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巴尔干和希腊扩张，开始了马其顿帝国主义①的时代。在这一时刻，同一个腓力，却被两个不同类型的雅典人归入了两个对立的族类：开办演说学校的伊索克拉底盛赞他具有高贵的希腊血统；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则将他贬斥为“蛮族人”，而“蛮族人”是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人对所有外族人的蔑称。那么，腓力以及他的臣民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呢？和在古代一样，人们今天也在争论。这一争论包含了希腊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或ethnicity）、马其顿族群认同、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认同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学者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即在马其顿帝国主义的环境中希腊认同是如何建构的。所选择的考察时段是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和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统治时期。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回答一直被激烈争论的问题：“马其顿人是希腊人吗？”同时也希望它能为人们看待族群和族群认同提供某种有别于传统理论的参考视点②。
    研究方法的回顾与选择
    学者们的传统做法是，通过检验马其顿人的语言、宗教、文化等所谓“客观”特征，力图证明马其顿人是否是希腊人③。这是一种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的研究方法。本质主义者将族群视为一种自然的、原生的、既定的本质存在，相信凭借某一族群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文化等若干所谓“客观”特征就能够界定或鉴定其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
    近些年来，这一方法正在经受着质疑和挑战。在目前关于族群的研究中，被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或“环境主义”（circumstantialism）的方法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重视。在这种方法看来，客观特征不能最终定义一个族群；族群身份即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话语主观地建构起来的；客观特征只构成族群认同建构中可被操纵的标记；族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历史形势的变动相关联，处在一种持续被建构的状态④。
    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涌现出很多采用环境主义方法研究希腊族群认同的论著⑤。值得一提的是霍尔的一项研究，他将马其顿人的族群认同置于希腊认同（Greek identity）建构变动的形势当中进行观察⑥。他认为，在古风时代，希腊认同是一种“聚合式”（aggregative）建构的族群认同，是通过虚构谱系将血统溯源至命名祖先希伦（Hellen）来定义的。约于公元前6世纪末成书的（伪）赫西奥德的《名媛录》是一部将以前多种地方谱系传统系统化的诗作。其中讲到，丢卡利翁之子希伦生子多罗斯（Doros）、克苏托斯（Xouthos）和爱奥洛斯（Aiolos），克苏托斯生子伊翁（Ion）和阿凯奥斯（Akhaios）⑦。多罗斯、爱奥洛斯、伊翁和阿凯奥斯分别是希腊人的几大支系多里斯人（Dorieis）、爱奥利斯人（Aioleis）、伊奥尼亚人（Iones）和阿凯亚人（Akhaioi）的命名祖先。《名媛录》里还讲到，马格奈斯（Magnes）和马其顿（Makedon）是丢卡利翁之女推娅的儿子⑧。两者分别是马格奈泰斯人（Magnetes）和马其顿人（Makedones）的命名祖先。对此，霍尔解释道，虽然推娅是希伦的姐妹，但马其顿本人并非希伦的直系后裔，这就意味着将马其顿人排除在了希腊人的血统谱系之外。
    在霍尔看来，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认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着深刻转变的时期：在形式上由“聚合式”认同向“对立式”（oppositional）认同转变，即希腊人更多地在与外部群体（尤其是波斯人）对立的基础上来定义自我；在内容上由“族群”（ethnic）认同向“文化”（cultural）认同转变，即希腊人开始将族群标准置于与语言、宗教和文化标准相同的层面上来定义自我，最后到希腊化时代文化标准成了一种主导的定义标准。当然，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变未必是完全同步的。
    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马其顿王室宣称其祖先起源于伯罗奔尼撒的阿尔哥斯，其血统来自泛希腊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泰迈诺斯，并将此作为自己是希腊人的凭证⑨。然而霍尔认为这些凭证还不够充分，理由是有些非希腊人也奉赫拉克勒斯为祖先。于是他还强调另一则谱系神话对于马其顿王室所宣称的希腊身份的意义。这则神话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至少在斯巴达已流行，讲的是赫拉克勒斯之子许洛斯被多罗斯之子埃吉米奥斯收为养子⑩。许洛斯是泰迈诺斯的曾祖父，而多罗斯是希伦的儿子。按照霍尔的解释，凭借这一收养关系的神话，马其顿王室就能把自己的谱系追溯至希腊人的命名祖先希伦，从而使其希腊身份得以证实。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一个新的谱系传统又将马其顿人的命名祖先马其顿说成是爱奥洛斯的儿子（11）。这意味着把马其顿人也列入了希腊人的行列。但霍尔指出，马其顿人的这种爱奥利斯人身份，仍能使他们与拥有赫拉克勒斯后裔身份的马其顿王室在族群上区分开来。
