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党史会应设置史料陈列室。党史会在成立之初，曾借用中央图书馆旧址作档案史料库办公室及档案史料庋藏处。为扩大影响，党史会决定扩大史料陈列室的规模，并改名为“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增建库房，轮流公开展览各种史料，以“引起国人深刻之观感，而激发其革命之情绪”。中央要员认为“本党之史料，即本党革命精神所寄托，自宜视同中禁珍秘”，应该完善保存，中央遂通过设立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决议，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叶楚伧、孙科、孔祥熙、邵元冲等9人出任建筑委员会委员。(19)
    党史陈列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陈列馆或博物馆，其地理位置极为突出。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筑党史史料陈列馆于明故宫党部基地内”(20)，此处为中央政治核心区。为与党史馆对称，又在明故宫轴线东侧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平面布置及建筑外形与党史馆相同。中央极其重视党史陈列馆工程，特别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设计。全馆布局，以史料陈列馆大楼为主体，呈中轴对称格局。(21)陈列馆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多达37亩，馆室面积达117.84平方丈。(22)地理位置与建筑规制彰显了党史陈列馆的崇高地位。
    如果说地理位置只是从空间维度定位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地位，那么隆重的奠基礼则从仪式维度进一步提升陈列馆的神圣地位。1935年，党史会特别选择在革命纪念日即黄花岗起义纪念日——3月29日这一天举行陈列馆的奠基典礼，邵元冲在致辞时说：“史料陈列馆选择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奠基，其涵义至为重要，盖三月二十九日乃本党先烈殉国最伟大最可纪念之日期，而本馆即历年革命先烈史迹集合总场合也。”(23)为了彰显奠基礼的重要性，党史会“事前曾柬请各界观礼”，林森主席及党史会常委居正、邵元冲，中央委员陈立夫、张道藩、柏文蔚及党史编纂委员全体职员，各界代表共约数百人参加奠基礼，“由党史编纂会就建筑址内布置会场，悬旗结彩，气象蔚然”(24)。
    奠基礼极不寻常，先由职员将邵元冲预书的敕词及签名册放入紫铜箱内，该箱置入基石下面，随后军乐大奏，“基石渐下，乃由林主席亲持银匙挑刷水泥于石上，以示固封永藏之意”。中央代表更在致辞中说：“本人今日代表中央，祝本馆之生命与整个国民党整个中华民族，同垂千古而不朽。”(25)如此规格、如此神圣而隆重的奠基礼，在国民政府其他中央机构建筑奠基礼中并不多见。
    党史陈列馆的奠基礼表明，这是具有政治象征地位的国家工程。中执会下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审计部尽先拨付”(26)，党史陈列馆建筑经费总计30万元。财政部拨款不及时，中执会催拨，最终下令“按月如数拨发，以免延误”(27)。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党史陈列馆仅用一年多时间即于1936年7月竣工。(28)党史陈列馆作为保存、陈列党史史料的最高机构，其建筑配置体现出至尊地位：“陈列室之仰顶梁柱及檐柱椽角，均饰以中国彩绘”，四周布置花园和警亭4座。(29)陈列室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库房采用特制防火钢库门和空气调节设备，以期严格保护所藏史料。“建筑内部装修以菱花门窗，天花藻井，沥粉彩画，外观为重檐歇山宫殿式建筑，庄重宏伟。”(30)大门牌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传统三间四柱仿木样式，额枋彩绘，正面写有“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反面匾额八字为“至大至公，前所未有”，蒋介石为党史馆题词“乾坤正气”。(31)一楼为礼堂，中悬孙中山遗像和党国旗。(32)
    为了进一步突出中央党史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之间的联系，党史会特别选择了辛亥革命起义纪念日即10月10日，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举行开馆礼，因为在国民党看来，党史陈列馆并不仅仅与革命相关，而且与中华民国历史和民族生存之道相关。关于这一点联系，中央代表早在党史陈列馆的奠基礼上，就已经指出：“本党党史与中华民国历史至有关联，其价值之重要已可知，后人如善于保存，亦即所以维持吾民族生存历史之道，本馆完成，则党史庶可保存于永久也。”(33)选择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举行奠基礼，在“双十节”举行开馆礼，是国民党辛亥革命史叙述及建国史叙述的体现。
