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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人权运动的高涨、女权运动的影响以及年鉴学派对下层边缘群体的重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开始发掘中国历史中的妇女题材。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资深教授贾士杰（Don C. Price）回忆，他是最早在大学里教授妇女史的学者之一，也是戴维斯分校第一个开设中国妇女史课程的学者。1972年，卢蕙馨（Margery Wolf）出版了研究台湾农村妇女的专著，在批评父权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母系家庭”（uterine family）的说法，并且发现农村妇女存在着亚文化--妇女社群。它虽然次要，但是在村落社区中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对抗父系制的作用。1975年，卢蕙馨和维特克（Roxane Witke）牵头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一书，开始有意识地将作为集体的中国妇女放回历史中进行考察。 形成以斯坦福为核心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团队20世纪80年代，学界延续了激进时期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思路，在历史中重新找到妇女丢失的位置，并批判传统制度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以及妇女所面临的各种桎梏。其中，1981年桂时雨（Richard Guisso）和约翰内森（Stanley Jaohnnesen）合作编写的《中国妇女--历史研究的新动态》代表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妇女作为一个领域开展全面的、跨学科的研究。此后，中国妇女史研究发展迅速，逐渐从边缘走向史学主流。 就是从那时起，一批受过良好中国史学培训的女学者，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曼素恩、贺萧（Gail Hershatter）、韩起澜（Emily Honig）开始转向中国妇女史研究，从边缘一步一步走向中心。 贺萧的第一篇论文是与韩起澜一起完成的有关上海女工的研究。虽然贺萧的两个导师都是白人男性，均不做中国妇女史研究，但他们都很支持贺萧的做法。韩起澜则在上海实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姐妹们与陌生人》一书。在上海女工身上，她并没有发掘出原本以为工人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相反，她发现的是女工群体之间的破裂。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从缺乏材料，到自己发现材料；从没有现成的课程，到自己编写教案；从没有学术组织，到学者之间互相扶持和团结；从被评审冷落，到互相鼓励、批评，再到直接参与评审。从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这批学者经历了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界发展壮大的每一个阶段，并成为斯坦福大学妇女史研究的核心。 “妇女学”设立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这群开创者还通过和其他史学领域，如美国史、欧洲史、中亚史、印度史、拉丁美洲史的女学者积极互动，把妇女史研究在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制度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大高校多开设“妇女研究”中心，颁发学位，吸引全校各种不同背景的学者和学生参与其中。而历史系则集合各领域的女学者开设“妇女史和性别史”的辅修专业，尽可能在历史领域内部形成强有力的研究态势。1970年，全美高校开设了17门妇女学课程，到1973年，全美高校创办的妇女学中心达到80个；而进入90年代以后，妇女学已经可以颁发博士学位。同时，妇女学研究的期刊和杂志也大量出现，比较有名的跨学科期刊包括《标志》（Signs）、《妇女学》（Women‘s Studies）等。1999年，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专刊《男女》（Nan Nü）出版。 “性别史”多元化进入历史研究主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走入了独立和成熟的阶段。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吸收了1986年琼·司各特（Joan Scott）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并且予以实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研究范畴被置入具体研究之中；二是这一时段不再那么强调女性与父系制的冲突，而主要关注妇女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经历和角色。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界出版了著名的“四书”，包括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以及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这些研究一扫中国史研究对妇女认识的缺乏，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直至五四新文化话语对中国妇女的观点，并指出革命话语对晚清和五四话语的继承兼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人对中国妇女史的理解。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妇女史研究走向了多元化。妇女史走向性别史。而“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族群”、“年龄”等范畴一起，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角度。中国妇女史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史领域的显学。例如，传教史的研究把女传教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分析传教士性别化的意识形态；海外华人的移民史也从性别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性别在海外移民进程中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变迁等。目前有关近、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的研究也不约而同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女性化趋势。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比如灾难史的研究中，也融入了性别的视角。众多的救灾信息和描述灾难的图画显示，女性在受灾过程中相比男性更有可能受到虐待和伤害，但同时又比男性获得更多救助的希望。性别史多元化的走向是成功的，它说明通过30年的不懈努力，妇女史和性别史终于不再是可以被忽略的边缘。然而，进入主流之后，性别史反而不再成为妇女史研究的唯一核心概念。可以说，它逐渐消融在多元化的史学领域内。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性别史研究过于偏重女性，缺乏同等分量的关于两性的研究，使得它往往被简单地称为“妇女史”，类似苏成捷（Matthew Sommer）从两性的性别差异去分析明清时期法律的伦理化、“贞节化”倾向的著作实为凤毛麟角。目前，性别史研究的学者在大力呼吁多从男性或者两性的性别角度去诠释历史。 从性别角度解释中国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性别史研究趋向于从性别主要是女性的角度重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这一思想逐渐延展开来，通过学术交流，被香港、台湾乃至大陆的更多学者所接受。刘咏聪2012年出版的《性别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新貌》一书就是这一思想的最新阐释。虽然此书不是在美国学术界出版，但它延续了美国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思路，为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在大陆受到重视做好铺垫。 需要补充的是，美国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兴盛离不开一批华裔女学者的贡献。这批女学者多数来自中国大陆，世纪之交留学美国。她们带着在新中国体验到的“性别”，与一个异质文化中培养出来的性别理论和性别史进行对话。她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诸多空白，她们的个人经历、创见还纠正了美国学术界对新中国“性别平等”的负面理解，使美国学者认识到：新中国的“性别平等”存在问题的同时，给予了中国妇女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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