    根据霍尔的理论，上述依据族群标准定义马其顿王室及其臣民的希腊身份的做法是古风时代传统的遗留；而到公元前5世纪文化因素在希腊认同界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时，依据新的文化标准，马其顿人被明确地归入或被暗指为“蛮族人”（12）。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政治争论中，贯穿的正是希腊认同定义标准的转变和更早时期希腊认同的历史残留。保守的伊索克拉底用已经过时的族群标准来为腓力二世的希腊身份辩护，而腓力二世的对手德摩斯提尼则采用新的文化标准来攻击他。
    从以上回顾中可见，环境主义的方法能够更合理地解释关于族群认同的很多看来不可思议的复杂情形。因此，我们将选择这一研究方法，并基本接受霍尔的理论模式。但同时还要提出，马其顿帝国主义也构成希腊认同建构环境中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因素。
    被争议的马其顿族群身份与马其顿帝国主义
    对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而言，希腊人既是其帝国主义的首要控制对象，又是其进一步帝国主义扩张的合作者。希腊人对马其顿帝国主义的回应是不同的：各个希腊城邦内都出现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整个希腊世界也分化为亲马其顿城邦和反马其顿城邦。在这种形势下，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身份就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一些证据表明，希腊人对马其顿人族群身份的不同看法，是与他们对马其顿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联系在一起。
    德摩斯提尼是反马其顿派的代表。他最激烈主张发动一场由雅典领导的全体希腊人抵抗腓力的共同行动。在他看来，与以往雅典和斯巴达帝国主义不同的是，腓力在希腊推行的帝国主义缺乏合法性，理由是这位马其顿国王不具备希腊身份：“无论希腊人从拉凯戴蒙人和我们（指雅典人）那里遭受了什么，他们所受的仍是正宗希腊人的伤害，任何人都会认为这就如同一个亲生儿子在一大块地产上做某件坏事和错事，他应该因此受到谴责和指控，但不能说他做了这些，就不是他们的亲人或继承人了。然而如果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冒充的子嗣在败坏和糟蹋不属于他的东西，赫拉克勒斯啊，任何人都会说这太可怕了，太令人生气了。但是他们对于腓力二世及其目前的所作所为却不这样想。可腓力不仅不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也不是希腊人的亲戚，甚至都不能说是来自一个好地方的蛮族人，而是一个马其顿害人精（olethrou Makedonos），以前从马其顿连一个像样的奴隶都买不到。”（13）这段是德摩斯提尼对腓力恶意攻击的诸多言论之一。将族名Makedon（“马其顿人”）用在腓力身上，意味着他认为马其顿王室与其臣民在族群身份上是同一的。在把他们归入“蛮族人”范畴的同时，他还将“蛮族人”和“奴隶”联系了起来。这样一种联系是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人关于“蛮族人”的陈词滥调，是一种以文化标准定义希腊认同的话语。这一点无疑符合霍尔的解释模式。然而德摩斯提尼并不仅限于使用文化标准，他更多地诉诸老式的族群标准来否认腓力具有希腊血统，并以此作为否定腓力在希腊的帝国主义合法性的依据。
    马其顿王室自称的希腊血统正是一贯主张反波斯战争的泛希腊主义者伊索克拉底所强烈捍卫的。腓力是他最后选出来实施其主张的统治者。他称腓力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之一”，对他说“阿尔哥斯是你的祖国”，“把整个希腊视为自己的祖国，像你的祖先一样”（14）。从这些言论看，我们同样可以接受霍尔关于伊索克拉底使用族群标准为腓力辩护的意见。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有证据表明，伊索克拉底在肯定腓力的希腊身份时也采用了文化标准：“我不是不知道很多希腊人认为波斯大王的权力是不可战胜的。但如果他们认为，这种掌握和集中在一个出身卑劣的蛮族人手中以奴隶制为目的的权力，不会被一个拥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希腊人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打破，那么他们是很令人诧异的。”（15）这里我们遇到了常被现代人冠以“东方专制主义”标签的东西：君主专制和奴隶制。这种东西是希腊人所虚构的“蛮族”人格的重要内容。伊索克拉底对波斯国王的贬损很像德摩斯提尼对腓力的贬损。在伊索克拉底看来，一个捍卫自由的“希腊人”腓力，与波斯大王这位推行帝国主义强权、专制和奴隶制的“出身卑劣的蛮族人”构成了对立。在德摩斯提尼眼中，雅典是希腊自由的卫士，腓力扮演的则是波斯大王的角色（16）。在定义希腊认同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都运用过族群标准，也都运用了强调“希腊人-蛮族人”对立的文化标准。
    那么，为什么他们运用了相同的定义标准，却在腓力的族群身份问题上会有着彼此对立的看法呢？原因在于他们对于马其顿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对马其顿王室希腊身份的承认是与亲马其顿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否认他们具有希腊身份则与反马其顿的态度相联系。这种联系还可以从埃斯奇奈斯的态度转变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埃斯奇奈斯最初是个反马其顿派，公元前346年出使马其顿后变成了一个亲马其顿派。公元前343年，当时成为其政治对手的德摩斯提尼，在指控他接受腓力贿赂企图叛国时，谈到了他对腓力态度的转变：“正如他那时在公共演说中所说，他是雅典人当中第一个认识到腓力二世对希腊人怀有图谋和腐蚀拉拢阿卡狄亚领袖的人……他劝说你们（指雅典人）派遣使节前往希腊各地，去把那些打算进行反腓力战争的人召集到雅典商讨这场战争。”（17）他在公共演说中多次把腓力称为“蛮族人”和“作恶者”（18）。自从他到达马其顿，见到他自己和希腊人的敌人后……他说：“……赫拉克勒斯啊！腓力是人类当中最彻底的希腊人（Hellenikotaton）、口才最雄辩的人、对雅典人最友爱的人。我们城邦当中的某些人是如此的荒谬而乖戾，竟然无耻地辱骂他，把他叫做‘蛮族人’。”（19）Hellenikotatos（主格）是形容词Hellenikos（“希腊的”）的最高级，意即“最希腊的”或“最具有希腊性质的”等。与一个单纯的“希腊人”名称相比，这个最高级形容词同“蛮族人”一词之间构成的反差要强烈得多。“我们城邦当中的某些人是如此的荒谬而乖戾，竟然无耻地辱骂他，把他叫做蛮族人”一句，既表明了将腓力视为“蛮族人”是反马其顿派当中的一种普遍看法，也暗示了这种看法是与亲马其顿立场不相容的。埃斯奇奈斯对腓力二世族群身份定性上的转变是与他从反马其顿派到亲马其顿派的政治立场转变同步的。
