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制”的尝试与王权的重建
    废除宰相之后，用鲍威克的话说，亨利三世“终于翻身做主人了”，在随后两年内“品尝了专制权力带来的危险的愉悦”。(78)亨利三世采取了加强自己权威的一系列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起用新人，二是复兴内府行政机构，推行财政改革，改善王室财政状况。
    也许是彼得·德·洛奇的建议，也许是亨利三世自己几年来的经历使然，总之亨利不再信任那些对祖上的权利斤斤计较的封建贵族。他相信只有新人才会完全忠实于自己，帮助他完成复兴王权的大业。任用新人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小会议的改变。它仍然保留了在幼主期获得的代表王国声音的地位，但其成员中却没有了那些自认为是王国精英的贵族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国王身边的官员，这样其决策自然更多地体现国王的意志。同时，随着赫伯特的倒台，他主政时期选用的重要行政人员也被迅速更换，而早先由宰相管辖的众多王家城堡和产业也需要人来接管。这些空缺大多被来自大陆普瓦图和布列塔尼等地的所谓“外国人”所填补。亨利甚至邀请两千多名大陆的骑士携带马匹和兵器前来替他守卫各地的王家城堡。(79)困扰整个亨利三世时代的“外国人”问题自此开始便成为冲突的焦点。
    最受重用的“外国人”，是彼得·德·洛奇的侄子(一说是儿子)彼得·德·里沃(Peter de Rivaux)。在成功地协助国王赶走政敌赫伯特之后，洛奇自己并没有谋取什么要职，而是将里沃推到前台，让他担任了众多的职务，独揽大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早在1232年6月11日，里沃便被任命为锦衣库、宫室和内府金库三机构的终身长官，他被授权在任职的每一个部门任命一位代表，这足以使他控制整个内府。6月28日，他又得到国王的伦敦宫室长官的职位，并且成为国王的总采买官，这样内府财政的大小事务就完全由其支配。此外，里沃在6月15日被指定为小御玺的终身保管人，这一职位是前所未有的，这使他成为第一位脱离中书省的御玺掌管者，也是我们所知的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掌玺大臣”，当然这一职位正式出现是以后的事。在内府之外，他也获得大量的权力。他被任命为21个郡的终身郡守，许多王家城堡的监管人，王家森林法官，以及所有由王室收回(escheat)或监护(wardship)的贵族领地的监管人。1233年1月，他又成为财政署的司库。总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彼得·德·里沃掌握了英国所有重要的财政职务。
    亨利三世将几乎所有的财政权力集中到里沃手中，目的就是改变过去王室财政管理上的混乱状况，尤其是减少地方上的郡守和堡主的贪腐行为，为国王的金库带来更多的现金。里沃领导下的财政体系也确实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首先是以锦衣库为首的内府财政机构成为政府财政机构的核心，进而成为整个行政体系的中心，在赫伯特时代经历了重大革新的财政署等部门变成了锦衣库领导下的具体办事机构。其次，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1223年地方特权和收入调查的基础上，赫伯特在1231年曾进一步下令，如果郡守私吞地方收入将处以重罚并收监。彼得·德·里沃执掌财政大权之后，把之前的这些规定有效地付诸实施。
    但是，新贵的发迹以及大量外国人把持政府引起了本土贵族的不满。他们曾经欢呼赫伯特的倒台，但很快发现亨利三世不但废除了宰相，而且对他们也置之不理了。特别是被剔除出小会议之外使贵族们顿觉自己地位大减，他们向国王抗议，指出这种做法是违背王国传统的，贵族作为国王的封臣，对王国事务的参与权不能被忽视，理应在政府拥有一席之地。对此彼得·德·洛奇不无讽刺地回答说，国王当然有权任用足够多的外国人来保卫王国，这样才能使傲慢而不忠的臣民各安其位。(80)
    建言无果，贵族们开始消极对抗，1233年6月亨利召集贵族在牛津参加大会议，但贵族们拒绝出席。盛怒之下，国王宣布把威廉·马歇尔的儿子理查为首的几位贵族驱逐出境并没收财产。不过贵族们认为国王并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对贵族的处罚必须要在由贵族组成的法庭上做出，彼得·德·洛奇对此的答复是，英国的贵族(peers)跟法国不一样，英王有权通过自己任用的法官处理任何人。(81)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法理正在革新的时代，贵族们的传统观念面临一位渴望更大权力的国王的挑战。但是，雄心勃勃的国王此时显然还不具备彻底革新的实力。在随后与理查为首的贵族势力的对抗中，缺乏支持的国王很快败下阵来。国王组织的来自大陆的雇佣军在贵族武装的骑士面前不堪一击。(82)战乱使王室的收入也大受影响，内外交困之下，亨利不得不接受教会贵族的调停，在1234年5月28日与贵族和解，并答应他们“清君侧”的要求，将彼得父子一起解职。不过他们仍是亨利三世倚重的谋臣，里沃甚至在1253年后还再次担任了锦衣库的首脑。(83)
    1234年的挫折说明亨利三世还无法摆脱贵族来推行“专制”，(84)甚至有史家认为其“宪政”意义超过1258年的危机。(85)其实，亨利三世向贵族妥协显然更多是出于经济上依赖贵族的无奈，而非法理上的自觉。亨利的妥协说明，虽然里沃的财政改革可以增加国王的日常收入，但当应付战乱危机时，当时国王可支配的这些常规资源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支持，贵族封臣的“协助”不可或缺。