    是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副主任委员罗家伦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孔祥熙等前往参加，各机关来宾共约数百人参加典礼。林森在致词中说：“馆内所陈列者，兹经数年搜集整理，均为革命历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品，亦为民国之种种史料，今均陈列于此，使全国人民，得以瞻仰，吾人今见本党以往奋斗之史迹，应有所奋发，继续努力，负起发扬光大之重任。”下午陈列馆免费开放，约有数千人参观。(34)
    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过程昭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政治地位，其建筑已经成为国民党/国家权威秩序在视觉上的展演，是正统、权威、党化政治文化的表征。
    陈列展览中的辛亥革命史叙述
    党史陈列馆建立的目的就是向全社会宣传国民党的奋斗历史，从而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邵元冲在党史陈列馆奠基时就说得极为深刻：
    本党由总理领导革命各同志，为党为国为民族而牺牲者，何可限量。其间可歌可泣之伟迹，颇足使后人景慕仰止，吾人追念先烈，应如何奋斗，如何努力，以继此伟大之革命事业，本党自兴中会以至今日，历史既久，史料尤多，凡总理遗墨、先烈手迹，以及一切革命史迹，俱极珍贵，而足资观感，故中央特建此陈列馆，以便将史实陈列，庶一般民众，因此而知本党过去牺牲之光荣。及为民族奋斗之精神，藉以共起继承先烈遗志，竟此伟大之未竟革命。
    邵元冲在敕词中还强调了党史陈列馆的展览与教化功能：“民国初造，勋烈赫濯，纪述章明，职在党史……文献攸资，观感所系，非营缮史藏，无以重储守，而广群览。”(35)同盟会元老张继专门撰文论述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欲求党史精神之普遍，使一般民众，对于本党信仰之坚定，以激励其维护民国与复兴民族之决心，允宜将本党光荣历史材料，为公开展览，而作有力之暗示。因此中央有设置党史陈列馆之决定，为党史会主要事业之一部。”(36)可见，举办展览是党史陈列馆的首要任务，对于宣传革命精神、促进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对党史展览一直极为重视，党史会在党史陈列馆建立之前已经开始举办展览。早在1929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纪念孙中山诞辰时，就公开“展览革命史迹纪念物……所有革命史迹之珍贵纪念物莫不陈列其间”(37)。1932年冬，因“国难日亟，思有以振发人心，曾荟陈一部分史料，公开展览”。展览时间仅一周，参观者已达数万人，“足征党内外人士对于本党光荣史迹之注意”。在他们看来，“欲求振聩起靡，共励卫国复兴之志，舍此莫属”。(38)为期仅一周的展览让党史会深刻认识到，展览具有宣传党史、启迪民众、振奋斗志的功能。中央党史会遂力促建立史料陈列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观展览，充分发挥党史史料社会教育的功能。(39)
    中央党史陈列馆并不是依托于辛亥革命历史遗址建立的，它们与历史事件没有天然的联系，其革命史知识的传输更依赖于史料陈列与展览。中央党史陈列馆建立后，除去抗战时期，陈列馆一直举办常年展和特殊纪念展。
    常年展主要是将党史会所拥有的文献、文物进行长期性布展，让社会各界随时能够观瞻。常年展最能体现出党史陈列馆的叙述体系。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创党的重要历史，从兴中会成立到中华民国建立，时间跨度长，斗争最为艰苦卓绝，史料最为丰富，其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占据党史史料的主体。据1929年的统计，“总理史料”占31.11％，“总理纪念品”占12.5％，占所有馆藏的43.61％。(40)党史馆在1937年专门举办了2期史料展览，其中不少仍为“新增开国前史料”，《中央日报》称“充满忠勇为国之革命空气”(41)。
    党史陈列馆通过运用空间策略与时间序列相结合的办法来呈现历史发展轨迹，从而让人们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党史馆人员特别重视孙中山在展览中的地位，将总理遗像布置于大礼堂的中央，又特辟“总理专室”，这是国民党将孙中山定位为精神领袖的空间呈现。为了充分展示国民党的光辉历史，展览的排列方式是以时间为轴。据《中央日报》报道，“卅余年革命史迹分七室陈列”，“均分置二三两层楼各室内，除总理史迹特辟专室外，分配于各陈列室，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序，自民国纪元前十八年以迄民国十三年(兴中会时期)，第三室纪元前七年至纪元前一年(同盟会时期)，第四室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第五室民国六年至民国十一年，第六室民国十三年，第七室总理北上与逝世”(42)。这样单列孙中山史料，突出了孙中山在国民党革命史叙述中无与伦比的领袖地位，而其余以时间为序，则让参观者非常明晰地看到革命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艰难历程。