    与伊索克拉底沙文主义的泛希腊远征计划不同的是，成为亲马其顿派的埃斯奇奈斯所赞同的是与腓力议和和在全体希腊人当中建立共同和平（20）。然而他们在对马其顿帝国主义优势现状的承认上却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帝国主义。他们都呼吁腓力要以希腊的方式来安排希腊的事务（21）。应以人道主义彼此相待是希腊人共有的一套习惯法和伦理原则（22）。在两人看来，腓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点来证实自己的希腊身份，其帝国主义将会在希腊世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马其顿王室的双重族群认同
    对于腓力来说，始终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不利因素。毕竟，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在生活方式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不像希腊人一样生活在城邦当中，马其顿人是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在古典希腊人的观念里，君主制通常与蛮族人相关联。伊索克拉底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不利因素。在为马其顿王室的希腊身份辩护的同时，他把马其顿民众排除在了希腊人的集体之外；公元前5世纪末出现过的将马其顿人归为爱奥利斯人一支的谱系传统显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用这样的话语来称赞腓力的祖先、马其顿王朝的建立者柏尔狄卡斯一世：“他完全不去触动希腊人的领土，而是专注于在马其顿拥有王权；因为他知道希腊人不习惯于忍受君主制，而其他人（tous d'allous）没有这种强权就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结果，由于他本人知道这些，他的王权就与其他人的王权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希腊人中只有他认为统治同一种族的人是不正当的，也只有他能够避免发生在君主制周围的危险。”（23）伊索克拉底采用了“其他人”这个中立名词代替传统的“蛮族人”，来充当“希腊人”的对立面。他似乎在有意避免将“蛮族人”这个蔑称用到马其顿人身上，即便是在暗指当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只在于他的这些话是写给腓力——一个马其顿国王——看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其顿国王无论自己还是被他人认为是希腊人，他们都是马其顿人的国王。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像其臣民一样自认为是马其顿人。在记录科林斯同盟的希腊人与腓力之间和约的铭文中，腓力被称为Philippon Makedona，即“马其顿人腓力”（24）。既然和约是双方签订的，那么“马其顿人”这个族名用于腓力身上，表明了无论他自己还是希腊人均认定他是马其顿人的一员。阿里安则把这个和约描述为“与马其顿人”签订的（25）。
    相似的情形也见于史书对佛基斯人被开除出德尔菲近邻同盟的记载。狄奥多拉斯讲道，佛基斯人原有的两票投票权被转交于“腓力及其后代”（26）。鲍萨尼亚斯说这两票给了“马其顿人”（27）。德摩斯提尼则说：“那些身为近邻同盟成员的人被开除和驱逐出同盟，那些先前从不是近邻同盟成员的人——马其顿人和蛮族人——现在凭借暴力成了近邻同盟的成员了。”（28）哈蒙德认为，鲍萨尼亚斯所用的“马其顿人”是正确的，因为近邻同盟的12个成员都是部落（tribes，译自ethne，即“族群”），德摩斯提尼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29）。
    事实上，将马其顿国王与马其顿人等同起来的情况在古代文献中很常见。狄奥多罗斯的《历史丛书》第16卷在描述马其顿扩张时通常说“腓力”如何扩张，第17卷在讲述亚历山大征服时则经常说“马其顿人”如何征服，而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更习惯于使用亚历山大的名字来指称远征者。之所以能够这样等同，原因在于在马其顿君主制下，国王就是国家的决策者，是马其顿人的代表。既然如此，那么近邻同盟中原属佛基斯人的两票，无论被说成移交给了“腓力及其后代”还是“马其顿人”，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马其顿王室与其臣民在拥有马其顿族群身份上的一致性。这样，马其顿王室就具有一种双重族群认同（dual ethnicity）——马其顿认同和希腊认同。
    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三分法