    不过，亨利在危机之后的举措反映了另一个事实：只要没有重大危机，贵族对国王的统治政策依然无从置喙。在安抚贵族的同时，亨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除了把两位彼得暂时放入后台，1234年的“教训”并没有促成国王任何实质性的改变。(86)里沃的免职并没有使他发动的财政改革的进程终止，也没有抹杀他在行政上的影响。“在抛弃普瓦图人之后，亨利三世决不会同时放弃使他的内府成为国家行政中心的那些政策。”(87)亨利三世在压力下对用人策略暂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在行政体制的发展方向上，1234年前后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在赫伯特时代就开始的将地方政府控制于中央的政策在彼得父子手中得到加强，并且在他们倒台之后坚持了下来，成为亨利三世时代对中世纪行政制度发展的一大贡献。(88)里沃对郡守加强控制的措施，在1234年之后虽然有短暂的中断，但很快就在新的中央财政官员领导下重新开始执行，而且力度更大，郡守的很多权力被其他官员分割。(89)郡守开始真正成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忠实代表。这种延续性在机构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内府的锦衣库不但保留了1232年以来的重要地位，而且权力进一步扩张，成为亨利三世时代行政权力集中于内府的主要标志。可以说，彼得父子在1232-1234年间的短暂掌权为亨利三世时代的治理模式定下了基调。这些措施帮助亨利三世成功地掌控了最高权力，并把国王的个人权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史家甚至把1234年之后的二十多年称为国王的“个人统治”(personal rule)时期。(90)虽然1258年开始的贵族运动一度对亨利本人的地位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并没有在本质上动摇这一时期王权发展的成果。(91)
    亨利三世之后的几位幼主，也都对重建国王的绝对权威表现出超常的执着。这几位少年都在未及成年的时候就或多或少地在国事当中崭露头角。爱德华三世对废黜父王并把自己视为傀儡的罗杰·莫蒂默充满仇恨，在17岁时就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罗杰，开始自己数十年的强势统治。(92)现存的一封爱德华三世亲笔签署的信件表明，他在发动政变之前一年多就在谋划此事，并与教皇进行了沟通。(93)
    理查二世也是很早就亲自涉足政事。虽然他的成年庆典1390年才举行，但在多年前他就领导镇压了1381年农民起义。他的冷静、谋略和残暴，都使人印象深刻。同时这一大起义也对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很难面对不同的意见，越来越成为一个专制的“暴君”。幼主期内各派贵族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唯利是图也对他触动很大，使他觉得只有自己才会真正维护王权。(94)他深信“君权神授”，并且不遗余力地推行其理念，直至喊出“法律在我心中，在我口中”的妄语。他把曾祖父爱德华二世被废看作英国王权的最大污点，极力请求罗马教廷为爱德华二世封圣，以此洗刷污名。理查二世在成年以后对权臣进行了清洗，幼主期掌权的主要贵族都被赶出咨议会，代之以国王身边的新人。当然这种思想和行为也给理查二世带来悲剧性的下场，他的时代充满冲突与暴乱，最终他自己也因为鲁莽地剥夺亨利·博林布鲁克的祖产而失位殒命。(95)
    亨利六世体弱多病且性格软弱，(96)被称为中古英国最不称职的国王，但他亲政的时间也很早，一般认为他16岁时(1437年)就基本结束了幼主期。早在1436年的政令中就出现了“在国王的见证下”的字样，其后“国王在咨议会的建议下”成为发布赦令的标准格式，这都是国王本人参与决策的证据。(97)爱德华五世在位不到两个月，未及施展治国之才就被废失踪。而爱德华六世虽然也没有活至成年，却并非对自己的时代毫无影响。他在纯粹的新教信仰氛围中成长，在那个宗教改革的关键时代，他对改革的发展走向做出了关键性的抉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去世之前废除两位姐姐(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和态度中立的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而指定简·格林为王位继承人。这一决定过去被认为是萨默塞特的阴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爱德华本人才是真正的推手，是他说服或强迫摄政委员会通过该法令的，因为“只要他活着，他的话就是法律。”(98)
    在简单梳理幼主时期英国王权的运作情况之后，我们可以在最后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王权发展走向进行一下简单的概括。总的来说，幼主时代是国王个人与王权的其他成分分离，然后又走向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保证了英国王权的发展轨迹不会出现大的波动，甚至还是王权进一步走向强大的契机。以亨利三世幼年时代的王权发展来看，从摄政时期到宰相当政，以国王名义掌政的权臣贵族在重建秩序的同时为王权的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亨利三世亲政后的措施则使这种发展的结果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如果说废除宰相并控制咨议会使亨利三世在政府的决策权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话，那么，复兴内府机关，将行政大权重新集中于内府的结果就使他在政府实际操作和运转当中也取得了主动，从而使当时国王对政府的驾驭真实而全面。虽然在贵族的反对下国王不得不放弃更激进的个人统治措施，但当经过幼主期洗礼的国王个人与王权的制度基础实现如此紧密的结合之后，我们有理由说，此时的英国王权比以前更加强大。
    注释：
    ①有人统计，自秦至清的226位皇帝中，有76位是幼年即位的。郭永学：《试论中国封建统治中的“幼主”现象》，《长白学刊》1995年第3期，第74页。
    ②对这一历史现象最近的研究包括：徐凯：《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第33-42页；祝总斌：《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46-153页，等等。
