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的急速转变
    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中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势力日益活跃起来。但要真正区分富农的破坏活动与农民的对抗行动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受实际材料的局限，还受阶级划分标准的局限。在大规模剥夺行动之后，被剥夺、迁移的富农逐渐向“特殊移民”转变。他们由分散的个体向不断集中的群体过渡，由分散的个体居住地向相对集中的区域过渡，其政治特征也日渐明晰。这为探讨“特殊移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提供了便利。
    在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前，对富农的破坏活动很难有全面而准确的结论。目前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地区性的零星、分散的统计材料来判定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如 B.A.希多洛夫曾提到，“从1929年的1月到11月富农反革命组织在中央黑土地区共组织了94次大规模农民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骚乱。在中游伏尔加地区，1929年共破获了65个富农的地下团体。在西伯利亚，1929年的上半年就捣毁了155个反革命团体和组织，共计1234人。在下游伏尔加边疆区‘社会革命党伏尔加州委员会’领导了富农的全部活动。类似的富农组织在克里木、乌克兰、中亚和其他地区进行大肆活动。”希多洛夫还谈道，在乌克兰，1928年末到1929年初发生了290起恐怖事件。在中游伏尔加边疆区，1928年富农制造了183起恐怖事件。1929年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农村共发生了3万起纵火案件①。据Ю。С。库库什金统计，“在1929年的9个月中共有1002次阶级异己分子的暴动，杀死384人，伤70人，遭攻击396人，还有141起纵火事件”②。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29年全年记录在案的富农骚乱为456次③。“在中伏尔加边疆区，仅在1929年9—10月富农就制造了193起恐怖活动，比1928年全年的数量还多”，“1929年夏在下伏尔加边疆区发生了100多次富农的骚乱”④。
    因此，按照苏联的观点，在消灭富农之前，全国各地特别是粮食征购比较频繁的地区几乎都有富农的恐怖活动。富农为抵抗集体化运动采取了各种方式，包括进行反对集体农庄和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卖掉机器、宰杀牲畜、破坏生产资料等方式实现“自我消灭”，逃离原居住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对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农村积极分子采用威胁、暗杀等手段进行恐怖活动，组织一系列的骚乱和起义等。希多洛夫把富农进行的反对集体农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富农利用恐怖、恐吓、公开宣传、破坏，以及利用宗教等方式疯狂地反对建立集体农庄。第二阶段，在集体农庄建立之后，富农混入其中，在思想上抵制集体农庄运动，破坏集体农庄⑤。按照这样的界定，富农反苏维埃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富农实际成了农村社会各类恐怖事件、刑事案件的主体。
    1930年2月开始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后，富农逐渐转变为“特殊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特殊移民”政治情绪如何，是判定农村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⑥开始具体负责剥夺、迁移富农的工作。各地党团组织、村苏维埃、各地方警察组织以及从各大城市派遣的“25000人工作队员”⑦纷纷开赴农村各地。而绝大多数农户并不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照例被召集起来参加村民大会，接受相关的审查，并等候村苏维埃的最后宣判。“特殊移民”这一概念除了表明这一主体拥有富农的基本特征之外，还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强制性迁移的惩罚性特征。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强制迁移并不顺利，应当迁移的富农和实际迁移的富农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这种情况，“特殊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立即迁移的富农，另一部分是虽被剥夺但没来得及马上迁移的富农，他们有的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等候迁移，有的仍暂时居住在原居住地或原居住地的边缘地带。这部分富农或称之为“滞留富农”。
    “特殊移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剥夺、迁移之前的富农已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关系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制约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首先，与土地相分离，这使他们失去了维持再生产的基础和手段，也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其次，与个人财产相分离，使他们面临第二次被剥夺。第三，他们失去了选举权，没有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而且还受到专政机关的严密监视和管制。因此，“特殊移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在政治上也无任何自由而言，他们实质上已沦为在押的政治流放犯。