    既然腓力同时也是马其顿人，那么如果伊索克拉底明确地将马其顿人称为“蛮族人”，也就意味着把腓力也打入了蛮族人之列。而选择一个蛮族人去领导自己所鼓吹的进攻蛮族人的泛希腊远征，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情！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然而，在这个简单的逻辑背后，隐藏的却是马其顿王室双重族群认同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希腊认同与马其顿认同之间有时是会发生冲突的。伊索克拉底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总结他对腓力的建议时，他把马其顿人放置在了一种既非希腊人又非蛮族人的地位上：“那么，还要总结一下前面说过的，以便你能在最小的篇幅内看到我所提建议的主旨。我说的就是，你应该对希腊人施以善行，对马其顿人实施王政，统治（arkhein）尽可能多的蛮族人。因为如果你做了这些，所有人都会感激你：希腊人因其所受的善待会感激你；如果你以王政而不是以僭政来管理马其顿人，他们会感激你；如果其他种族的人（to de ton allon genos）由于你而摆脱了蛮族式的专制，获得了希腊人的治理，他们也会感激你。”（30）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是引起腓力的双重认同相互冲突的根源，伊索克拉底于是引入了一种“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三分法。这就等于把马其顿人从“蛮族人”的恶名下解放了出来，从而化解了马其顿身份对腓力担任希腊领袖的合法性的潜在威胁。但伊索克拉底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地接受腓力的帝国主义，而是希望他领导希腊人对所谓“蛮族人”即“其他人”推行帝国主义（arkhein一词指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其他人”（ton allon）与上文所引《致腓力》107-108里的“其他人”（tous allous）不同：那里的“其他人”在作为“希腊人”的对立面时暗含着马其顿人；这里的“其他人”被直接等同于“蛮族人”，却不包括马其顿人。这是在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不同语境中不同的“他者”建构模式：在二分法中“自我-他者”是“希腊人-蛮族人（其他人）”，在三分法中则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蛮族人（其他人）”。三分法能让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站在同一个阵营，共享同一个“他者”。
    在现实政治中，三分法也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普遍采用。普鲁塔克讲到，亚历山大发现海拍斯提翁追随他“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称之为“东方化”（Orientalism）——而克拉泰罗斯仍“恪守祖先习俗”，他就任用前者来处理对“蛮族人”的事务，任用后者来处理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事务（31）。亚历山大的三分法更强调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文化亲近性。在文化上，希腊人是马其顿人的恩人，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共享同一种希腊文化。而“东方化”是出于统治东方的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以三分法为框架的政策是建立在对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帝国主义各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只有一些反马其顿演说把马其顿人直呼为“蛮族人”，而“希腊人”、“马其顿人”和“蛮族人”三词并提的情况在文献中却很常见。在记载亚历山大的几种主要史料，即阿里安、狄奥多拉斯、普鲁塔克、昆图斯？库尔提优斯和查士丁的著作里就出现了多例（32）。甚至还有很多时候，文献并未提及“希腊人”，而仅将“马其顿人”与“蛮族人”对举。狄奥多罗斯的著作第17卷即有多例（33）。“马其顿人-蛮族人”对立显然是三分法的逻辑发展，并占用了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的观念资源。
    在希腊认同和马其顿认同之间
    三分法意味着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不同的族群。伯尔扎从语法逻辑上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看法。他普查了阿里安、普鲁塔克、狄奥多拉斯、昆图斯？库尔提优斯和查士丁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两个族名并提的情况，发现所有这些古典作家从不使用“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这种短语，他们经常使用的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马其顿和希腊”等，而“忒撒利亚人和其他希腊人”、“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这样的短语却是常见的表达形式。其结论是，古典世界的人们相信，在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peoples）（34）。
    不过伯尔扎也发现一个例外。据阿里安记述，亚历山大在答复大流士的信件中说道：“你们的祖先入侵Makedonian kai eis ten allen Hellada，对我们为非作歹，而我们以前并没有侵害过他们。我在被任命为希腊人的领袖后，意欲对你们波斯人的肇事行径实施报复，跨入了亚细亚。”（35）伯尔扎发现的例外正是Makedonian kai eis ten allen Hellada，按正常的理解，该短语应译作“马其顿和希腊的其他地方”。伯尔扎则提出应理解为“马其顿还有希腊”（Macenonia and Greece besides）。但这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解读。其实，族群认同有时是会表现出灵活性的。一个族群通常是与特定的祖先（更多的是神话的而非实际的）和特定的祖国（实际的或想象的）联系在一起的，祖先和祖国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标记。对于马其顿王室来说，在其希腊认同中，神话中的祖先是希腊人，想象的祖国是希腊；在其马其顿认同中，马其顿是现实中的祖国。双重族群认同使亚历山大完全有条件把两种祖国合而为一。并且，这封信无异于一篇反波斯宣言，但马其顿在希波战争中曾是波斯的追随者，掩盖这一事实也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于是把马其顿说成希腊的一部分就成了一种极佳的话语策略。