    ③孟广林教授曾对所谓“个人王权”和“制度王权”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参见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5-366页。
    ④有关亨利三世幼年期这段历史，最初的记载主要来自温多弗的罗杰撰写的编年史《历史之花》(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J. A. Giles, London: H. G. Bohn, 1849)，此人是圣奥尔本修道院的历史编修，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编年史家”，他的记载迄于1235年，之后的史事由著名的马修·巴黎续写，马修·巴黎等人对1235年之前的历史也有所补充，在1849年版的英文译本中以脚注的形式收入。当代的有关研究成果众多，其中仍以鲍威克(F M. Powicke)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卡澎特(D. A. Carpenter)则算是晚近的权威。不过，西方学界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与我们所说的“王权”完全相应的视角，他们关注的kingship, crown, monarchy，以及governance，都是我们考察王权时应注意的内容。
    ⑤⑥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378, 380.
    ⑦亚瑟是约翰的兄长杰弗里的儿子，按照长子继承制度，在王位继承顺位上优先于约翰，但此时英国的长子继承制度并不严格。罗杰的记载中，路易向教皇提出讨伐约翰的第一条理由就是约翰谋杀侄子亚瑟，因而已被法国国王宣判死刑。教皇一方面强调虽然约翰是法王的封臣，但同时也是神圣的国王，因此法国没有资格判处他死刑，另一方面也认为亚瑟是有罪之人，约翰处死他并无不妥。对杀死亚瑟的事实则并无争议。见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368-369.
    ⑧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355-361.
    ⑨Ch. H. M. Chadwick, Studies on Anglo-Saxon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5, pp. 355-366.
    ⑩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380.
    (11)Kate Norgate, The Minority of Henry the Thir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2, p. 25.
    (12)罗杰记载的签约日期是9月11日，见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02.但今人参照其他材料予以修正，有关讨论见：J. B. Smith, "The Treaty of Lambeth, 1217,"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372(July 1979), pp. 563-565.
    (13)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402-403.
    (14)G. Holmes, The Later Middle Ages, 1272-1485, Edinburgh: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962, p. 116.
    (15)Michael Bennett, "Edward Ⅲ's Entail and the Succession to the Crown, 1376-1471,"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3, no. 452(June 1998), pp. 580-585.
    (16)P. M. Kendall, Richard the Thir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 222.
    (17)也有记载说约翰王亲自将亨利托付给马歇尔，见H. Rothwell,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Ⅲ, 1189-1327,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75, p. 82.
    (18)H. Rothwell,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Ⅲ, 1189-1327, pp. 83-84.
    (19)(20)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7, 23.
    (21)Kate Norgate, The Minority of Henry the Third, p. 71.
    (22)James F. Baldwin,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ng's Counci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9, 1905, pp. 27-59.
    (23)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29.
    (24)1218年圣安德鲁节(11月30日)左右，瓦罗返回罗马，潘多夫继任教皇使节一职。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13.
    (25)B. Wilkins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216-1399, vol. 1, London: Longmans, 1948, p. 76.