    二、“特殊移民”政治情绪的表达
    1.逃跑和消极情绪
    在强大专政机关的威慑下，“特殊移民”没有选择极端的对抗方式，而是选择了过去俄国政治犯惯用的方式——逃跑。逃跑成为“特殊移民”，特别是那些“滞留富农”对抗苏维埃政权最普遍的形式。
    “特殊移民”的逃跑方式基本可概括为携家逃跑和单独逃跑两种。
    表一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边疆区全权代表扎科夫斯基在1930年4月25日的汇报中对该年2月底至4月15日“特殊移民”的逃跑情况所作的统计。它表明，各地“特殊移民”的逃跑现象虽不平衡，但具有普遍性，而且单独逃跑的比率略高于携家逃跑的比率。
    “特殊移民”逃跑的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和某些建筑工地。有的“特殊移民”逃跑之后并没有固定的居留地，如流民一样飘忽不定，有的则逃回了原居住地，还有的则跑进了原始森林，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活。
    滞留富农与本地安置的富农（即所谓的第三类富农）在逃跑的规模和程度上与迁移富农又有所不同。他们逃跑的机率比通过铁路、陆路押送的第二类富农要高出许多。这除了管理较为松懈、安置工作进展缓慢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特殊移民”居住非常集中。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还保持着与家人、亲戚、朋友的各种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逃跑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这一群体在大规模迁移行动之初被当地政权组织看作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С。А。扎科夫斯基在谈到西伯利亚各地这一部分“特殊移民”的时候认为：“在各地，我们总共有60000户富农，他们经济潦倒，得不到安置，并滋生着不满情绪，他们是反革命运动可利用的群体，是培养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摇篮。对于迁往北方的第二类富农尚未进行富有成效的安置，第三类富农的安置情况也不尽如人意，逃跑现象屡禁不止。”⑧
    相对而言，通过铁路、陆路押送的“特殊移民”，其逃跑现象不是很突出。这主要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整个迁移行动的严密监视有关。迁移一律动用军用专列，有专人押送，一列火车一般配有二十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沿途车站和转换站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各地的工作人员、当地民警、“25000人工作队员”以及农村积极分子协助押送。
    表二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30年3月初对“特殊移民”迁移过程的情况记录。
    另据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的秘密汇报记录，在1930年2月底至4月15日之前，“迁移的富农户虽然因被没收财产和迁往北部边远地区而具有本能的反苏维埃倾向，但总体上是守纪律的”。⑨
    然而，“特殊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思想情绪却是不稳定的，“绝大部分“特殊移民”都暗藏着敌对情绪”⑩，他们神情沮丧，失魂落魄。有的明显表现出对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不满，存有对现政权的抵触情绪；有的则出于无奈，对迁移后的生活存有走一步看一步的侥幸心理。以下是一些“特殊移民”具有代表性的言论。
    “虽然已把我们弄走，但真要诅咒他们，老天爷还没有要我们去见他。谁来替我们报仇，遗憾的只是我们自己无力消灭掉这些恶棍。
    制服这些恶棍已为时不远，春天一到我们就有戏了。即使把我们赶到天涯海角，但他们仍感觉到土匪的威胁。
    去就去吧，去看看能够做些什么。总而言之，一开春反正也得回来，到时候已不再是坐马车、坐供暖火车了，而是坐最好的火车和汽车了。要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支撑不到一个月了。真是喝干了农民的血。
    把我们像牲畜一样运走，虽然这样很糟糕，但我们最好走得远远的，总比留下来受罪和遭受苏维埃政权驱使要好；到了原始森林，我们会有很多人，对抗苏维埃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11）
    “这是好事，早就该把我们迁走，这样我们不会妨碍谁，谁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12）
    由此可见，“特殊移民”的政治不满情绪具有潜在性。等待时机、以退为进、侥幸求生等各种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们躲避锋芒毕、逆来顺受的心态。这种心态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隐而不露的，然而一旦希望化为泡影，特别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监管制度的不断强化，这些“特殊移民”潜在的反抗情绪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对抗行动。
    逃跑仍然是1931和1932年“特殊移民”对抗迁移、安置、摆脱恶劣生存环境的主要途径。表三是1931—1932年1月1日全国各主要地区“特殊移民”的逃跑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1年全年“特殊移民”的逃跑情况在各地并不平衡，上述地区“特殊移民”逃跑的比率平均为15.72％。中亚是“特殊移民”逃跑比率最高的地区，达到了70.03％。巴什基尔、乌拉尔的“特殊移民”逃跑的比率也比较高，分别达到了55.48％和20％。逃跑是“特殊移民”损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地区“特殊移民”人数的减少都是与其大量逃跑密切相关。上述地区“特殊移民”人员的损失44.9％是由于“特殊移民”的逃跑所致，其中南方哈萨克斯坦所占比率最高，达58.12％。巴什基尔、乌拉尔的比率也分别达到了54.21％、51.88％。
