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流民是一个成份复杂的群体，“良莠不齐，亦因以多故”，导致冲突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如《申报》所载江南“客民既众，贤愚不一，掘人坟墓，伐人树木，拆人墙屋，抢人稼穑，无日不有，无处不有，习以为常，殊不为怪。其甚者构祸而刃伤事主，寻衅而掳及妇女，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土著畏客过于豺虎。计年来遭客民鱼肉之惨而闹成奏案者，共见共闻，不一而足”（注：《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十六日。）。
    以上的分析表明，土客冲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但人性与风土不能相合，“异习生猜，逼处致竞”，简言之，因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冲突，乃是基本的、深层的原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视这种类型的土客冲突为文化冲突。
    关于土客冲突的情况，散见于各种文献资料中。“土客积不相能，已如水火”，“仇视生衅”，（注：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2页。）以致械斗之案层而叠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流民为了不为土著欺凌，往往与土著颉颃，他们按地缘关系结成“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抗拒土著文化的一种手段。如来自宁波、绍兴的结成“宁绍帮”，来自温州、台州的结成“温台帮”，来自河南的结成“河南帮”，来自江北的结成“江北帮”，而淮北流民则把家乡的“小刀会”搬到了江南，致使土客冲突不断升级。
    淮北是盛行小刀会的地区，民国以后小刀会遍及全区。蓝渭滨对此作过分析，说：“迷信鬼神，好勇斗狠，动辄对薄公庭，以致破家荡产，男子尚有蓄发留辫，女子缠足之风犹长，风气不开，头脑腐旧，新思想不易输入；阻碍社会进化，而封建观念，尚深植于农民脑袋之间，故秘密集会、结社之事甚多，如电光会、吃了自来会、大刀会、小刀会、清红帮会等，到处流行，乃是徐海农村中有力量之组织，有时遗害地方不浅，徐海农民风俗习惯，大概如此。”（注：蓝渭滨：《江苏徐海之农业及农民生活》《农村经济》第1卷第10期，第18页。）淮北流民之流向江南，也把他们组织帮会的习惯搬到了江南，大规模、有组织的土客冲突势所难免。1927年的冲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据记载，这次冲突根源于大批淮北流民南下寻找更为可靠的生计时产生的敌意。流民将他们低下的生活水准带到南方。土著居民住的是砖墙瓦顶的房子，而淮北流民依旧建造他们的茅土屋。流民以其生活方式原始而被看轻，双方相互通婚至为少见。经济上的竞争使之结怨很深，1927年农村匪患日炽，土客矛盾随之尖锐化。由于淮北流民几乎从未遭到过抢劫，土著居民怀疑流民引狼入室。作为报复，他们烧毁了数千间流民棚屋。淮北流民组织了一支小刀会，以示对抗。于是土著立即组织起大刀会。土客不时拼撕搏杀，直到1928年2月才达成休斗协议。然而，协议不久被撕毁。9月10日、11日，两千名小刀会会众，挨村需索火器、猪、鸡、食物和钱，情同匪类。6个拒不应从或不能满足其需要的村子被烧，许多居民被杀（注：见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71-172.），引起当局的不安。土客冲突由一般性的械斗到有组织的厮杀，表明土客矛盾日趋激化。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也能看到随着农村经济趋向衰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事实。
    土客文化的隔阂、抗拒、冲突，用历史的眼光看去，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交融乃是一般趋势。但文化的交融是在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冲突中实现的，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对另一方面似应有所交代。
    曾经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1869年所上《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指出：“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仍自垦熟之年起，三年后再令完粮。此等垦户即属业主，必不肯舍之而去，久之即成土著矣。”（注：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第7卷，《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这种设想不是没有可能的。淮北流民到了江南，定居下来，或业主，或佃户，原来的生活方式不能不有所改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吃面条的淮北人到了江南不得不改吃大米，这是客民土著化、或文化交融的先决条件。接着就是相互渗透，这种渗透往往通过婚姻关系来实现。据《广德州志》记载：“年来田赋渐有起色，悉赖该客民等远来开垦之力，虽寄籍年限不齐，要皆置有田产，葬有坟墓，与土民联姻通好，共土民纳粮当差。”（注：《光绪广德州志》第51卷，第9页。）可见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与土民“联姻通好”，恰恰也说明土客文化的交融，是在抗拒、冲突中进行的。在抗拒-渗透-冲突-渗透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以语言为例，江苏扬中、丹阳、溧水、高淳、金坛、溧阳六县，属“官吴混合语”，这种语言现象的出现，“除地理之因素外，应加以移民之因素说明之。”（注：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1938年版，第373页。）
    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江南土客文化的交融来说，终于近代，仍未完成，“异习生猜”的死结虽然有很大的松动，但并未完全解开，土客矛盾仍然存在，有些地方如川沙、昆山等，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注：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1938年版，第373页。）没有糅合而为“混合语”。
    根据以上所述，似乎可以总结出几条带有规律性的意见：就历史上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来说，流民亦为重要媒体；两种异文化相遇，由于反差甚巨，客民又比较集中，往往经过隔阂、抗拒、渗透、冲突，逐渐达到融合，如土著居民的群体素质（指平均文化水平、观念层次、社会活动能力等社会文化指标）较流民群体素质为高，那么，融合的过程就表现为土著文化对异文化进行改造、同化的过程；当流民数量大大超过土著居民，如广德州“土民不过十分之一，客民约居十分之九”，（注：《光绪广德州志》第51卷，第9页。）这时客文化就可能喧宾夺主，并对土著文化产生影响，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环境的改变，文化也在发生变迁，即已与流出地文化有了区别。相反，当流民数量大大少于土著居民、群体素质不若土著为高，客文化就会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