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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旧金山是一座因淘金热而兴旺起来的繁荣都市，码头忙碌，酒店遍布，高楼林立。然而，危机正从太平洋的另一端不期而至。新年后的第二天，一条名为“澳大利亚”号的汽轮泊靠于金门湾，船上的偷渡客--老鼠，轻而易举地逃过了海关的盘查，带着臭名昭著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病毒上了岸。它们昼伏夜出，沿着湿淋淋的下水道，向城市的心脏一路挺进。 这是《华尔街日报》医学报道女记者玛丽莲·蔡丝（marilyn chase）在其新书《旧金山瘟疫》（the barbary plague：the black deathin victorian san francisco）的开篇描述的景象。“澳大利亚”号到来两个月后，第一例感染者王楚金（wong chut king）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发病。当地的检疫官约瑟夫·金荣（joseph kinyoun）临危受命处理疫病，然而，此人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行事却独断专行，不讲策略。金荣对疫情做出了正确诊断，但其隔离措施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他隔离了华人，却任由疫区建筑物内的白人店铺继续营业；强制接种疫苗--也是针对华人；限制旅行，给建筑物消毒，最后拆掉木结构的房子--还是只对华人，白人则一概不在此列，甚至带着病毒的老鼠也可以到处乱跑，而没人组织去消灭这些阴险的杀手。 华人当然不干了，群起抗议，并以种族岐视为由告上法庭，最后胜诉，隔离令被撤消，疫苗免接种。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旧金山蓬勃兴起的旅游业，也对断断续续发生的疫情百般掩盖。恶果在5年后终于显现--1905年，黑死病在旧金山再度爆发，又经过两年，才奋力将瘟疫扑灭。 这是个百年前的恐怖故事吗？放在半年前，恐怕没几个读者会留心此书，也不会觉得它有多么“恐怖”。前后两次疫情，染病者总共才280人，死亡172人，对当时有35万人口的旧金山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现在再读此书，想必这世上人人都会有不同的心情。 《出版家周刊》的评论说，蔡丝的笔触深入了社会、文化和心理领域。不错，瘟疫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医学或科学问题。对付它，有时手段比科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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