    表四为反映1932—1933年1月1日全国各主要地区“特殊移民”逃跑的情况。
    为了防止“特殊移民”的出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加强了对“特殊移民”村的管制。1931年8月专门出台了有关阻止“特殊移民”逃跑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研究“特殊移民”逃跑的线路，设置陆路水路屏障，组织积极行动队，建立“特殊移民”专门网络，加强各级组织的联系等。但1932年“特殊移民”的逃跑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阻止。从逃跑者在“特殊移民”中所占的比率来看，逃跑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增加的趋势，达到了18.9％。中亚地区仍是“特殊移民”逃跑率最高的地区，但比1931年下降了近17％。北方边疆区后来居上，比1931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达到了近36％，仅次于中亚地区。巴什基尔与1931年相比比率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了34％。在“特殊移民”的人员损失中，逃跑所占的比率与1931年相比有所下降，为34.5％。
    2.骚乱与暴动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逃跑现象，“特殊移民”中的骚乱事件时有发生。大致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富农向“特殊移民”过渡的时期。大范围的富农滞留，日益滋生的不满情绪，是引发“特殊移民”骚乱的基本原因，而剥夺行动则是导致骚乱的直接原因。骚乱的高峰期出现在1930年春，而这正是各地剥夺、迁移富农的高峰期。表五是乌拉尔地区1929年上半年与1930年上半年骚乱事件次数的对比。
    上表情况说明，1930年上半年“特殊移民”骚乱事件的月平均次数比1929年同一时间要多，1930年2、3、4、5月的骚乱次数分别比1929年高出2.4倍、1.7倍、4.5倍、2.6倍，只有6月份基本持平。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乌拉尔地区）的统计，1929年乌拉尔地区富农骚乱的总数共计622起，而1930年则为886起。“特殊移民”的骚乱方式主要为杀人、伤害、殴打、暗杀和纵火。1930年全年，“特殊移民”各种方式的骚乱次数分别为杀人50次、伤害33次、殴打266次、暗杀146次、纵火314次、伤害77次。
    不可否认，1929～1930年乌拉尔富农——“特殊移民”的骚乱次数平均增加了1.4倍。但与同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农民骚乱的月次数、总数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相比，“特殊移民”的骚乱在所有的骚乱事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13）
    在消灭富农运动进入以安置工作为重点的时期，安置工作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是影响“特殊移民”政治情绪的重要因素。1931年，在一些“特殊移民”劳作的企业和“特殊移民”村，骚乱、暴动时有发生。1931年4月，在乌拉尔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林区发生的“特殊移民”骚乱事件中约有300户“特殊移民”参加，后演变为一场暴动，后被镇压，53名“暴动积极分子”被逮捕。8月，有600户“特殊移民”逃离生活和劳作的所在地，向纳杰日金斯克进发，他们提出发放粮食或者把他们遣送回原居住地的要求。
    乌拉尔州警卫司令部司令员巴拉诺夫1931年5月13日在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乌拉尔团站负责人拉波波的秘密汇报中对“特殊移民”“日常生活、物质和权利状况、生产安置以及劳动使用”等状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并就产生“特殊移民”逃跑、暴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粮食及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问题。二是对“特殊移民”的使用已达到极限。在乌拉尔一些伐木企业中，由于劳动力极度缺乏，企业“毫无例外、不分性别年龄地吸收全部“特殊移民”参加木材采伐。就连12岁的儿童和老人也确定了每日2-2.5立方米的生产定额，而对成年工人所定的生产指标……平均也不过是每天3立方米。因此，为了完成生产定额，“特殊移民”经常留在森林中整日整夜地劳动，往往冻坏冻僵，大批移民得病……而由于未得到医疗、应有的食物和正常的居住条件，至木材采伐快要结束时，（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多数人成了残废”。三是对“特殊移民”的处罚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企业对不能完成生产任务的“特殊移民”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生产组织者（工长、班长）可以对“特殊移民”实行拘捕，减少口粮，罚款和其他处罚措施。每个“特殊移民”区都设有“囚禁间”，“木材采运企业的工长、工作队长和警卫队长往往出于个人的动机，把不同年龄的移民关入拘留室，要他们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脱光衣服，连续呆几个昼夜不让吃饭。还发生了因拷打、折磨使“特殊移民”致残、致死的情况。……党员、工作大队长拉图什尼亚克毒打一个移民时嚷道：‘你们都得斩尽杀绝，杀了你们马上就再送八万’”（14）。
