廉价的人造丝取代日本生丝，而这对日本经济来说，后果却不堪设想。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还表现在由于战后世界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加重的资金短缺方面。日本虽然在战争中积聚了28亿日元的财富，但战后很快就消耗殆尽。这与战时和战后日本贸易条件的改变有直接关系。日本海外市场的构成除占首位的美国外，还有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1925年亚洲市场在日本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率为43.3％，与美国大体相当，其中中国为27.9％。（15）20年代日本对亚洲地区和美国的出口两项加起来占日本总出口的80％以上，进口也占近70％。（16）但是对亚洲市场的贸易在性质上与对美贸易完全不同。美国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对美贸易是廉价的原料出口，是靠低工资劳动形成的低于生产物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在这里吃亏的是日本；对亚洲市场的贸易同样是不等价交换，在这里受剥削的却是经济上更落后的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日本对华贸易顺差即达约9240万日元。（17）这里有一份中国海关统计，可以说明战时和战后中日贸易的情况：从1914年到1926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额始终大大高于对日本的出口额。1914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额为127.1（单位百万海关两，下同），对日本的出口额仅为64.6。1916年进口—160.5；出口—112.9。1918年进口—238.9。出口—163.4。1920年进口229.1；出口—141.9。192年进口—231.4；出口—159.8。1924年进口—234.8；出口—201.2。1926年进口—336.9；出口—211.7。（18）
    日本正是依靠对亚洲市场出口棉制品等工业品贸易的黑字，去弥补其对美贸易中出现的赤字。一战中日本对亚洲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和欧美列强的战争订货是日本大发战争横财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战后战争订货没有了，恢复了元气的欧美列强在亚洲市场上又卷土重来。仅以对华贸易为例，战争中日本一直占绝对优势，战后情况开始变化，日本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率由1919年的36.34％下降到1921年的22.55％，而英国则从9.46％上升到16.07％，美国从16.23％增长到18.84％。（19）战后世界市场条件的变化使日本国际收支情况恶化。1919年下半年起日本贸易开始转为入超。以后在整个20年代，年平均入超额始终在3.2亿日元上下。（20）截止1929年，日本的国际收支亏空达16.2亿日元，其中的8.4亿日元可以用储备的黄金加以弥助，剩下的7.8亿日元只有靠引入外资。1920至1929年间日本引入外资达6.3亿日元。（21）1921年底日本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的加藤友三郎分析一战后的形势说，今后日本要想打仗钱少了不行，那么“钱从哪里来呢？除美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借钱给日本，如果以美国为敌就堵死了这条路。虽有英法等国但靠不住。所以结论是，日美战争不可能”。（22）
    从以上对日美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日美经济实力对比中表现的差距以及日本经济结构本身的弱点，日本在一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不能不处于相对劣势，而这种劣势对日本外交政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本既不想放弃明治以来对华扩张的既定国策，又不能无视实力比自己强大而经济上又摆脱不开的竞争对手美国。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外交只能在不损害日美贸易，维护日本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屈求伸，暂时避开对美战争，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再最后与美国一决胜负。应运而生的所谓“协调外交”正是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一方面鼓吹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维护合理条约权益”的招牌下加紧对华进行经济扩张。“维护合理条约权益”成了日本以守为攻、进退自如的外交口号。对列强，它可以借此表白自己没有做违背华盛顿会议精神的“非份之举”；对中国，则随时可以借口中国侵犯了其“合理权益”而采取“必要行动”，直至行使武力。所以“协调外交”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排斥使用武力，只是要为武力侵略找到更适宜的时机。
    二
    192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彻底打乱了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日本资本主义再生产至关重要的日美贸易形势急剧恶化，这使协调外交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世界贸易总量大幅度减少，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对外贸易。1930年和1931年日本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了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破纪录的一次。（23）日本首要的海外市场美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购买力急剧下降，使日美贸易形势不断恶化。仅1929年到19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40％以上，再加上1930年起美国开始实施史穆特关税法，把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23％，（24）使日美贸易变得更加难以进行。1930年美国进口的日本商品总额为279040万美元，1930年降到20634.9万美元，1932年又降到13401.1万美元，1933年降到12841.8万美元。（25）
