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买办，“多系旧日洋商行店（按指“十三行”）中散出之人，本与该夷素相熟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总三一五五页。）广帮买办随洋商转移到上海，最早为19世纪40年代。几个著名洋行，都在上海设立分行，如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伍浩官即前往开辟，阿三（Asam）、阿陶（Atow）、阿福（William Affo）等也是在1845－1851年间先后到上海充任买办的。（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 附录三，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旗昌洋行到上海设立分行，最初从广东带去三名买办，其重要股东唐廷枢、唐茂枝、徐润等均为粤人。宝顺洋行由徐钰亭任上海分行首任买办，其弟徐荣村、侄徐润继充该分行买办。该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汉口等处的分行，1861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附录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另外，上海美商贝德福（Badford & Co）和莱特（Wright & Co ）洋行雇用的买办乃至厨司等华籍职员全系广东籍贯之人。（注：马士：《太平天国时代》，转引自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138页。 ）在乡谊与利益驱使下，致使介绍同乡担任买办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林钦在1863年辞去怡和洋买办时，举荐唐廷枢接任。唐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在1872年离开怡和，任招商局总办时，则由其兄唐茂枝接替其在洋行中的职位，且为其权益的代表。郑观应进招商局时，也保荐同乡杨桂轩任太吉洋行总买办。杨梅南任太古洋行买办，则是徐润在经济上作部分担保的。稍后，1919年郑伯昭为推销英美烟公司而开设的永泰和烟行，总、分行200 余职员，直接由香山乡下招来，非亲属即为同乡。粤籍买办雇用同乡作雇员，使各通商口岸粤籍人数众多。他们不但称职，收入也丰厚。粤籍买办更多的是活动在上海。广帮买办在上海的发展，随之引来了大批粤人，到清末，旅沪粤商达17－18万人，上海曾一度被称为“小广东”。（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1879年9月5 日《申报》记述： “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惟广帮为富”。（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随着广帮势力的发展壮大，广帮的同乡会--广肇公所也于1872年成立。除了成立广肇公所之外，还购地设立了厝柩的广肇山庄，读书的多所义务小学、中学及广肇医院。（注：有关广肇公所、广肇山庄及其所属学校、医院的变迁，可参见薛理勇著《上海滩地名掌故》的相关条目（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肇公所是上海具有巨大影响和相当实力的工商团体。与之相适应，是做宣传工作。“半系粤人”任执事的轮船招商局成立后，1873年，经唐廷枢、郑观应、叶廷眷、容闳等人策划，粤商集股一万两，创办了华东地区第一份由中国人控制的日报--《汇报》，与英商控制的《申报》相驳难，为发展民族经济作积极宣传。（注：例如《汇报》 1874年7月14日《论丝茶宜出洋自卖》中写到，“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专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无庸附搭他国也”。汪敬虞先生认为，这个论点反映了唐廷枢当时的要求。）《汇报》的创办得到署理上海知县叶廷眷的支持，唐廷枢助成之，郑观应为之起草章程与办报宗旨，由容闳负责，经理是邝容阶，它可以说是广帮的宣传喉舌。章程中规定，“本局专以翻刻中外新闻，逐日传报，以期改良社会之习惯，周悉外人之风尚，考较商业之良窳，增进国民之智慧，尤要协力同心，公正办理，以图生意畅旺”。（注：《创办上海汇报章程并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1175页。）这份报纸一年之后在与《申报》竞争中失败、停刊，不过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经诉求，是应当予以适当评价的。
    广帮商人之所以能在上海办成一些公共事业，与广帮买办起倡议与核心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又与唐、徐、郑等买办家族所起作用尤其有关，而这几个家族关系异常密切。夏东元教授清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指出：“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他的叔父郑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景星）也是姻亲，而与买办商人家庭出身、十五岁（1852年）就到上海宝顺行学艺的徐润（雨之），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而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已与徐润同在宝顺学艺了”。（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第284页注1。）中国人历来重乡谊， 乡谊中加上姻亲关系，在异地图谋生存发展，条件便更为有利了。上述例子是广帮买办关系网的典型事例。乡谊不但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实际作用。广东香山人、上海广东天地会首领刘丽川，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中是重新组织的小刀会的领袖。他从40年代起定居上海，因为能说英语，曾充上海商行的经纪人和丝茶糖业栈伙，并通过行医等活动在上海扩大天地会的影响。小刀会起义后，逮捕了宝顺洋行买办出身、捐官而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但不到一星期，吴便在美国人帮助下逃出了县城。（注：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根据另一种记载， 是刘丽川碍于同乡人情面以及广东人对他的感情而不敢杀他，同时又怕小刀会的另一帮派--福建帮会对他下手，于是暗中将吴健彰“放”了出去。（注：《上海滩地名掌故》，第31页。）广帮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形成了网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种凝聚力。
    其次，是广帮买办的角色转换，由商入官，亦商亦官。
    近代以来，买办虽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不过他们在长时间内仍然“耻言身份”。为何如此？盖“向者中国士大夫视洋行买办，不过为洋商之奴隶，唯知奔走奉命，攘同胞之利益。以孝敬其主人，…鄙夷不屑道”。（注：所引陆康《买办》及章太炎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页。）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要容闳去日本长崎任买办， 他婉拒不就：“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予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他拒绝了做买办去日本任职，但“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结果从浙江到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产茶区调查及收购茶叶。（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刊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80页。）他不愿居买办之名，却行买办之实，原因正是买办地位、名声之不佳。尽管如此，好利之徒，仍趋之若鹜，因为从事这一职业，有政治、经济利益可图。就经济上而言，业此者“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韬著：《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广帮货殖华洋，从行商制度中吸取了经验，建立了联系网络，又有新式经营的知识与技能。他们不但为洋商所倚赖、信任，官府方面，也往往借重他们。买办与一般商人同样进行资本积累，用在工商发展方面。他们充任买办，逐渐以附股形式加入洋行经营，逐渐转为合营，最后脱离，自行经营，成为民族资本企业。曾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活动范围很大，先后创设绍祥字号、润立生茶号、宝源丝茶土号，做丝茶鸦片生意。其叔父徐荣村还是所谓“苏州制度”的创造者，即为宝顺洋行以鸦片易生丝的经营方式进行贸易。徐润还开设立顺兴、川汉各字号，从事烟叶、白蜡、黄白麻、桐油的经营。徐润在1862－1868年间任买办，所收佣金约80万两。到1883年，其资产已达500万两， 其自营收入已占绝大部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为了将全部时间用于个人生意，辞去了买办的职务”。很明显，从事个人生意，已经可以“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了。（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家资殷实的买办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 于是出现“久贾而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捐官取得官价与官职，而且担任了重要的实职，拥有政治上的地位，并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报捐功名而获得官衔的买办，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从事经济活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唐廷枢。唐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捐得同知，随着他在办理洋务企业方面的成绩，升为道台。李鸿章甚至保举他“才堪备各国使臣”之任。唐氏本人虽辞去买办之职，但他与洋行关系并未切断，唐氏家族依然是广帮买办群体中的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