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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郊区别墅或townhouse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业界，学界普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的郊区化将成为新的趋势。以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般来说郊区的空气和环境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市政配套，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和学童的教育品质方面则远不如市中心。尤其，串联郊区和内城的公共运输系统根本还没建立。我不免好奇，这些郊区住宅锁定的购买者是谁？是每天通勤的白领中产阶级吗？家里有几辆车？谁开车上下班？谁送孩子上学？因为在郊区化的居住模式中，汽车决定了人们移动的能力，也决定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 国内对郊区化的想象来自美国。但在拷贝其住宅的外在形式之余，却比较少看到居住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举例而言，刺激六十年代后所谓“第二波妇女运动”萌芽的导火线正是郊区化。美国第一波的女权运动始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投票权的争取。众所周知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里的“人”并未包括女人和黑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美国女性至1920年才得到投票权（英国则是1928年）。但取得法律平等地位的女性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填补男人上战场所留下的空缺，美国政府曾大张旗鼓的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甚至是进入最粗重的军工产业。但战后，为了消化众多回乡战士的就业问题，战时头顶半边天的女性又被赶回家庭。尤其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郊区独户住宅和小汽车共同编织的新的美国梦中，家庭城堡中的女主人往往变成了专职的主妇。 事实上，宽敞而花木扶疏的郊区住宅的确需要一个专职主妇的劳动投入才能维持其整洁舒适。而公路和地铁的规划建设通常着眼于解决上下班通勤的问题，对于主妇们怎样接送小孩上下学，怎样买菜购物，上邮局，去医院则不甚关心。 偏偏在土地使用区划（zoning）管制极为严厉的美国，工业，商业，文教，政府等不同功能的分区清楚而分散，使得持家的郊区主妇为了一些日常事务往往必须在城，郊之间疲于奔命。1963年贝第。傅瑞丹（betty friedan）发表的“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惊醒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郊区梦。傅瑞丹指出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竭尽所能的塑造一个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女性自小就向往这个形象，并且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然而这个理想形象只是个迷思。由于家庭结构本质缺少有形的结构及酬偿制度，再加上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琐碎工作，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并不能从家庭主妇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及自我实现。简单的说，守着郊区大洋房的中产阶级妇女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她们发现自己和城市，和社会隔绝了，偌大的独户住宅不象城堡，倒更象囚笼。 从苦闷的郊区生活中觉醒的中产阶级女性看穿了美国梦当中性别假设的陷阱，因而掀起了第二波妇女运动的高潮，一方面诉求女性参与社会和建立自己事业的重要性；一方面诉诸于社会偏见和父权文化的深层改革。一部八十年代末的荷里活电影“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某种程度反应了这个社会心理转变的过程。郊区豪宅里的金童玉女在富裕却空虚的婚姻生活里反目成仇。 一幢让人艳羡的豪宅倒成了夫妻各出奇招演出全武行的战场，战况之激烈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的感觉里，自那以后美国电影里开始更多的描述城市中的雅皮如何寻找爱情， 关于郊区梦的描写，则通常是以一负面的刻板形象出现了。 话说回来，假如中国的郊区住宅开发还只在为少数包得起二奶的特定族群服务的阶段，那就另有一番不同的性别政治可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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