    日美贸易中对日本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生丝贸易，而生丝的贸易的情况恰恰最糟。由于生丝在美国仅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一类，其销量和价格极易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危机时期美国对生丝的需求量急剧减少，日本的生丝出口逐年下降。到1934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已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只有18％。（26）由于生丝需求量的税减和井财政通货紧缩政策的复合作用，使生丝价格出现了惊人的暴跌。据1936年国联的调查，从1929年到1935年，在世界26种主要出口商品中，出口价格下降率最高的即为日本的生丝，下跌率为81％。（27）1929年9月每60公斤生丝的价格为1330日元，次年10月即跌为540日元。生丝需求量的锐减和丝价的暴跌又引起原料茧的价格下跌，于是危机的影响从工业波及到农业，从制丝厂波及到养蚕农户。1932年春茧的价格还不到1929年的1/3，从1930年起无论春茧还是夏秋茧，价格都已降到生产费用以下，只有1932年夏秋茧价格略高于生产费，但也所得无几。
    1930年3月日本政府曾发布“丝价安定融资补偿法”，企图缓和丝价茧价的大幅度下跌，但毫无效果，下跌之势有增无已。（28）生丝和茧的危机给整个日本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生活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生丝优越性的丧失，制丝业工厂和职工人数都减少了一半，由此产生的过剩劳动力的堆积，失业队伍的增大，以及从1930年起制丝厂的工人拿不到工资，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全国大约有3000家制丝厂，给这些工厂提供大约2.25亿公斤原料茧的，是大约221万户养蚕农户，据日本农林省统计，1929年这些农户约占僵农户总数的40％。（29）由于生丝生产的不断缩减，全国原料茧的总产值也随之不断下降。以1929年为100，1930年降为46.4，1931年又降到42.1。（30）日本几百万农户的生计因此而发生困难。据1929年日本帝国农会的调查，当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竟达45.85亿日元，1932年又增加到54.98亿日元，这些数字相当于日本农产品生产总值的2.7倍至3.25倍。差不多每户农家平均负债达900日元左右。而养蚕县的情况福岛县的调查统计表明，1931年平均每户农家的负债达1437日元，高于平均数。（31）如果对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户农家结余也不过200日元左右，那么可以想象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的这种巨额负债对日本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日美生丝的贸易发生危机的严重性还在于，它使日本失去了一条最大的出口换汇渠道。原来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工业用原料棉花，全部靠出口生丝来购买。从1921年到1927年期间，每出口一磅日本生丝可换回约30磅美国原棉，但1932年减少到20磅，到1934年只剩下9磅，靠出口生丝仅能换回所需原棉的一部份。（32）由于生丝在日本经济运转中的杠杆作用遭到破坏，出口生丝一购进原棉—出口棉制品—购进重工业、化学工业产品，这一日本经济的运行链条从根本上被切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摆在日本经济面前：美国市场不行了，到哪里去找替代市场？生丝出口不行了，拿什么去做替代商品？这看起来是变换一个市场、一种商品的具体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整个日本资本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的大问题，是日本经济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在这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再一次被突出出来。
    经济危机以前中国就是日本最大的棉制品出口市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在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地位仅次于美国，但它在整个日本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却非美国可比。这是因为对美国的生丝贸易代表的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一面和被动的对外依附关系，它所包藏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在1929—33年经济危机打击下已经暴露无遗，所以这种贸易无论从主客观因素来说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而对中国等亚洲市场的棉制品贸易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经济的特点，反映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的一种进攻。因而它代表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主动性的一面。随着动荡不稳、难以驾驭的美国生丝市场的逐步丧失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逐渐发展，日本势必要以优越生更大、获利更多的工业品出口代替低水平的原料出口，以对亚洲、中国原有市场的更大规模掠夺和新市场的开发去弥补失去的那部分海外市场。经济危机时期日本对美贸易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市场重要性的进一步增强，使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变得格外疯狂，使“协调外交”鼓吹的“对华不干涉”面临直接的挑战。
    “协调外交”虽然在20年代确保并扩大了日本在华权益，但是到30年代解决经济危机出路问题却连连受挫。“协调外交”行不通了，就要改用其他办法。日本统治集团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被动的对美经济依赖关系，他们把扩大、强化和独霸新的、更可靠的、可以自行操纵的海外市场看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企图用排他性的独霸中国市场去代替以往的经济外交和国际协调，去解决危机时期对外销不出、对内进不够的矛盾。原材料需求的矛盾以及工业品倾销的矛盾都可以在中国解决，逐步调整日本旧有的产业结构，变“依赖型”经济为“自主型”经济，更是只有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才可能实现。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说：“要从根本上着眼于我国工业对欧美列强的完全独立”，“我国几乎已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唯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满蒙”。（33）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说：“我国现在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固然是由于世界性经济萧条，但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唯一途径”。（34）