    在汇报中，巴拉诺夫还列举了21起“特别残酷”的事例。最后，他用一句话对“特殊移民”的处境和状况作了概括，实际上道出了“特殊移民”暴动的真正动因——“专横、侮弄、饥饿和繁重劳动，使过去迁入的大批“特殊移民”备受折磨”（15）。
    1931年夏，“特殊移民”的骚乱进一步升级。1931年7月底8月初，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恰因斯克区发生了“特殊移民”骚乱，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一场暴动。已公布的档案材料表明了这次暴动的人员规模、组织情况、计划安排、实施过程、最后结果以及暴动原因。参加这次骚乱的人数大约有一千人，其社会成分相当复杂，既有“特殊移民”，也有政府工作人员。∏·M·拉科夫，1896年生，是一名库兹涅佐夫“特殊移民”村的警备人员，科罗温是当地居民，金根斯克村苏维埃主席，他积极协助了暴动。暴动者中还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有的还在红军中服过役，他们在转业之后被剥夺并立即遭到了迁徙。在被告中还有村积极分子甚至共产党员。如φ·∏·斯杰潘诺维奇（16），1884年生，1922年至1929年7月曾是联共（布）党员，因“与富农有联系而被开除出党”③。暴动的鼓动和领导者是格‘叶’乌斯科夫，此人在官方的判决书中是“一个砖厂业主”。官方的有关材料称，乌斯科夫“曾谈到“特殊移民”沉重的生活、可怜的口粮等问题，在7月3日他召集了一次由列宁区富农参加的非法会议，其他各区如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塔尔尼斯克、库兹涅茨克等与列宁区相邻的地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派代表团到边疆区请求补发“特殊移民”的口粮。乌斯科夫在发言中讲，我们“特殊移民”因饥饿死期已近，因为在巴克恰尔主要基地供应“特殊移民”的粮食已不足几天了，所以需要派代表到边疆区去，请求增加口粮，如果边疆区拒绝我们的请求，那我们就有必要采取措施保全自己”（17）。显然，骚乱的直接原因不是“剥夺”和“迁移”，而是饥饿。暴动最后被镇压。关于暴动者的死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据当时的战报记录记载，约有80人被击毙，一人受伤。而另一份统计结果则指出：“在7月29日至8月2日的整个行动中，暴动者被击毙100人，缴获步枪10支，各类猎枪100支，截获辎重300辆……还有135人暴动者被捕。”（18）政府方面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931年的9—10月间，对上述暴动的被捕人员进行了审判。9人被判10年以上劳动改造，40人为5年，5人为3年，其余的被剥夺自由，流放到北方。
    一份档案材料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次暴动的真实原因。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事发之前“特殊移民”的生活境况。
    1.人们不承认有暴动，却指出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干活，即没有斧子、锯和锨等。
    2.盐已不够一个月的了。
    3.女人需要自己的丈夫……没有丈夫她们自己无法修农舍、挖树根、耕田等等。还说因为没有人帮她们，冬季来临时她们会死的。
    4.不让他们外出办事情，如买日常用品、取信等。
    5.他们要求送来窗户玻璃、门的遮棚，还要炉子上的挡板。
    6.没有马匹和马具，同样也没有大车，无法干活。
    7.他们特别需要医疗救助，因为有许多病人和死人，要有一个大型公墓。
    8.他们反映，由于邮件收发工作非常糟糕，有许多人根本就收不到信。
    9.他们特别指出，卫戍区的一些工作人员粗鲁无礼，并指出之所以不去找工作人员，是因为除了他们“到澡堂子去”的叫喊声外，不回答一切问题。
    10.许多人强调没有饮用水，他们只好喝沼泽地里铁锈色的水，因此生病。
    11.他们指出，卫戍区从来不召集他们开会，对缺点从不作出反应。
    12.“特殊移民”反映缺乏割草场，也没有指示开辟土地，同时他们要求奶牛以供应孩子们牛奶。
    13.有许多地方反映要保护富农私人财产，尽管这些家什露天放在巴克恰尔基地，却都在霉烂，和在巴拉纳科夫基地一样。
    14.他们特别强调缺少面包，孩子们每天只有200克，不够吃，不得不从家长的面包中扣下，并说没有其他食物，只有一份定量面包是无法活下去的。
    15.会上查明了许多富农不在家，看来，有的参加了暴动并躲藏起来，因为与会人数离全体人数相差甚远（19）。
    三、对“特殊移民”情绪及行动的基本判断
    “特殊移民”的特殊境地决定了他们发泄不满、进行对抗的特殊方式。在剥夺、迁移的过程中，对“特殊移民”携带的物品都有严格的规定，金属制品（生产工具等）都实行了集中管理和专人负责的制度。迁移基本上是以家庭形式实施的，妻儿老小一起迁移，无形中结成了连环套，一家之主的成年人一般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极大地约束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多重打击下，“特殊移民”元气大伤，大多数人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又无可奈何，普遍存有顺从、侥幸和无奈的心理。因此，“特殊移民”与荷枪实弹的押送人员、监管人员进行正面对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伴随着“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的急剧变化，他们在经济上一无所有，政治上失去自由，实际沦为在押的政治犯。“特殊移民”的称谓逐渐取代富农的称谓，就是这种转变的表现。“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贯穿于消灭富农运动的全过程，逃跑、消极怠工、骚乱、暴动是基本的抵抗形式。在运动之初，地方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招致了“特殊移民”的抵抗。而在安置时期，“特殊移民”艰难的生活处境则是引发骚乱直至暴动的重要原因。因此，“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总体而言是被动且缺乏组织的，其对抗方式和强度与1928—1929年富农的对抗相比已有所不同，对抗的规模和程度也很难与同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骚乱相提并论。