    作为历史展览，其展品不能像百货公司的陈列品那样种类繁多，而是需要配合空间安排与时间序列进行挑选，突出重点，形成自己的叙述体系。党史陈列馆的展品主要集中于孙中山的遗物、遗著以及革命先烈的遗物，其中不少是突出烈士英勇献身和革命残酷性的展品，以引起参观者的共鸣。如“徐烈士锡麟在丁未年刺杀清皖抚恩铭被捕刑讯及刺杀之手枪等照片多幅，旁录供词，义正词严，至今读之，令人凛然起敬”；“黄花岗烈士被捕及就义照片二幅，虽像貌模糊不清，然烈士林觉民、庞雄、陈可钧等，慷慨陈词及从容就义之革命精神，实足激发后死者之革命情绪”。还有范鸿仙被袁世凯刺杀于上海的血衣2件，当时参观的记者就深受触动，称血衣上“点滴鲜明，不禁令人回想范烈士当时受害之惨酷，肃然起敬”。(43)
    为了让参观者深入了解每一件文物、史料的革命价值，以及背后的历史语境，党史陈列馆在每一件展品旁均附详细说明。这样，每件文物、史料就不再是一个个普通而简单的物件，而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述说着充满艰辛、鲜血的革命历程。同时，为了强化展览的功效，陈列馆还“装置播音器……每日上下午启门时，播放党歌及总理演讲片，声浪清晰，令人肃然起敬”(44)。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到中央党史陈列馆参观，但《中央日报》作了详细报道，特别是记者融入自己的情感来叙述革命文物陈列，使没有机会前去参观的读者，也仿佛随着记者完成了参观之旅。
    辛亥革命史叙述与国民党建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而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国民党官方机构，其展示辛亥革命文物，再现辛亥革命史也必然与此一脉相承。根据中央党史陈列馆展览目录(45)、《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从展室的安排及所陈列的文物来看，集中叙述的是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领导的起义，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四川保路运动则没有涉及，这与1925年以后革命史书籍中的相关叙述是一致的。而且，除举办常年展外，党史陈列馆也会举办一些特别展，“每逢纪念日，将有关此事史料，临时补充，或标注各种符号，藉使来宾阅览，以加重纪念之意义。过去如总理逝世及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均有举行，以是参观来宾，较平时更形踊跃”。当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统帅，也是不能忽略的，陈列馆偶尔也会举行蒋介石事迹展，但多数都是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展览，特别是3月举办孙中山逝世纪念特展和黄花岗起义纪念特展。陈英士因与蒋介石等人关系密切，成为国民党竭力宣传的革命先烈。国民党除了为陈氏在上海、西湖以及其家乡建立铜像、纪念堂外，还特别在其殉难纪念日举办纪念特展，依例将其史料“集中陈列一橱，其中多属先生亲笔遗墨，如上二总理及致廖仲恺、陈仲欗两先烈书，字里行间，均足表现先生伟大革命与人格，堪称珍贵之革命文献”(46)。
    其实，“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起义”一直是革命史展览的中心内容，即使到后期新增抗战史料，但上述经典的叙述内容及模式都没有改变。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后，党史会继续举办党史陈列展览，内容仍是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起义为中心。1942年2月13～15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革命史迹展览中，选展史料863件，共分10类陈列：主要包括孙中山家庭史辑、遗物、遗著，革命先烈的遗像、遗著、遗物，另单列兴中会时期的史料、同盟会时期史料，其他为蒋介石家庭、中华革命党及国民党时期史料。1944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暨国民党建党50周年，党史会再度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为期5天的“扩大革命史迹展览会”。展品除党史会自存史料外，还有党史会向个人借用的革命史料。这次展览规模最大，分为7室，其中第一室孙中山史料，第二至第五室则分别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史料，其他则为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史料。(47)抗战之后，南京的中央党史陈列馆重新启用，展览格局与展室保持不变，依旧选择在孙中山纪念日或革命纪念日举行展览，如1946年就定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了“革命史迹展览”，1947年10月10日党史会主办辛亥革命史迹展览(48)，而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史料也依然是展览的主体。1948年1月1日，党史陈列馆更名为“开国文献馆”(49)，展览形式与内容并未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