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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美国是个充满理想、挫折、迷惘与暴戾的时代。时代的序幕由甘乃迪入主白宫揭起，当时他四十三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新总统标榜「新境界」（new frontier），激励全国青年怀抱理想、追求超越。一时之间，华府的保守陈腐之气消失殆尽，取代者乃是文学诗歌之音韵与知识哲学之尊宠。随著「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的解除，以及「和平工作团」构想的落实，甘乃迪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1963年11月甘乃迪在德州遇刺，理想主义的梦想遭到无情政治势力的摧毁，美国从此陷入一场折磨不断的噩梦。 1960年起，南方黑白种族的冲突日益恶化，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在1963年8月号召了十万群众由各地向华盛顿和平进军，林肯纪念堂见证了少数族群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示威。1964年「东京湾事件」後，美国在詹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战场，越战情势全面升高。越战导致美国政府必须徵兵，但年轻的一代拒绝加入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各地抗议示威不断。大学生或者占领校园、捣毁学校与军方合作的研究机构，或者吸毒杂居、以反社会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满。1968年4月金恩被杀，两个月後甘乃迪家族的罗伯。甘乃迪又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遇刺身亡。美国的噩梦已经不只是折磨，而是战争、反抗、暴力与死亡。这个世代确确实实是美国共和的危机。 汉娜。鄂兰见证了这整个时代的不幸，就如同她在二十几年前见证了极权主义的浩劫一样。甘乃迪就任总统之时，她的兴奋期待不亚於当时的年轻人。她曾说：「甘乃迪的处事风格使他的政府截然不同於以往的政权，其差别并不在於各种政策的追求，而在於他对政治能有一卓然见解。」这个见解，用鄂兰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讲，就是摆脱一切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全新的角度体悟政治行动之无限可能--政治就像人类生生不息的现象所召示的那样，是自由与活力的表徵。当甘乃迪遇刺殒命之後，她也跟多数美国人一样忍住椎心之痛目睹他的大殓。随後越战升高，整个美国社会被卷入一场道德的大辩论。在撕裂的美国心灵中，她有时呵护反越战、反兵役的学生，有时则痛责反抗运动的激烈化与暴力化。他的观察与反省落实於一篇篇的文稿，最後终於结集成为《共和危机》一书。 在这本书里，鄂兰收录了三篇长文与一篇访问稿。讨论的问题包括美国军方的越战报告、青年学生的反抗示威、左翼学生运动的暴力理论、以及理想的政治组织形态等等。就系统性与深度而言，这些论述无法与她的其他大作--如《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之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论革命》（on revolution）等相提并论；但这些文章所触及的都是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其分析的角度也都是直接出自她的理论性作品，因此它们反而提供一些最具体的范例，点明了鄂兰政治理论在现实上的活用性。事实上，鄂兰的著述风格一向是超越学院论文与专栏评论二分的藩篱，而以叙事性格鲜明的手法铺陈哲学理论。1963年的《艾契曼审判》（eichmann in jerusalem）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写作方式的启发性。因此《共和危机》所呈现的绝非一般性的专栏文字，而是处处闪现理论关联的「思想演练」（the exercise of though）。具体地讲，它们都是阐释鄂兰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信念的文章，而其切入的方式，则分见於「政治谎言」、「服从义务」、「契约论传统」、「政治权力」、「协议制度」等论点，我们也就可以一一指出其联结方式。 本书首篇文章是「政治中的谎言」，表面上讨论的焦点是「五角大厦越战报告书」（the pentagon paper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美国政府迷信一群问题解决专家（problem-solvers）以及公关形象专家（public-relations managers），以致越战政策的错误被掩饰、拖延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但是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於一般人为何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在鄂兰看来，人类普遍习惯於接受有系统、前後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理性推理所以可能的基础，但是如果失於省察，同样的心理也可以被利用来灌输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谎言。因为谎言也者，就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捏造与编织。这种编织出来的产物在许多方面都比事实本身显得更有系统、更前後一贯，结果人们反而宁可相信谎言，也不愿面对例外不断的真相。在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假问题解泱专家之助，凭空制造了一个「中俄共产集团联手向全球扩张」之说法，然後对中南半岛局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骨牌理论，」宣称越南若沦入共产党之手，则寮国、高棉、泰国等亦将连续失陷。