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发生阶段，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新的因素，这一事实，必然要在体现社会政治文明的载体--国家政权构成的建设上表现出来。官制是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随着春秋社会变革的发生和发展，当时的职官制度也有了自己特定的形态，这是春秋官制的发展化特点。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兼并争霸，各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各列国的社会政治文明进化程度自然也不一致，反映到春秋列国的官制建设上，就是各具特点，既有共同处，也有独特处。这是春秋官制的复杂化特点。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春秋列国的职官设置，既体现着商周以来官事可摄，臣仆用事等传统，又强化着职官权限分工明确化的趋势，并酝酿着文武分职的契机。很显然，春秋时期诸侯列国政权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职权责不分现象还多少存在。例如晋国执政之卿，一方面是国内政务上的执政，另一方面又是军队的统帅。又如楚国设令尹、司马等职，从表面上看，似乎令尹多偏重于治文，司马多偏重于经武，实际上，令尹、司马皆亦文亦武，职权可以互摄，并无严格的分工。不过，春秋列国职官设置，的确朝着更加明确化、稳定化的方向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由王宫大臣及臣仆主事型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官吏之转变（童书业语），突出表现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之官进一步受到重视。当时，列国官制虽然各具特点，但绝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司徒、司马、司空的官职。这些官职职权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其他诸如太师、太傅、司寇一类职官的职权界限，也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稳定和明确。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末期官制建设上文武分职的萌芽开始出现。当时随着新兴士阶层的崛起，文武分职现象逐渐发生。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冉有和子路同为季氏家宰，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像是偏于文职。而子路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则似偏于武职。三晋在春秋之末，开始有“相”与“将军”的设置，文武亦逐渐殊途。《战国策·赵策一》上说：“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这其实是对春秋末年官职文武始分萌芽现象的很好概括。战国官制中文武分职做法，应该视为春秋晚期文武分职萌芽的逻辑发展。
    战国时期的官制建设，继续沿着职权明确、文武分职的历史趋势全面演进。在当时各国纷纷实行变法，逐步削弱旧贵族的势力，在这一基础上，各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并添设爵位，以招徕四方贤能，从而最终形成了以丞相和将军分别为文武百官之长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
    四、东与西的较量与政治文明圈的构建
    自当年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之后，从东西部族互动关系考究中华文明起源（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价值观念的交合与互补等等），遂成为人们认识与解答古代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学术界对傅先生的基本论点在结论可靠性与否上仍有分歧，但它作为一种考察古史的基本方法则是为学界所普遍承认的。近年庄春波撰有《华夏东西说》一文（《新华文摘》1997年1期转载），更是通过对华与夏起源不同地区及其文化形态差异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申论了傅斯年的观点。
    一部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东西两大区域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早在黄帝时代，“以姬水成”，发祥于今陕西黄土高原的黄帝族，与以今山东大地为基地的东夷集团蚩尤族，便为争夺中原核心地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谓“涿鹿之战”就是这场生死斗争的具体写照。战争的结果，代表西部势力的黄帝族战胜了代表东夷势力的蚩尤族，西方势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区，“合符釜山”，号令天下。然而东夷集团并未消亡，黄帝不得已采取怀柔措施，“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昊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设法使东西方两大群体互结为同盟。
    这个格局一直沿袭了下来，所谓尧舜禹禅让，曲折反映出东西两大地区及集团势力此消彼长的实质关系。唐尧是西方势力的代表，虞舜则显然是东方势力的首领，因为《孟子》书中说得很清楚：“舜，东夷之人也。”他们轮流成为这个同盟体的领袖，这就是华（虞舜）与夏（唐尧）东西方融合的标志。虞舜失势后（巡游九嶷，卒于苍梧云云，实际上是对东夷一方失势的委婉说法而已），代表西方势力的禹再次成为同盟的领导中心，及禹衰老死亡，按东西方轮流坐庄的惯例，本应由代表东方的伯益替代大禹主政，然而西方群体不遵守这个成规，企图继续拥有主宰权，遂有禹子启袭杀伯益事件的发生：“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东西同盟终于瓦解，西方与东方又陷入相互冲突的漩涡之中。
    启结束禅让制，东方势力自然不会甘心，于是有夏朝前期的太康失国事件发生，东夷有穷氏部落的后羿凭借武力从西方群体手中夺取了政权，寒浞杀羿自立，但代表的仍是东方群体。后来“少康复国中兴”，同样依靠武力夺回政权，这就是那一段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夷夏斗争的轶史。
    少康之后，夷夏关系仍处于既斗争又融合的状态之中：后芬曾征于东海，尔后有“九夷来御”；后芒时，东狩于海；后泄时，加畎、白、赤、玄、风、阳诸夷以爵命；后发时，“诸夷来宾”。但是东方势力的屈服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要与西方势力进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个任务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了。商的先祖以鸟为图腾，显然与东夷有关系（少暤氏以鸟名官），其根据地亦在东方，相传其三世先公相土作“东都”，故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说法。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终战胜后桀，灭亡夏朝，建立商朝，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方角逐中占据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