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供应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1860年至1864年间，太平军军事占领区发生变动，其粮食供应地也随之由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转移到长江下游的苏、浙、皖一带。这一时期的粮食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成败，而且对太平天国运动后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变动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真正涉及这一问题的只有方之光、崔之清合写的《试论太平天国天京的粮食问题》和贾熟村的《粮食问题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等少数几篇文章。（注：《太平天国学刊》第3辑第70页、第4辑第6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方、贾等诸位先生对太平天国时期天京的粮食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人不揣浅陋，欲在上述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从1860-1864年天京的人口入手，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以期探明这一时期天京的粮食来源、理论需求量、实际供给量、实际消耗量以及这一时期的粮食问题对于天京的失守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一、1860-1864年天京人口总数估计
    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即挥师东下，占领了江宁，改名天京。自此以后，天京的粮食供应就几乎全赖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接济。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记载：“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1854年）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贼粮·船运”，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75页。）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逐渐分崩离析，军事上节节被动，中游产米区渐次丧失。1860年2月，张国梁攻破九洑州，天京附近江面的南北交通断绝，粮道受阻，接济困难，遂发生了粮食危机，“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注：过铸：《向张二公传忠录》，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748页。）。但同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占领苏州，建立苏福省；同年12月太平军又攻占杭州，第二年浙江天省建立。苏福省及浙江天省的建立，给天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粮食供应地，为天京后期的固守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得以延续。总之，1860年以前，天京的粮食供应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而此后则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的苏、浙地区。
    太平军占领天京期间，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天所食粮食定量供给。因此，1860年至1864年间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与同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查清这一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同时期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但是，1853年初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关于天京城内人口的具体数量，太平军自己并没有留下准确的统计数据。由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因而众说纷纭，差异很大。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载，1853年初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注：《贼情汇纂》卷11，“贼数·新贼”，《太平天国》（三），第296页。）。统而计之，太平军到达江宁时，男女合计共有210余万。此后，太平军除遣少数军队分占镇江、扬州，及5月北伐出调兵丁2.2万人，6月西征首次调兵2万人外，其余军队都集聚在金陵城中及其外围地区。因此，如太平军人数果如张氏所言，则1853年夏天京城中仅外来人口（包括太平军及随同太平军入城的人口）就应有200多万。
    然而，同时期其他有关太平军人数的记载却远小于此数。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记载：1853年夏，天京人口总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九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广西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庆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注：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55页。），男馆、女馆统计共约有25万人，其中土著人口（太平军攻占金陵时城中原有人口）约有15万，外来人口约有10万。陈徽言《武昌纪事》中提及：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共分为前一、前二、后一、后二等10军。（注：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第595页。）按太平军军制，每军武卒数目13125人，以此计算，10军总数约有13万人。这与沈梓《养拙轩笔记》中所记载太平军到达江宁时的人数大致相等。（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5页。）赵烈文亦指出，及到达江宁，太平军人数“大约船上四万余人，攻城兵三万余人，所招土匪流民数亦相等，总计不下十余万人”（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选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2页。）。郭毅生先生认为陈、沈、赵三人所记载的太平军数实际上只包括陆军，而并无水军。他在《太平军克南京的人数问题》一文中指出，攻克南京之前，那些只操舟管驾而不任战的船户水手并未被计入军数之内。据郭氏估计，这些船户水手的数目约有10万之众，因此，太平军在攻克南京时“水陆两军共约二十万有奇，而以二十五万为其最大限”（注：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31页。）。我认为郭先生对太平军人数的估计是比较接近于事实的。很显然，张德坚所记载的太平军人数是夸大了，而谢介鹤对于1853年夏天京人口的记载则明显地偏低了。到1853年夏，除去东征镇、扬及北伐、西征的军队，天京城中的外来人口，至少有20余万，而不是谢氏所记载的区区10余万人。进而，天京城中的总人口当然也不可能如谢氏所记载的仅有25万人。1853年初，谢介鹤以被俘者的身份进入天京城，因此他不可能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无法对天京人口进行全面完整的统计，当然更不可能对城外驻扎的太平军进行统计，这或许是谢氏记载的天京人口数偏低的原因。
    实际上，张德坚本人对自己所记录的太平军人数也表示过怀疑。他从一位从天京逃出曾充任太平军“先生主簿籍者”的口中得知，天京城中“屯贮截至癸丑年（1853年）终共存谷一百二十七万石，米七十五万石……始闻疑诧……嗣得句容县探报云，甲寅（1854年）三月，贼粮仅存十余万石……与前数悬殊。遂沈思其故，似江宁贼众与被虏之民，男妇不下数十万，即以五十万人为断，所发钱米如贼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发米二百斤……以此核算，每月应发米十七万石有奇……益以伪官加倍之数，统计所发米钱，与难民所述之数实相去不远”（注：《贼情汇纂》卷10，“贼粮·仓库”，《太平天国》（三），第278页。）。尽管这50万只是张德坚对当时天京人口数的一个估计，但这个估计却是从具体的史实入手，通过粮食消耗与人口总量之间关系的计算得来的，因此，与其他记载相比较更为可信。1853年夏以后，除同年8月西征增兵2万余人，1856年天京事变太平军互相残杀，死亡将近3万人外（注：《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398页。），直至1864年初，天京城内不再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出，天京人口亦未有其他重大损失。以此推算，1864年初天京城中人口总数当有45万人左右。
    另外，据《北华捷报》记载：1860年5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运大量食米入天京，足供40万人一年之食”（注：《北华捷报》第564号，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统考》中册，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738页。），呤唎亦指出：“1863年，每月计口授粮的人数为四十万以上”（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作为与太平军并肩作战的洋兄弟，直到1864年初，呤唎才离开中国，因此我认为他所记载的1863年天京人口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1860-1864年间天京的人口总数大约有40余万，最多不会超过45万，最少亦不会低于40万。曾国藩在谈及攻取天京之策时指出：“必须力断接济，仿照昔年攻九江、安庆之法，严防江路，禁截贼粮，则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专恃肩挑陆运，势必不给”（注：《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18，“近日军情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以下简称《丛刊续辑》）（1），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3105页。）。曾国荃在1864年初给曾国藩的信中亦提到“金陵为洪逆老巢，各伪王府、伪官署家小，以及守城各匪、往来游贼，通计不下数十万口”（注：《曾忠襄公书札》卷7，“禀曾中堂左中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571），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695-696。）。两人言及1864年前后天京的人口时皆以数十万统称，由此可见，上文对于1860年至1864年天京的人口总数约在40万至45万之间的推算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估计在这40余万人口中，外来人口与天京土著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即以42万人为断，按每25人每7日给米200斤计算，则天京每年需要粮食约117万石（每石150斤）。从1860年初到1864年7月天京失陷，共有4年零7个月的时间，按正常需要计算，江宁城中所需粮食至少应在536万石左右。那么，在此期间输入天京的粮食总量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