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史料可以说明，民初山西早婚现象十分严重。首先是订婚的年龄很早，甚至许多地方有指腹割襟，襁褓为婚者，如荣河县“定亲过早，富者尤甚”。（注：民国《荣河县志》卷8，礼俗。 ）早婚在方志中的记载比比皆是，如乡宁“女子二十而嫁，古之常也，今则十五六岁，竟有十三龄即笄者”；（注：民国《乡宁县志》卷7，风土记。 ）《浮山县志》载：“两姓议婚，近多不待男女长成，且嫁娶更决之太早”。（注：民国《浮山县志》卷32，风俗。）《虞乡县志》载：“今俗迫不及待，尽有十三、四岁即行嫁娶者”；（注：民国《虞乡县志》卷3， 礼俗。）天镇“富室早娶，往往有妇年及笄而婿才扶床”。（注：石蓉璋：《合河政纪》。）可以这样估计，民初山西男女结婚年龄多在十四五岁。山西早婚现象如此严重，其危害如何呢？《乡宁县志》载：“男子之婚动二十、三十，亦有终身鳏居不能室者”。（注：民国《乡宁县志》卷7， 风土记。）由此可见，早婚破坏了婚姻结构，导致社会生活不合谐。早婚的另一危害在《虞乡县志》中也有记载：“于卫生、强种大有妨碍，虽经官绅禁止、开导，此风尚未革除”。（注：民国《虞乡县志》卷3， 礼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封建等级思想在作祟。《浮山县志》云：“门第不合，不许轻婚”；（注：民国《浮山县志》卷32，风俗。）《襄陵县志》说：“士大夫只重门第”。（注：民国《襄陵县志》卷24，礼俗。）另一方面是传统婚姻观念中的宗法家长制思想，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如指腹为婚，襁褓为婚等，认为可以亲上加亲，世世和好，这同时也是特权等级维护其特权地位的手段。
    买卖婚姻也是当时山西盛行的一种社会恶习，民国《曲沃县志》曾形象地记述了这一沿袭过程：“清初，聘礼极微，言及财物，人咸耻之；光绪季年，风气不（丕）变，聘金有二、三百金，或竟四、五百金者；民国则变本加厉。议及婚事，先讲元额，番饼二百枚，亦几成为口头禅。中人之家，不敢轻言婚事，嫁娶失时，此亦人丁缺乏之一原因”。（注：民国《曲沃县志》卷7，礼俗、风俗。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乡宁“光绪间，平家行聘，无过五十千者，至光绪末，增至二百千；今则三、四百千不足，异矣”；（注：民国《乡宁县志》卷7， 风土记。）解县当时“仍粗有旧日规模，然利欲心迷，廉耻道丧，往往议金钱，争币帛。媒妁往来，行同市侩，一言不合，詈如雠仇”；（注：民国《解县志》卷14，礼俗。）新绛县“近年以来，习俗浇漓，女子适人，其父母惟视钱财多寡为断，聘金有大洋五、六百元者，贫家甚至破家倾产不足供娶一妻之用”；（注：民国《新绛县志》卷3，礼俗略。 ）临县“近年婚姻论财，不遵古制。婚礼每逾百圆，且有多至三、四百圆者，聘金外尚有后节礼，名曰费金，贫者无力，办至衍期”。（注：民国《临县志》卷13，风土略。）
    买卖婚姻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人们已不把婚姻当作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利用它来勒索钱财，牟取厚利。它还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使人们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此种陋俗，于结婚当事人讲更无幸福美满可言。
    此外，民国初年在山西某些地区还有“童养媳”、“冥婚”、“空房”、“招女婿”等不良婚俗的存在。
    婚姻习俗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变迁是社会政治及经济变革的结果，也就是说，婚俗的变迁要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新的变动。民初山西社会传统婚姻程序的删繁就简及文明婚礼的出现，就是这种社会变革的体现。然而，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一个没有完善的社会制度环境为依托的变革，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彻底、全面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使婚姻变革同当时所有变革一样，迈出了步子，但只能是迟疑的一小步，是一场缺乏深度与广度的礼俗变革。
    婚姻习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含有合理成份的习俗往往在其发展中得到广泛承认从而被世代继承；同时，恶习陋俗也会因保守势力的存在而传之后世，希望它一朝一夕就自动消失是不可能的。民初的山西婚俗，包括它的程序及操办方式，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今天的婚俗生活。纵观这段变迁历程，我们应当充分理解曾经经历过的艰难变革，我们为自己付出的努力而自豪。在今天这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更应努力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发展更加健康、更有利于民族未来的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