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以传统排外主义为动员方式，从而反抗西方入侵的。与西方近代基于主权思想的民族主义不同，排外主义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平等竞争的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儒家强调文化对垒的天下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它不仅使近代中国人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因而迟迟未能提出收回主权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而且无法进行反抗西方侵略所需要的广泛的民众动员。不仅如此，排外主义主张以暴力排斥一切外人，不仅不能达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目的，反而容易招致外人“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注：伤心人：《排外平议》，《清议报》68册，1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传统排外主义的影响逐渐式微，而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民族主义逐渐流行，成为反抗西方侵略的新的思想资源，其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即是以这一新思想资源反抗列强欺凌的显例。
    国内外学者对抵制美货运动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大多侧重于从反帝和资产阶级成长的角度考察各个阶层的态度和作用（注：1949年后大陆学者关于抵货运动最早的论文是《历史教学》1953年8期发表的署名一宁的文章：《1905年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的主要情形如何？》。后来《近代史资料》先后发表了《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1956年1期）、《1905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和《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的片断回忆》（1958年5期）等多篇资料性文章，对抵制美货运功的大致情形进行了介绍，但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1966年台湾学者张存武出版了《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一书，对抵制美货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及各方的反应做了迄今最为全面、最为详尽的描述，但该书基本上是一本资料集，尚局限于对事件进行描述的层次。1979年后，大陆学者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获得了较大进展，发表的多篇论文对抵制美货期间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历史地位、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耿云志《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5年1期）、朱英：《晚清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3期）、沈雨梧：《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与浙江资产阶级》（《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等。美国学者对抵制运动的研究大致始于雷麦（C.F.Remer）1933年出版的《中国抵制外货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3），该书辟有专章研究抵制美货运动，但作者的重点在分析运动的经济后果。1977年德尔伯·麦基（Delber L.McKee）出版的《排华与门户开放之争》（ChineseExclusionVersusthe Open Door Policy 1900-1906: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the Roosevelt Era,Detroit,1977），是研究抵制美货比较全面的著作，作者的主旨是探讨美国国内排华政策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矛盾性以及美国政府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华裔美国学者蔡石山曾提出应从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研究抵制美货运动，但语焉不详，且缺乏理论性的分析。参见Shih-shan H.Ts'ai,"Reaction to Exclusion:The Boycott of1905 and Chinese National Awakening",Historian,Vol.39 （1976）。美国学者有关研究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还有：AnthonyMilnar,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With EspecialReference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Boycott,1905-1906 （Ph.D.diss.,Georgetown University,1948）；Margaret Field,"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ed.,Papers on China,No.11 （Cambridge,Mass.,1957）；Shih-shanH.Ts'ai,Chinaa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1868-1911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3）。最近一些文章虽则运用西方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理论分析抵制美货运动中民众活动的近代性”（注：参见〔韩〕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4期；朱英《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历史研究》1998年1期。），为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对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则鲜有论及。其实，作为一场“涉外”事件，抵制美货运动的“近代性”不仅体现在民众自身活动的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反抗外强的理念、手段和方法上，这场运动在中国从传统的排外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抵制美货运动，剖析它所体现的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一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思想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和“原动力”（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94册，1901年10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朝贡体制下的宗主权思想和君王役使臣民的王权思想，根本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甲午战后，伴随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人民主权思想才开始萌芽，“国民”一词也逐渐流行。相对于愚忠某一王朝的臣民而言，国民乃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公民。人民主权思 想在中国的兴起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既然主权在民，那么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国民固有之权利，而且涉及国家利益的决策必须经过国民的同意。这些思想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并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先声。
    在上海商民酝酿抵制之初，部分绅商就已表现出对清廷秘密外交的不满，提出应及早抵制，阻止订约。叶高等人在致曾铸书中言道：“吾国政府与外人议约向无咨询国人之举，所有约稿皆定于论思密勿之地，吾民无由而知，直至签押换约之后或自外洋报章反哺吾国。万一此约定后，然后吾民设法抵制补救已迟。”因此他主张订约前即行抵制，不等二月之期，这样“美国必大为震动，自然就我范围，从速定约，至国权无损，然后各商照常定办，未为失时。不然国力薄弱，政府恐难敌也，民力散缓，空言亦无补也。”（注：苏绍柄编辑，伊熙绩鉴定《山钟集》，上海油印本，1906年，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