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商入官方面，徐润、郑观应与唐廷枢情况相同。他们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都有明显的成绩，而本人及其家族也仍然是买办群体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角色。我们还看到，吴健彰到上海之后，捐资获道员衔，分发浙江差用。在外国人支持下，当上苏淞太道兼江海关监督。他任职期间，仍“与夷人伙开旗昌行”。叶廷眷两次署理上海知县。获同知衔的容闳曾任洋行代理人，他被曾国藩派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旋以驻美副使兼留学生监督身份任职数年，后来还应郑观应之求，代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洋员技师。
    就总体而言，买办捐官的未必占多数，不过，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在买办中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买办（买办官僚）在内的广帮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图谋发展，成为国家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
    广帮买办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是一种积极因素，他们扮演了非自觉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毫无疑问，从事鸦片贸易，曾经是广帮买办勾结洋商进行走私、贸易的罪恶行径；买办们分洋商之利，也是事实。但如果人们从近代历史总的趋向来观察，买办群体尤其是广帮买办，功过是分明的。
    广帮买办在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洋务民用企业四大类，即轮船运输业、电信电报业、矿业及纺织业中，均积极投入。至于铁路兴建、金融、银行筹建、机器制造、码头修筑、土地垦殖、保险业、盐务、煤气生产、印刷业及进出口业等新式行业的创建或发展方面，亦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商业制度方面，明显起了积极作用。广帮买办还帮助政府购买舰只，培养技术人才。他们帮助洋人开办英华书馆、格致书院，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买办，但是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展以来，逐步得到发展，到70年代，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已从求强转变为求富，从制内转变为御外。在洋务派组成方面，显著的一点是增加了新的成份，包括一批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能力的商人、买办及具有洋务才干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等。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参与创办或经营大部分洋务企业。特别是郑应观，论者或称之为“买办学者”，是早期维新派的重要论家。他写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厄。他的商战思想，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在经济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张。他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将民主、科学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指出体用须得一致，国家方能富强。将学习西方科技与学习西方民主议政制度结合起来建设近代国家，郑观应的言论实已远远超出洋务派思想家们自强、御侮的变革要求，成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所周知，郑观应不仅有其改革理论，本身也积极参加洋务活动，在许多方面，他是唐廷枢、徐润等广帮买办的积极合作者；他还得到李鸿章、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大吏的重视与任用，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的经营。凡此，从制器层次来说，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至于唐廷枢，在1892年他去世后，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盖此公一生精力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弟与之谊属至亲，诸多叨爱，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注1。）这些评论，大体上是可信的。对于唐廷枢所进行的活动，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即称，唐氏“破除旧时之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注：《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八），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他去世后，《北华捷报》认为“他的死， 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困难的”。（注：《北华捷报》1892年10月14日，第562页。）
    郑观应等人也为广东做过一些好事，如为广州、佛山等地修筑码头，以开拓航运；架设粤沪电线，郑氏曾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只是受王客观环境所限，未能有更大作为。另外，穗、港地区的买办，与沪、津、汉口等的广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外地的广帮商人一样，关怀桑梓，在广东近代建设事业中，也有过自己的贡献。故在指出粤籍买办为西方商人服务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第四，广帮买办中的若干人物对中国政治改革乃至革命运动，亦有所贡献。
    根据容闳记述，他在访问天京时，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条，作为治国之道。以后，他曾向当道建议开设银行。他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上海国会活动。晚年在美国，还先后支持康有为、孙中山活动，继续关怀祖国命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让自己的孩子返国，参加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如前所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特别强调发展工商，进行商战；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设议院，改良政治。吴广霈的《盛世危言·跋》称之为“针膏肓而起风痺，震痴聋而启昏愦，则此编实医国之灵枢也”。他帮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有的学者认为《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是孙中山的作品。他支持维新运动，尽管他未介入百日维新活动。要而言之，容闳、郑观应都是支持社会变革的人。
    郑观应等人领导的广肇公所，也为社会变革做过积极贡献。据上海《苏报》1903年4月27日所载，当拒法运动兴起之际， 粤商在广肇公所集会讨论拒法事宜。会中有一商董发言称：“公所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此言甫出，即遭与会诸商不满，“群起大哗，痛诋该董事无爱国之心”。诸商并争相演说，谓“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这种言论，反映出旅沪粤商已具初步的民族主义意识。1905年，社会各界掀起要求废除虐待华工的中国与美国的相关条约的运动，国人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上海商会率先发出号召，相戒不用美货。广帮商人也在广肇公所集会，进一步提出几项措施：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职；所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他们的爱国行动，与全市、全国的反美浪潮相呼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