    借助强调希腊认同进行泛希腊主义宣传是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常用政策。正如弗拉沃在讨论亚历山大的泛希腊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对于泛希腊主义的证据，人们寻找得越多，找到的也就越多。”（37）腓力和亚历山大所宣布的远征波斯的理由是对波斯侵略进行复仇，并把亚洲的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38）；这些理由与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入侵亚洲时所持的理由是一样的（39）。马其顿国王沿袭了希腊人以往的泛希腊主义宣传的路数，这种宣传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帝国主义宣传。而对希腊认同加以操纵的宣传话语实质上又是对希腊认同的再次建构。这样，马其顿帝国主义使马其顿王室的希腊认同得到了强化。
    马其顿认同与希腊认同之间并不是总能达成协调的。一系列史料披露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仅引证两个事例就足以看清这一点。一是由一个马其顿人和一个雅典人之间的一场决斗所引发的事件。据狄奥多拉斯记载，马其顿人考拉果斯（Koragos）向雅典人狄奥克西波斯（Dioxippos）挑战决斗。在比赛上，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都支持考拉果斯，因为他们是“同族人”（homoethnon）；希腊人支持狄奥克西波斯。后者取得了胜利。亚历山大对马其顿人的失败很恼火，便终止了比赛而离去。当狄奥克西波斯退场时，他的“同族人”（homophylon）给他献上了花冠，“因为他给全体希腊人带来了一种共同的光荣”。此后亚历山大对他一直耿耿于怀，一些马其顿人也对他栽赃陷害。最后他在屈辱中自杀（39）。根据昆图斯？库尔提优斯的说法，那个马其顿人的名字叫卡拉塔斯（Carratas），而狄奥克西波斯（Dioxippus）得到了包括希腊人和蛮族人在内的众多士兵的支持。前者的失败不仅使马其顿人，而且使亚历山大十分不快。特别是因为有蛮族人在场，亚历山大对“马其顿人著名的勇气”受到耻笑颇感懊恼（40）。
    亚历山大这时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马其顿认同，而无一丝希腊认同的痕迹。在狄奥多拉斯的说法中，两个表示“同族人”的词强化了两个族群对立的印象。昆图斯？库尔提优斯则描述了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蛮族人都在场的族群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对立双方不再是通常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为一方，蛮族人为另一方；而是希腊人为一方，马其顿人为另一方。蛮族人成了旁观者，这无疑更加剧了两者的对立。在希腊人和蛮族人面前，“马其顿人著名的勇气”显然是令亚历山大及其臣民引以自豪的马其顿身份的形象资本，而这也正是马其顿帝国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力量源泉。它的受损刺激了亚历山大对自身马其顿认同的张扬。
    第二个事例是普鲁塔克记述的克雷托斯之死。在一次酒宴上，演唱起了嘲笑刚被“蛮族人”打败的马其顿将军的诗歌，这引起很多年长者的反感，但亚历山大仍饶有兴致地欣赏而不加制止，醉酒的克雷托斯愤然指责说：“在蛮族人和敌人面前侮辱马其顿人是不好的，他们也比那些嘲笑他们的人优秀得多，即便他们遭遇了不幸。”亚历山大则说他“把胆怯说成不幸，来为自己辩护”。接着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克雷托斯反击说：“正是凭借着马其顿人的流血负伤，你才变得如此伟大。”亚历山大指斥他“在马其顿人当中挑起不和”。克雷托斯则回应说：“我们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没有看到我们马其顿人遭受米底权杖的打击和为谒见国王而求助于波斯人。”之后亚历山大转向两个希腊人说：“你们不觉得希腊人走在马其顿人当中，就如同半神走在野兽群当中吗？”克雷托斯“要求亚历山大有什么话就直说，否则就别邀请拥有言论自由的自由人前来赴宴，而是跟蛮族人和奴隶一起生活去，他们会向他的波斯腰带和白袍行跪拜礼。”亚历山大再也无法克制怒火，以至于最终“用马其顿语”高声召集卫兵——“这是大骚乱的信号”。但克雷托斯依然不肯让步，朗诵起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安德洛玛凯》里的诗句：“哎，在希腊奉行着多么恶劣的习俗啊！”（第693行）最后亚历山大抢过一把长矛刺杀了他（41）。
    这一连串戏剧性冲突的焦点集中于马其顿认同。亚历山大调动了希腊认同、马其顿认同，乃至“蛮族人”这一“他者”来对抗克雷托斯对于马其顿认同高贵性的维护。克雷托斯用“马其顿人-蛮族人”对立的命题抢占了“希腊人-蛮族人”对立的观念资源。他所引欧里庇得斯诗句的下文说明了“在希腊奉行”的是什么样“恶劣的习俗”：“当军队战胜敌人时，这不被认为是苦战者们的功劳，统帅却赢得了荣誉。”（42）克雷托斯用这种来自希腊悲剧的潜台词来影射亚历山大对马其顿帝国主义胜利果实的独占，也反讽了他对希腊认同的褒扬。
    那么，两人为什么会针对马其顿认同上发生如此激烈的争执呢？根源在于克雷托斯努力维护马其顿人在帝国主义中的特权地位，亚历山大则力图抑制马其顿人在帝国统治中的势力上升。马其顿帝国主义的成功扩张使亚历山大面对的不再只是马其顿臣民，而是一个包括希腊人和蛮族人在内的更大的帝国。在大帝国的环境中，亚历山大试图在马其顿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创造一种政策平衡，以实现对三者的有效控制。马其顿人势力的过大无疑会不利于这种平衡的实现。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压制马其顿认同的动机之所在。
