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期二十多天的“2000中华文化美国行”可以说是中国政府首次这么大规模的公关活动。这次活动在美国各阶层引起的反应不一，有欣赏的，有漠不关心的，还有批评的。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夏利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要想改变国际形象应将重点放在国内的改革上，而不是在美国的宣传上。 尽管这次活动的效果在短期内还看不出来，但应指出的是，第一，这次活动有利于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第二，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十分关心国际舆论的反应；第三，中国领导人开始注意国际公关。公关这一概念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接受公关也是中美交往的一个结果。 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以来，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和军事等广泛领域进行了交流。对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而言，中美恢复科技文化交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向美国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正如中国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题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12万人，他们不仅为增进中美两国从民的了解起着桥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也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美两国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问题。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开始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不仅先后制定了《版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参加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并且，还不断地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便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 中美两国交流的增加也增进了中国消费者保护自己应有权利的意识。由于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的增加，中国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消费者保护协会。这在改革开放前是难以想像的。而且，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也不可能能象今天这样普及。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对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都有深刻的印象。 中美两国的交流不仅对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还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艰难而又持久的谈判，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都意识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们所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因此，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重组，希望以此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中国在许多方面必须接受国际规则。 当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价值观的差异，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威胁对台湾动用武力，贪污腐败盛行等。这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如何改善中国的人权，如何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减少中国国内的贪污腐败行为。 在人权问题上，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人权问题上的轻重缓急的秩序是不同的。现在美国人强调的是公民权和政治权，而中国多数人关心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一个三分之一的人口人均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国度里高谈选举权是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 在台湾问题上，未来有可能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是一部分台独势力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试图寻求独立。自从中美“8·17公报”签署以来，中美关系在“三个公报”框图架下得到较平稳的发展，大陆和台湾也在“1992年共识”下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严重地冲击了这一个三赢的框架。而目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则企图摧毁这一框架。因此，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是大陆在沿海部署导弹，而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美国在同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经历。不错，中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也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人在敦促中国改善人权方面总体上来说有一种挫折感，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在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迹象。不过，如果美国总结一下其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便不难发现，凡是美国以伙伴的身份，帮助中国解决具体问题的，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凡是美国以霸主的身份（至少在中国看来）试图通过压力强行达到美国的目标，受挫折的可能性就大。在这方面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世界银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以伙伴的身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建议，赢得中国领导人的信任。因此，如果美国希望在其感兴趣的议程方面赢得中国政府的合作，以平等的身份进行磋商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美国参议院正在讨论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的议案。美国参院通过这一议案将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有益于改善中国的人权和促进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