这个理论完全无视当时越战只是越南国内内战的事实，也无视南越政府腐化不得民心的事实，结果美国在切断骨牌效应的驱策下介入越战，不仅使中南半岛局势恶化，也引发美国本土的长期抗争。当鄂兰著手写作此文时，越战仍未结束，但美国已兵老师疲，无心恋战。鄂兰叹息的是谎言永远比事实真相更具说服力。由於事实真相来自於人的行动，而行动的本质在於其不可预测、不可规约的创造性，所以事实总是充满意外，不是任何行为科学理论所能完全掌握。但是人类习惯听信系统严明的理论，这就给谎言制造者一个绝佳的机会，以真假混杂而毫无破绽的理论去解释过去的行为，并预测未来的趋势。由於他们彷佛已经发现历史的法则，所以他们的的说词就更能打动人心，赢得信任。荒谬的是：这些蓄意欺人的专家由於太过坚持理论的正确性，最後竟然转而要求未来的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的预测。当中共还未插入中南半岛情势前，他们预测她一定会插手，因此为了促使这个预测实现，问题专家乃制造大量中共支持越共的证据，最後中共「果然」出来支持越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谎言就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符合逻辑的命题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结果受害的是一般民众。 越战的是非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的争议，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适逢徵兵年龄的年轻人。认为越战乃不义之战的青年们走上街头，反抗徵兵。他们形成了60年代末期波澜壮阔的「公民反抗运动」（civil disobedience）。这个社会运动直接挑战了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几乎没有一个历经60年代洗礼的美国学者不会对此经验留下反省的纪录。麦可。瓦瑟（michael walzer）、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以及鄂兰都在他们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处理了这个问题。鄂兰认为公民反抗运动乃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公民，当他们相信改变现状的正当管道已不再起作用，而民怨也没人听闻没人理会；或是相反地，当政府一意孤行，决定采取某些行动，而其是否合法合宪却大有商榷余地时，」公民就会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以表达他们的质疑、不满与抗议。拒绝应召入伍是违法的、未经同意游行示威是违法的、占据校园破坏军方研究单位是违法的，可是这些行动在「政府本身违宪」的前提下，统统变成理直气壮的公民反抗运动。 鄂兰明白区分「公民反抗」与「良心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反抗是一个人为了宗教或信仰的理由（譬如不杀生），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但是公民反抗不是这种个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一般人以苏格拉底及梭罗为公民反抗之典范，因为他们基於良知之召唤，抗拒了国家的要求。可是鄂兰指出：以良知来合理化公民反抗是不妥的。因为第一，良知是非常主观的声音，某甲的良知不一定与某乙的良知吻合。当众人皆以良心为政治行动之依据，任何事情都没有解决的可能。第二，良知也是非常自利性的诉求。良知促使一个人内心取得和谐，但是个人内心平衡与国家福祉是两回事。政治行动必须著眼於公共领域的美善，而不是一己的解脱得救与否。在这个地方，鄂兰引用的是她在《论革命》一书中曾经揭示的原则：政治永远不应该受制於道德考虑，政治有政治的判准，如果放弃这些判准以就良知道德，结局若非伪善即是失败。 公民反抗不以良知为合理化的基础，就必须另寻出路。鄂兰提供的途径是契约论传统。她希望美国公民要记得政府的成立是基於人民的同意，同意不必然以明示的方式为之，但至少某种默示的同意（tacit consent）是存在的。根据契约论的推理，正是由於人人有权提出异议，适足上证明该政治体系获得了基本的人民同意。「异议蕴含了同意，它是自由政府的标志。」鄂兰以此精神解读公民的反抗运动，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已违背了人民对她的托负，因此人民当然有权利反抗。抑有进者，为求永远保障这种反抗权，鄂兰甚至还呼吁大家把抗议群众视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自愿结社，而透过增订宪法条文的方式，把这种抗议权利写进美国宪章里去。 「论暴力」一文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此文在1969年单独发表时，就已是脍炙人口的作品，鄂兰在这篇文章中反省左翼学生运动所标榜的暴力理论，结果发展出一个区分暴力理论与其他力量的重要分类。她首先批评学生运动受到黑人民权运动极端派的主导，扭曲了原先抗争的合理对象，转而沈迷於各式各样的暴力理论。接著她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政治行动的构成法则是权力（power）。暴力与权力的区别在於：前者属於工具性的范畴，後者才是目的性的存在。我们一般以为权力是「命令-服从」的宰制关系，而暴力则是其中最激烈的表现方式。鄂兰说这种想法对错参半，因为暴力确实是「迫使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种工具性力量，但是权力则与此无关，它是「一切政府的精髓要素，」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暴力的行使要靠其所追求之目的来合理化，而权力则不需要合理化（justification）。权力自始存在於政治社群的本质之中，它所需要的只是正当性（legitimacy）。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所以暴力的理据指向未来即将达成的目的。正当性来自最初成立的宗旨，所以判断权力运行得当与否要回溯至过去人群聚集成政治团体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