    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代，希腊认同的建构是复杂的。马其顿帝国主义构成了其建构环境中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它使希腊人大体分成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两派对马其顿人，尤其是马其顿王室的族群身份展开了争论。反马其顿派否认马其顿王室所宣称的希腊身份，亲马其顿派则捍卫之。
    马其顿王室遵循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传统，既自我认定为希腊人，也自我认定为马其顿人，从而具有双重族群认同。虽然马其顿王室的希腊身份在希腊世界中经受着争议，但其马其顿身份却是被普遍承认的。对于亲马其顿派来说，马其顿王室的希腊认同使他们与自己的臣民区分开来。
    无论希腊人还是马其顿人都普遍认为彼此是不同的族群。在希腊人看来，非希腊人身份意味着就是蛮族人，但只有反马其顿派才将马其顿人明确地称为“蛮族人”。在实践当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通常都宁愿采取一种“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而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
    对马其顿人和接受了马其顿帝国主义的希腊人而言，希腊认同与马其顿认同是可以被调和在一起来共同面对“蛮族人”的。这尤其出现在有关对波斯和东方的帝国主义扩张及统治的语境里。由于希腊人与波斯人的“世仇”为入侵波斯提供了合法性，也由于希腊文化被赋予了一种高贵的意义，希腊认同经常被加以强调，但这种强调更多地具有宣传性质。在政治实践中，马其顿人是帝国主义的主体，马其顿认同对于马其顿王室和民众都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因此两种认同之间的对立和争夺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其顿国王的双重认同使他们既不完全与马其顿人相同，也不完全与希腊人相同；而这又使他们既可以利用马其顿认同去对抗希腊人，也可以利用希腊认同来抑制马其顿人。这种变色龙似的身份转换背后隐藏的正是谋求帝国主义政策最大限度成功的动机。
    在马其顿帝国主义的环境中，希腊认同表现出了灵活性、可变性和可穿透性，其建构是被来自多方面的多种话语操纵着的。“马其顿人是希腊人吗？”这个问题不是不可回答的，但它的答案决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马其顿帝国主义环境中希腊认同建构所呈现出的复杂情形也提示我们，在观察族群时，要充分意识到：某一族群的存在是以其他族群的存在为条件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所标明的就是各个族群的认同，但族群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是不明确的、模糊的，甚至是弹性的、摆动的和有争议的；这种动态的族群界限，是根据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依靠话语人为地划定的。族群常被人们视为“想象的共同体”——不过也只有“想象的共同体”才会是真实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边界”是会在“想象”中变动的。
    注释：
    ①“帝国”和作为其实现政策的“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强行统治或控制其他国家或族群。实施帝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国家本身具有何种政体是无关紧要的。冈西、维泰克主编：《古代世界中的帝国主义》（P. D. A. Garnsey ＆ C. R. Whittaker, 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78年版，第1页；威廉？弗格森著，晏绍祥译：《希腊帝国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②ethnic identity和ethnicity都是从西方引入的术语。汉语学术界在其对译上存有分歧。identity有“认同”、“身份认同”、“身份”、“特性”等译法。必须承认，每种译法都无法与原词完全对应，但又都揭示了其某一方面内涵。简单说来，identity回答的就是“我是谁”的问题。ethnic identity有“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族群身份”等译法；ethnicity有“族群性”、“族性”等译法。ethnic词源为古希腊语ethnos。ethnos可以指多种不同规模和层次的人群。希腊人可以被视为一个ethnos。希腊人内部又包含着多个被称为ethnos的次一级群体，如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阿卡狄亚人等ethne（复数）。这些次群体内部还可能包含着多个更小的也被称为ethnos的更次一级的群体，如阿卡狄亚人内部又分成阿扎奈斯人、帕拉西奥伊人等ethne。传统上把称呼希腊人的ethnos译为“民族”（nation）；把称呼各级次群体的ethnos译为“部落”（tribe）。这是一种等级式的分类学译法，并不能符合古代希腊人的ethnos概念和实际。当前关于ethnic group的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希腊人整体、希腊人内部的阿卡狄亚人、阿卡狄亚人内部的阿扎奈斯人都可以被视为一个ethnic group；这恰与希腊人的ethnos概念吻合。为了与传统上用来对译nation的“民族”相区别，本文使用“族群”这一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的新译法来对译ethnic group。本文在表达ethnic identity和ethnicity概念时将视不同语境需要互换使用“族群认同”和“族群身份”，两名词应被认为是等同的。这样，“希腊族群认同”和“希腊族群身份”表达的都是“希腊人是谁”或“谁是希腊人”的问题。
    ③萨凯拉里欧对这场争论有一很好的回顾。M. B.萨凯拉里欧：《古风时代的极盛》（M. B. Sakellariou, 'The zenith of the Archaic period'），G.皮拉克托布洛斯主编：《希腊世界史：古风时代》（G. Phylactopoulos, ed., History of the Hellenic World: the Archaic Period），宾夕法尼亚1975年版，第250—252页。
