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源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在争取执政党地位过程中及成为执政党后，一直都非常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编纂与叙述。1935年，国民党决定建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为行文方便，简称为“党史陈列馆”或“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党史叙述与展览的空间，以服务于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党史陈列馆遂成为宣传孙中山与党化教育的重要机构。目前学术界基本没有关于中央党史陈列馆的研究，少数学者在建筑史维度论述近代中国建筑或南京民国建筑时会提及陈列馆，但仅一笔带过，只有杨廷宝作品有集中对党史陈列馆建筑格局的介绍。①学界对党史陈列馆所具有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功能、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教育功能均无研究。为此，笔者考察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国民党重要政治机构的建立过程，解析国民党如何利用近代新型公共空间形式——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将官修辛亥革命史叙述推向社会各界，以实现其宣传党化教育的目的。
    中央党史陈列馆是陈列国民党全部党史的专门性展览馆，但由于同民党将其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视为伟业，因此辛亥革命史在整个党史叙述与陈列馆的展览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辛亥革命史叙述的转化，最能体现国民党利用历史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折射出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功能。因此，本文特别选取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整个国民党党史叙述，以期更加深入地解读政党、国家权力在展览政治中的作用。
    合法性与辛亥革命史的官方叙述
    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很早就开始纂、述辛亥革命史，并将历史叙述与革命教育相结合，以获得人们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
    实际上，在国民党编纂辛亥革命史之前，已经有学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但叙述体系与后来的国民党官方叙述重点完全不同。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在叙述辛亥革命缘起时，仅提及孙文成立兴中会、伦敦蒙难以及革命党人的暗杀与起义，未提及同盟会，而直接转入对武昌发难的叙述。此书没有突出孙中山与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②1914年，谷钟秀所编《中华民国开国史》也仅提到“孙文倡革命之说，立兴中会，号召徒党。光绪十七年，起事于广州，未成，逃之南洋群岛及美洲旧金山等处。所至鼓吹革命……”略及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并详述各省光复独立的情形。③1923年，《东方杂志》社又组织编撰纪念刊物《辛亥革命史》，该书简述了辛亥革命前“革命主义之传播”，其中孙中山及兴中会只是背景中的一个点，而不是领导中心。从文本叙述中能看到的是全国各地的反清运动，而后直接转入“武昌发难”及各省独立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本书中，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四川保路运动也被视为辛亥革命前夜的重要事件而进入叙述体系。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建立，以及各次起义的组织和策动，孙中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孙中山与同盟会会成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而同盟会分支机构较多，内部纷争不断，他的领导地位一度受到挑战，领导作用在社会上也就未被充分认识。这是民初诸多革命史书籍没有突出孙中山领导作用的原因。而且，各省光复是民国建立的重要基础，其成就更为直观，对于非同盟会和非革命党系统的人来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及其他革命派组织同样重要，遂在民初革命史叙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有关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叙述相对弱化。
    但是，后来革命史书写出现叙述转向。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一直重视历史编纂，孙在批复胡汉民等人在民国元年要求设立国史馆时指出：“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⑤1923年，孙中山撰写《中国革命史》一文，后出版单行本。在该文中孙中山详细记述了他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以及各次起义的过程，并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关于辛亥革命的叙述成为后来国民党官方叙述的直接来源。⑥1925年，汪精卫在黄埔军校讲述“中国国民党史概论”，而当时“还未能够有一部完全的党史”，汪氏遂强调汇集史料、审定史料、编纂史料，系统地论述编纂国民党史。⑦根据其讲演整理出版的教材《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应该是国民党自己最早的党史叙述，该书后来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上海光明书局等在1926～1927年间多次印刷出版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该书对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的历史进行了阐述，汪精卫作为革命党及其活动的随接参与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可谓翔实而生动。