    (26)在路易入侵时，赫伯特坚守多佛尔城堡，孤军奋战，挡住了法军的多次强攻和利诱，使路易终未完全掌握英格兰东南地区。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364, 373-375, 381.
    (27)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87.
    (28)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03.
    (29)N. Denholm-Young, "A Letter from the Council to Pope Honorius Ⅲ, 1220-1221,"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236(January 1945), pp. 88-96.
    (30)D. A. Carpenter, "The Fall of Hubert De Burgh,"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9, no. 2(Spring 1980), p. 6.
    (31)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43.
    (32)(33)(34)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443, 446, 449-450.
    (35)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60.
    (36)D. A. Carpenter, "The Fall of Hubert De Burgh," pp. 1-17.
    (37)(38)S. B. Chrim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6, pp. 88, 87.
    (39)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42.这一记载来自马修·巴黎在后来的补充。
    (40)J. E. A. Jo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D. Van Nostrand, 1937, p. 276.
    (41)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272,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1998, p. 148.
    (42)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43)J. L. Watts, "The Counsels of King Henry Ⅵ, c. 1435-1445,"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419(April 1991), p. 283.
    (44)B. Wilkinson,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England, 1216-1485, London: Longman, 1969, p. 133.
    (45)N. B. Lewis, "The 'Continual Council' in the Early Years of Richard Ⅱ, 1377-138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162(April 1926), pp. 246-251.
    (46)J. L. Watts, "The Counsels of King Henry Ⅵ, c. 1435-1445," pp. 284-285. 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p. 579.
    (47)J. L. Watts, "The Counsels of King Henry Ⅵ, c. 1435-1445," p. 294.
    (48)N. B. Lewis, "The 'Continual Council' in the Early Years of Richard Ⅱ, 1377-138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162(April 1926), pp. 247-250.
    (49)F. M. Powick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1216-1307,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3, p. 23.
    (50)(51)(52)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466-469, 542, 561.
    (53)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43.
    (54)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272, 2nd ed., p. 147.
    (55)B. Wilkins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216-1399, vol. 1, p. 92.
    (56)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348-350.
    (57)(58)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451-454, 462.
    (59)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486.
    (60)F. Pollock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523.
    (61)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p. 338.
    (62)W. L. Warren, The Governance of Norman and Angevin England, 1086-12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2.
    (63)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81页。勒高夫对于这一几乎与英国同时出现的法国幼王时期的阐释，对我们研究亨利三世的幼年时期颇多启发。
    (64)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514.
    (65)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531.
    (66)R. F. Walker, "Hubert de Burgh and Wales, 1218-1232,"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44 July 1972), p. 466.
    (67)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75.
    (68)(70)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546, 447-448.
    (69)F. M. Powicke, "The Chancery during the Minority of Henry Ⅲ,"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3, no. 90(April 1908), pp. 220-235.
    (71)F. M. Powiche, "The Oath of Bromhol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56, no. 224(October 1941), p. 530.
    (72)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553-554.
    (73)(77)D. A. Carpenter, "The Fall of Hubert De Burgh," pp. 13, 10.
    (74)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546, 552.
    (75)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80.
    (76)F. M. Powiche, "The Oath of Bromholm", p. 535.
    (78)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124.
    (79)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565.
    (80)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566.
    (81)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 572.
    (82)Roger of Wendover, Flowers of History, vol. 2, pp. 575, 581.
    (83)(89)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p. 85, 98.
    (84)关于西方史家所谓中世纪欧洲“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含义，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68-69页。
    (85)F. M. Powicke, King Henry Ⅲ and the Lord Edward, vol. 1, p. 143.
    (86)B. Wilkins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216-1399, p. 109.
    (87)S. B. Chrim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 p. 101.
    (88)F. M. Powick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1216-1307, p. 65.
    (90)D. A. Carpenter, "King, Magnates, and Society: The Personal Rule of King Henry Ⅲ, 1234-1258," Speculum, January 1985, pp. 39-70.
    (91)蔺志强：《一二五八年至一二六七年英国贵族改革运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41-152页。
    (92)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p. 486.
    (93)C. G. Crump, "The Arrest of Roger Mortimer and Queen Isabe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6, no. 102 April 1911), pp. 331-332.
    (94)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p. 491.
    (95)C. Given-Wilson, "Richard Ⅱ, Edward Ⅱ, and the Lancastrian Inheritanc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9, no. 432(June 1994), pp. 553-571.
    (96)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p. 579.
    (97)J. L. Watts, "The Counsels of King Henry Ⅵ, c. 1435-1445," p. 288.
    (98)Matthew Christmas, "Edward Ⅵ, The Changing Picture," History Review, March 1997.
    原载：《历史研究》(京)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