    ④J. M.霍尔：《古代希腊的族群认同》（J. M.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剑桥1997年版，第17—33页；I.马尔肯：《奥德修斯的回归：殖民与族群认同》（I. Malkin, The Returns of Odysseus: Colonization and Ethnicity），伦敦1998年版，第55—61页。
    ⑤J. M.霍尔：《古代希腊的族群认同》；I.马尔肯：《奥德修斯的回归：殖民与族群认同》；I.马尔肯主编：《古代人对希腊族群认同的看法》（I. Malkin 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伦敦2001年版；J. M.霍尔：《希腊认同：介于族群认同和文化之间》（J.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芝加哥2002年版；K.洛马斯主编：《西部地中海地区的希腊认同：纪念布里安？舍夫顿论文集》（K. Lomas, Greek Identity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Papers in Honour of Brian Shefton），波士顿2004年版；I.马尔肯：《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出现》（I. Malkin, 'Networks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k identity'），I.马尔肯主编：《地中海范式与古典古代》（I. Malkin, ed., Mediterranean Paradigms and Classical Antiquity），纽约2005年版。
    ⑥J. M.霍尔：《被争议的族群身份：希腊认同定义演变进程中对马其顿的看法》（J. M. Hall, 'Contested Ethnieities: Perceptions of Macedonia within Evolving Definition of Greek Identity'），I.马尔肯主编：《古代人对希腊族群认同的看法》，第159—186页。
    ⑦（伪）赫西奥德（Pseudo-Hesiodos）：残篇9、10（a）。6-7、20-24，R.迈尔克尔巴赫、M. L.威斯特编：《赫西奥德残篇》（R. Merkelbach & M. L. West （eds）， Fragmenta Hesiodea），牛津1967年版，转引自J. M.霍尔：《古代希腊的族群认同》，第42页；该版本残篇9即《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伦敦1912至今版）版本残篇4。本文其他各处所引古典文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出处均采用国际通用的卷、章、节或行标码标注。引文均自译。
    ⑧（伪）赫西奥德：残篇7，迈尔克尔巴赫、威斯特编：《赫西奥德残篇》，即《洛布古典丛书》版本残篇3。
    ⑨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Historiai）5.22.2、8.137-139，C. 休德校勘：《希罗多德的〈历史〉》（C. Hude recognovit, Herodoti Historiae）下，牛津1986年版。
    ⑩埃佛罗斯（Ephoros）：残篇70，F.雅科比编：《希腊历史著作残篇》（F. Jacoby ed.,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莱顿1923-1958年版，第15种，转引自J. M. 霍尔：《被争议的族群身份：希腊认同定义演变进程中对马其顿的看法》，第168页；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n, Georgraphika），9. 4. 10。
    （11）海拉尼括斯（Hellanikos）：残篇4，F.雅科比编：《希腊历史著作残篇》，第74种。
    （12）例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oukydides, Historiai），2.80.5-6、4.124.1、4.126.3, H. S. 琼斯校勘：《修昔底德的〈历史〉》（H. S. Jones recognovit, Thucydidis Historiae）上，牛津1942年版；希罗多德：《历史》，7.130.3；卡尔凯东的特拉叙马括斯（Thrasymakhos Kalkhedonios）：残篇2，H. 迪尔斯、W.克兰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著作残篇》（H. Diels & w. Kranz ed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柏林1903-1975年版，第85种，转引自J. M.霍尔：《被争议的族群身份：希腊认同定义演变进程中对马其顿的看法》，第160页。
    （13）德摩斯提尼：《第三篇反腓力》（Demosthenes, Kata Philippou Ⅲ），30-31。
    （14）伊索克拉底：《致腓力》（Isokrates, Philippos），76、32、127；另参见5.33-36、77、112-114。
    （15）伊索克拉底：《致腓力》，139。
    （16）德摩斯提尼：《第二篇反腓力》（Kata PhilippouⅡ），25；《论凯尔罗奈索斯的事态》（Peri ton en Kherrhonesoi），41以下。
    （17）德摩斯提尼：《论伪使团》（Peri tes parapresbeias），9-10；参见埃斯奇奈斯：《论伪使团》（Aeschines, Peri tes parapresbeias），79。
    （18）德摩斯提尼：《论伪使团》，305。
    （19）德摩斯提尼：《论伪使团》，308；埃斯奇奈斯：《论伪使团》，41-43、47-48。
    （20）埃斯奇奈斯：《论伪使团》，79；《反克泰西丰》（Kata Ktesiphontos），71。
    （21）埃斯奇奈斯：《论伪使团》，114-118；伊索克拉底：《致腓力》，16、80、140、68、114、116。