    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是一定时期生产发展及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形态，其急剧变化如果不是来自生产力本身的推动，而是来自外在的、更高层次行政力量的强大推动，其导致的震荡和冲击将是颠覆性的。发生在“特殊移民”身上的震荡仅仅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苏联农村社会震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特殊移民”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急速转变是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在农村的缩影。遍及全国主要产粮区的农民骚乱与迁移和安置地区“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战线。第一条战线以联共（布）的“纠错”和让步政策为拐点，向建立集体农庄转变，另一条战线则是建立“特殊移民”村。两条战线殊途同归，构成了服务于工业、城市和国家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
    注释：
    ①Сидров В。А。Доколхоэная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a（1921-1929）。М。，1978.с。210.
    ②КукушкинЮ。С。СельскиеСоветы и классоваяборьба в деревне（1921-1932）。МГУ，1968，с。225.
    ③КущинН。Я。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и ликвидация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в сибирьской деревне，1926-1933.Ново-сибирьск，1978，с。214.
    ④Трифонов И。Я。Ликвидация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скихкла-ссоввСССР。М。，1975.с。303.
    ⑤Сидров В。А。Доколхоэная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1921-1929）。М。，1978.с。210.
    ⑥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即“格别乌”，于1922年1月6日建立。1923年11月2日建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以领导各加盟共和国的格别乌。在30年代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格别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划归苏联内务部管辖。
    ⑦俄文为“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他们是根据1929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的决定而至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以及联营组织等进行集体化运动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的产业工人。
    ⑧КрасильниковС。А。C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 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17.
    ⑨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 А。 C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 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14.
    ⑩同上，с。101-102.
    （11）КрасильниковС。А。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 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36
    （12）同上，с。137.
    （13）参见谭继军《试析苏联1930年农村的骚乱》，载《史林》2010年第3期。
    （14）《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1.
    （15）同上。
    （16）макшеева В。Н。Нарым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930-1945гг。Трагедия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ев。М。，1997，с。27.
    （17）同上，с。28.
    （18）макшеева В。Н。Нарым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930-1945гг。Трагедия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ев。М。，1997，с。27.
    （19）макшеева В。Н。Нарым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930-1945гг。Трагедия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ев。М。，1997，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