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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代的商人宗族，特别是近代早期商人宗族，与传统宗族相类似的另一个文化现象，是对入仕为官的向往与追求，或者是希望取得各种功名职衔，跻身于所谓的绅商之列。对于入仕为官，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宗族无不视为光宗耀祖的最重要之举；能够入仕为官者，在宗族中的威望与地位也顿时大为改观。近代早期的许多商人宗族，在这方面仍然称得上是孜孜以求。其与封建社会中传统宗族的不同之处，只是在方法上略有差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晚期，传统的宗族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入仕为官的机会，那么，近代的商人宗族除通过这一途径之外，更多的是采取捐纳报效的方式，获得各种功名虚衔。在清代，由于朝廷上下财政亏空越来越严重，遂以卖官鬻爵的手段加以弥补，由此为商人打开了新的获取功名职衔的方便之门。大量的事实表明，晚清时期商人宗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了不同等级的功名职衔。到20世纪初的清末，清廷为振兴工商，发展实业，还接连颁行了若干以功名职衔奖励华商的章程，而且包括向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商人赏以顶戴，奖给爵位，这也为商人取得功名职衔开辟了新的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的商人宗族之所以仍然热衷于求取功名职衔，一方面是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进而为本宗族从事商业活动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尽管晚清时期商人宗族通过新的方式所获得的大多是虚衔，但同样也能够在上述多方面为本宗族带来各种好处。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商人宗族才不惜破财捐纳报效。 如前所述，近代商人宗族文化与传统宗族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变迁影响之下，近代商人宗族文化同时也具有了不少新的时代内容，与传统的宗族文化相比又表现出某些差异。特别是到近代后期即20世纪以后，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 例如对入仕为官的追求与向往，在20世纪以后的商人宗族文化中即显得日益淡薄。这固然是由于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断绝了民间下层人士通过科举步入宦海的途径，再加上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之后，捐纳报效与卖官鬻爵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也使一般人很难再以金钱获取官职，但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这一重要变化，更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便在愈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商人宗族不再热衷于追求功名虚衔，而是将自己的子弟源源不断地送往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系统地掌握专业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经验。在近代中国被誉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即曾先后让他的11个子女赴英、美、日等国留学，其中4人留学英国，4人留学美国，3 人留学日本（注：《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8 页。）。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商人宗族中是比较普遍的。 商人宗族中新一代实业家的崛起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对于近代商人宗族文化的各种变化也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晚清时期商人宗族中的新兴商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商业资本家，其特点是仍然较多地受到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诸如崇尚名节、向往功名、重视乡谊、兼顾义利乃至因果报应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晚清时期的绝大部分商人宗族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20世纪20年代以后，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工商企业中担负重任，并在其商人宗族中成为主导者。与老一代绅商相比较，新一代商人更具近代实业家的素质，他们大多曾在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仅掌握了有关的专业知识，而且在文化素养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深受西方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均与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要少得多。毫无疑问，这既对近代宗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发展壮大会产生重要影响，也势必会给商人宗族文化带来新的气象。 其具体表现之一是近代中国商人宗族文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则愈益明显，从而更为显著地表现出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例如以往的绅商在宗族企业的用人方面，一般都是限于本宗族内部，不会重用宗族以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也难以聘用，这是传统宗族文化中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一大弊端。许多新一代实业家则开始打破了这一清规戒律，不受宗族乡缘地域的限制，将视野扩展到整个社会，广泛延聘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由此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事实上，20世纪新一代商人实业家的崛起，不仅在商人宗族中的影响比较突出，而且在当时的一些新式商人社团中也引起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例如在全国商会中占据领袖群伦地位的上海总商会，在1920年的换届改选中，入选的会董绝大部分是新一代实业家，原有会董中除具有一定革新意识的4人当选外，其余均落选。于是， 在上海总商会中新一代实业家基本上取代了老一代绅商，成为上海总商会风华正茂的年青领导层。此后的上海总商会，一改以往的保守面貌，锐意进取革新，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