    如果说关东军的意见还不足以代表日本政府，那么日本外务省自己的表态则可以看作是政府对外意图的最好注脚。日本外务省在一份题为《日本与满蒙》的文件中说，“一想到由于经济上及政治上的理由使进口断绝或受到限制，常会给日本国民生活带来巨大不安”，“先进工业国能否无限制地为日本工业提供原料终属疑问”，“日本真正能安心接受原料供给的地区只有远东的满蒙”。（35）在“协调外交”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掠夺主要是通过投资、贸易、交通运输等经济手段进行的，但是随着经济危机造成的海外市场缩小和对中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高，旧有的规模和水平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对满问题不仅要在经济上解决，而且要在政治上解决”，（36）这已成为统治集团中各派势力的共同想法。所谓“政治解决”，就是要把中国东北直接纳入日本物殖民地统治之下，使之与日本“合为一个单位”。这一构想与“协调外交”的宗旨已完全不同。这一构想不但是靠“协调外交”的形式无法实现的，而且提出的本身就足以说明“协调外交”已经是名存实亡。
    正是1929—33年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及其对旧有日美经济关系的破坏，使“协调外交”转变为武力争夺的客观条件趋于成熟，并最终引起日本外交手段的转变。甚至当武力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对美国经济影响力的担忧和极欲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心情仍然没有丝毫减轻。当风闻英法等国可能要对日本的武力侵略行为采取经济制裁时，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总部立刻印发宣传品，不打自招地说：“帝国借此机会在国内实行产业统制，彻底改变以往那种美国情况一变，多数国民立即陷入困境，一根生丝左右外交的产业结构，对出口杜绝品实行转产，获取对接壤地方的销售垄断权，积极掩有满蒙资源。果如此，则自给自足不难实现，经济封锁不足惧”。（37）日美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影响之大由此亦可见一斑。
    注释：
    （1） 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93、311页。
    （2） 吉富胜：《美国大危机》，日本评论社1965年版，第227页。
    （3） 《顾维均回忆录》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
    （4） 吉富胜，前引书，第200—201页。
    （5） 安东洛维奇：《中国争霸战与太平洋》，广岛定吉译，生活社1938年版，第6页。
    （6）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青木书店1969年版，第245页。
    （7） 楫西光速：《续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有斐阁1957年版，第10页。
    （8） 守屋典郎，前引书，第219页。
    （9） 守屋典郎，前引书，第219页。
    （10） 历史学研究会：《讲座日本史·7·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东大出版会1971年版，第64页。
    （11） 楫西光速，前引书，第11页。
    （12） 隅谷三喜男：《昭和恐慌》，有斐阁1974年版第117页。
    （13） （14）细谷千博：《华盛顿体制与日美关系》，东大出版会1977年版，第467页。
    （15）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分析》，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37页。
    （16） 西川博史：《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密涅瓦书房1987年版，第94页。
    （17） 依田熹家，前引书，第19页。
    （18）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5页。
    （19）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木书店1975年版，第6页。
    （20） 山崎隆三：《两次大战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下，大月书店1978年版，第123页。
    （21） 西川博史，前引书，第133页。
    （22）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页。
    （23） 小野义彦：《金融寡头制的确立》，《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3》，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110页。
    （24）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78页。
    （25） 博格、冈本编：《历史进程中的珍珠港》（Dorothy Borg and Shunpei Okamoto（ed.），Pearl Harbor as History），纽约1973年版，第371页。
    （26） 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2·日中战争Ⅰ》，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80页。
    （27） 隅谷三喜男，前引书，第132页。
    （28） 东大社科研究所：《法西斯期国家与社会·1·昭和恐慌》，东大出版会1978年版，第271页。
    （29） （32）隅谷三喜男，前引书，第170、45页。
    （30） 高桥幸八郎等编：《日本近代史要说》，东大出版会1980年版，第313页。
    （31） 东大社科研究所，前引书，第104页。
    （33） （3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第78、100、103页。
    （35） 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1·满洲事变》，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231页。
    （36） 小林龙夫等解说：《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水笃书店1964年版，第133页。
    （37） 《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