    （2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97.2-3；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Ploutarkhos, Perikles），29.4。
    （23）伊索克拉底：《致腓力》，107—108。
    （24）M. N.托德：《希腊历史铭文选》（M. N. Tod,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第2卷，牛津1950年版，第177则第5行。
    （25）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Arrianus, Alexandrou anabasis），3.24.5。
    （26）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Diodoros Sikeliotes, Bibliotheke historike），16.60.1。
    （27）鲍萨尼亚斯：《希腊纪行》（Pausanias, Hellados Periegesis），10.3.3、8.2。
    （28）德摩斯提尼：《论伪使团》，19.327。
    （29）N. G.哈蒙德：《马其顿的腓力》（N. G. Hammond, Philip of Macedon），伦敦1994年版，第94页。关于近邻同盟的12个族群（ethne），参见埃斯奇奈斯：《论伪使团》，116；鲍萨尼亚斯：《希腊纪行》，10.8.2。
    （30）伊索克拉底：《致腓力》，154。to ton allon genos直译作“其他人的种族”。
    （31）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Alexandros），47.5。
    （32）所列为笔者不完全统计。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2.7.4-5、4.11.8-9；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17.3.1-5、14.1-2、98.5-99.6；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1.1-3、47.5、50.4-51-6；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幸运或美德》（Ploutarkhos, Peri tes Alexandrou tykhes e artes），329e-330a；昆图斯？库尔提优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史》（Quintus Curtius, 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 Macedonis），3.9.2-3、4.1.10-11、4.1.35-40、5.7.3-12、8.3.10-15；查士丁：《腓力史概要》（Iustinus, Epitoma Historiarium Philippicarum），11.1-2，E.尚布里、M. L.泰莉-尚布里编：《查士丁的〈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概要〉暨旁培？特罗古斯的〈前言〉》（E. Chambry et M. L. Thély-Chambry, eds., Justin, Abrégé des Histoires Philippiques de Trogue Pompée et Prologues de Trogue Pompée）第1部，巴黎1936年版。
    （33）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17.19.1-3、20.1-3、22.4、84.1-4、85.5-7、108.1-3、115.4。
    （34）E. N.伯尔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史料传统》（E. N. Borza, 'Greeks and Macedonians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source traditions'），R. W. 瓦雷斯、E. M. 哈里斯主编：《走向帝国》（R. W. Wallace & E. M. Harris, eds., Transition to Empire），诺尔曼1996年版，第122—139页。
    （35）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2.14.4。
    （36）M.弗拉沃：《亚历山大大帝与泛希腊主义》（M. Flowe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Panhellenism"），A. B.伯斯沃斯、E. J.贝因汉姆主编：《实际和虚构中的亚历山大》（A. B. Bosworth & E. J. Baynham, ed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Fact and Fiction），牛津2000年版，第96—135页。
    （37）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16.89、16.91.2、17.24.1；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2.14；查士丁：《腓力史概要》，11.5.6；波利比奥斯：《历史》（Polybios, Historiai），3.6。
    （38）色诺芬：《阿盖西劳斯》（Xenophon, Agesilaos），1.8-10；《希腊史》（Hellenika），3.4.5。
    （39）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17.100.1-106.6。
    （40）昆图斯？库尔提优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史》，9.7.16-26。
    （41）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50.4-5。
    （42）欧里庇得斯：《安德洛玛凯》（Euripides, Andromakhe），694-702。

(责任编辑：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