    汪书的出版，标志着“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史”＝“辛亥革命史”的党史叙述体系基本形成，且影响巨大，此后各种版本的国民党党史及中国革命史在叙述辛亥革命史时均按此模式撰述。如1926年，贝铭编撰的《中国革命史》出版，主要围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程为叙述主体，全书内容到孙中山逝世为止。⑨1927年贝华编著、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在首页放上了孙中山的照片。⑩有的革命史著述仍会提及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和保路运动，但仅一笔带过，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有的则根本予以忽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处所印的两种《中国革命史》，更是专门叙述“中山先生与革命”，内容包括“先生的小史”、“先生的生活”、“先生的主义”、“先生的革命理论”，其次详述“革命的团体”，指出兴中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核心领导作用。(11)总之，随着国民党势力日益强大，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史叙述逐步成为当时革命史书籍的主体。
    正统的辛亥革命史叙述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前身为主体的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由此，辛亥革命史就不能局限于学术研究范畴，也不能仅局限于让党员学习，而应该全民皆知。1928年，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宗黄演讲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经人整理出版。该书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同样是围绕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展开，并且明确表示，讲演、编纂革命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凝聚众心、教化民众，因为党员和民众“不知本党为何物，主义为何用，以致虎儿出押，莫之能御”，必须“对症下药，除讲三民主义精华，国民革命略史外，特再讲中国国民党党史，以指导全滇民众使之认识康庄，共谋出路”。作者希望该书成为党史的专书，“供本党宣传之资料”。(12)之后，国民党更有意识地加强对国民党史的研究与宣传，党史叙述成为国民党凝聚党内进行宣传、鼓舞民众的工具，而革命史的收集、整理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国民党人看来，“本党努力革命，历有年所，其间经过事实，莫不如火如荼，可歌可泣，非特为本党历史精神所寄托，足供吾人策动之资”，因为“本党努力革命之过程，亦即民国演进之过程，党事国事，盖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1929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决，正式成立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以加强党史研究。既然是中央一级机构，自然该机构不是由学者而是由国民党要员组成，蒋介石、吴稚晖、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传贤、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等11人为委员，旋由委员会会议拟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及组织系统。同时，委员会决议聘任陈少白、张静江等为名誉委员，推定胡汉民、林森、戴传贤、叶楚伧、邵元冲等5人为常务委员。(13)上述成员不少是参加过同盟会的老党员，且在党内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这样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国民党对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定位：党史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工作委员会，而是国民党最高领袖直接领导、编纂正史的权威机构。党史会不仅要整理和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要透过历史叙述来宣传革命精神，党史叙述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换言之，党史叙述就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党史叙述中，辛亥革命史是以孙中山和国民党前身——革命党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能为国民党政权直接提供合法性来源，因此，辛亥革命史在国民党党史中地位最为突出。党史会曾出版《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该书以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史划分时代的标准，第一章为“总理诞生前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二章为“兴中会之创立与本党革命运动之开始”，其中又以“总理革命思想之酝酿与形成”为开端，并专门叙述“总理亲在广州领导本党第一次起义”；第三章则为“兴中会成立后国内外环境之险恶与革命运动之奋进”；第四章为“中国同盟会之与辛亥革命之成就”。(14)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将以此书作为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教材。(15)而这样的叙述更进一步成为革命史或党史叙述的基本模式。1930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力加强，无论是官员编纂的革命史，还是一般人士或其他党派所纂的革命史以及各类教材，都是遵循这一模式。如曾任中央训练团和中央宣传部指导员的印维廉所编《中国革命史》，在“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一节开篇即为“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而在叙述各地的革命活动时，四川保路运动没有被提及，只是在后来各省独立时一语带过。(16)又如曾参加共产党的郭真、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所编《辛亥革命史》，以及多种《中华民国史》也都将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所领导的起义作为叙述主体，有的忽略四川保路运动，有的忽略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并对各省独立进行极为简要的叙述(17)，与民国初年出现的叙述存在极大差异。以后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中，只有《辛亥开国史》相对尊重历史史实，详述自立军起义、保路运动及各省光复，并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历史定位。(18)但总体而言，辛亥革命史叙述基本被党史叙述所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